感謝“南雍論壇”授權釋出。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洪業著，曾祥波 譯
2020年5月出版
78.00元
978-7-5325-9594-5
1952年，洪業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下二冊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算是了卻他藏在心中十年的一樁宿願。十年前的1942年，他被關押在日軍監獄時，曾許下一樁心願，“再做一種關于杜詩的著作”，此願終于得償。此書出版十年後，他專門撰寫了一篇《我怎樣寫杜甫》，在《南洋商報》1962年元旦特刊上刊發。在這篇文章中，他縱談家事、國事、天下事，詳細陳述了自己撰作此書的心路曆程，堪稱作者的夫子自道。香港《人生》雜志、台北《中華雜志》等報刊先後予以轉載。1968年，香港南天書業公司還出版了陳湘廣（Charles K.H.Chen）的箋注本《我怎樣寫杜甫》，可見此文在當時就産生了較大的影響。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曾祥波中譯本《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也在書後附錄此文。顯然，此文對于了解洪業其人及其杜詩學是十分重要的。
《我怎樣寫杜甫》應該是根據講稿整理而成的，娓娓道來，流暢生動，特别好讀，雖然時過境遷，仍然有一種如臨講演現場的氛圍。《洪業傳》作者陳毓賢對洪業的講演水準贊不絕口，對我這樣無緣一見洪業、更沒有榮幸領略其講課或講演風采的晚輩來說，讀過此文，好比旁聽了洪業的一場講座，馀音繞梁，三日不絕。在這場講演中，洪業對《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一書有這樣言簡意赅的描述：“上冊是本文，下冊是子注。在上冊裡，我選譯杜詩三百七十四首來描寫杜甫的生平，說明其時代之背景與史實的意義 。在下冊裡，我注明各詩文的出處，中外人士的翻譯，曆代注家的讨論，時常也插入我的駁辯。再概話來說：上冊說杜甫是這樣的；下冊說杜甫不是那樣。上冊迎神，下冊打鬼。”這是對此書内容與主旨最簡潔生動、也是最提綱挈領的概括。
在這裡，我要特别揭出“迎神”與“打鬼”這兩個詞，它們不僅突出地呈現了洪業的語言表達風格，而且展現了洪氏杜詩學的特點。所謂“迎神”，是正面塑造杜甫的形象，确立杜甫的曆史地位。這一方面，曆來治杜詩學者用力良多，成就顯著，無論是曆史上的“詩史”之稱，還是洪業在本書标題上所标舉的“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稱号，皆是迎神功績的表現。所謂“打鬼”，是對曆來加于杜甫、杜詩或杜集身上的謠言、誤說、訛傳以及各種不實之詞進行考辨、訂正、洗汰，力圖肅清其影響。這一方面，曆來學者也煞費苦心，成績雖然不少，問題依然尚多。最值得重視的是，在杜詩流傳過程中，有些舊“鬼”尚未驅走，仍在以訛傳訛，而新“鬼”又進而滋生。
洪 業
洪業在《我怎樣寫杜甫》中說：“鬼有中外大小之分别，打有輕重疾徐之别。”隻要是“鬼”，不分中外古今，他一概都打，視其危害性之大小，打法有輕重疾徐之别。我對洪業打外國“鬼”特别感興趣。畢竟其他杜詩學者罕有這一方面的條件，更少有這一方面的業績。這是洪業杜詩學的重要業績之一。在《我怎樣寫杜甫》中，他舉了幾個離奇有趣的例子，其中一個是：“乾隆年間，在北京，有一位飽學多才、著作等身的西洋傳教士，漢名為錢德明，字若瑟。他老先生有一篇用法文寫的《杜甫傳》，可算是最早介紹杜甫的專文。他寫到離開史實愈遠愈妙。”譬如他寫到安祿山的隊伍在道上捉住了杜甫，幾個軍官報告給目不識丁的安祿山，問他要不要将詩人帶來供他消遣雲雲，真是不知有何根據。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總之，“錢德明把杜甫寫成一個很有趣而甚無用，忠君愛國而遁世逃名的詩人，寫得有聲有色，淋漓盡緻”，這當然與真實的杜甫有很大的距離。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是法國耶稣會士，來華後深受乾隆皇帝信任，在北京生活了四十二年，在18世紀來華傳教士中算是漢學水準很高的，當代學者或稱其為“18世紀中法間的文化使者”（龍雲著有《錢德明：18世紀中法間的文化使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但是，他文章中對于杜甫的諸多異想天開的描寫，亟應予以澄清。
洪業還舉了一個例子。在杜甫身後一千多年，居然出來一個外國女詩人，冒充他寫作。這些詩見于一本用法文翻譯的中國詩選，書名漢譯過來叫做《白玉詩書》，亦稱《玉書》。“這是法國一位有名的青年女詩人在她二十三歲的時候，用假名發表的。書中選有杜詩十四首，二首是别人翻譯真杜詩，而此女為改頭換面，遂與原譯不同。十二首全由這位女郎為杜甫捉刀：無論題目、字句、意義、神态，全與杜詩無涉。此書于1867年出版，流行甚廣。”法文版問世以來，已經重版了四次，後來又出了英語、德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丹麥語等多種語言諸本，抄襲仿作也不少。這些“洋裝的假杜甫，登台表演”，誤導讀者，特别是外國讀者，讓洪業慨歎不已。
這兩個例子可以說是杜甫接受史和杜詩傳播史上的“今古奇觀”，但是，洪業叙述時的語氣，仍是一如既往的溫柔敦厚。《白玉詩書》的法文原名是Le Livre de Jade，其作者是朱迪特（Judith Gautier），一開始化名為Judith Walter。此書号稱是翻譯，其實很多是詩人的創作。洪業在文中有意不提這個作者（譯者）的名字，是有意替她藏拙。這種嫁名中國最偉大詩人的詩歌創作，作為文化挪用或者文學誤讀來看，也許是不無趣味的個案，但是，從杜詩傳播接受史來看，在喜歡把考據當作偵探辦案的洪業眼裡，朱迪特小姐就不免被看成一個嫌疑犯了。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實際上就是一部《杜甫傳》。在我看來，洪業以英文撰著此書，主要面向國外讀者，其目的在于把杜甫這個中國的詩神迎到英語世界去，當然不能不在書名中标舉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曆史地位。現在譯回漢語，為了忠實于原文，尊重洪業書名原意，直譯其名，自然無可厚非，但如果靈活一點，更多地尊重中國著述命名的傳統習慣，完全可以譯為《杜甫傳》，或者《杜甫評傳》《杜甫詩傳》，至少更簡潔一些。當然，書名可以中式，亦可以西式，這是見仁見智的事。
《杜詩鏡铨》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
2019年5月出版
168.00元
978-7-5325-9198-5
二十世紀以來，緻力于杜甫研究或者杜集整理箋注的學者可謂多矣，舉其名家，則有聞一多、劉文典、岑仲勉、郭沫若、程千帆、葉嘉瑩、謝思炜等先生；為杜甫作傳者也不乏耆宿名家，比如馮至有《杜甫傳》，朱東潤有《杜甫叙論》，陳贻焮和莫砺鋒皆著有《杜甫評傳》。與上述諸多名家相比，洪業的杜詩學有什麼特點呢？
洪業的杜詩學，可以遠溯至他的少年時代，在他十四歲的時候，在父親的指導下，他開始圈讀清人楊倫的《杜詩鏡铨》，并由此逐漸形成了對杜甫和杜詩的了解。随着人生閱曆的加深，尤其是四十歲以後，目睹盧溝橋事變和華北淪亡的時勢和國勢，他對杜甫和杜詩的了解也逐漸深入。他越來越深刻地了解父親當年說的話，杜詩是學詩的典範，杜甫則是做人的典範。他在《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書中最後一段話是：
“
他（杜甫）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長，是忠誠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職的官員，是心系家邦的國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他對文學和曆史有着深入的研習，得以了解人類本性的力量和脆弱，領會政治的正大光明與肮髒龌龊。他所觀察到的八世紀大唐帝國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現代中國，而且，也存在于其他國度。
”
最後這句話曲終奏雅，畫龍點睛，指出了杜甫的當代意義和世界意義。而當代性和世界性，我以為，正是洪業杜詩學最為着力之點，也是其顯著特色之所在。
1940年，《杜詩引得》出版。這是哈佛燕京引得編纂處編纂的第一部詩集引得。洪業撰寫了長達六萬多字的長篇序言，文中說：
昔在宋時，已有麻沙傳孫觌《杜詩押韻》，元時有曾巽申《韻編杜詩》十卷，皆學者尋檢《杜詩》之工具也。其書皆早佚，不可知其詳。清康熙時練江汪文柏編《杜韓集韻》二卷，僅可檢知《杜詩》曾否押此韻，是否有此句耳，不能得其題，不能知其在集中之卷第也。北韓摛文院編有《杜律分韻》五卷，僅錄律詩，以韻編次，非可以檢《杜集》某本中之某詩者也。近日本飯島忠夫、福田福一郎合編《杜詩索引》，先以仇氏《詳注》目錄逐題編号，然後以杜句之末字，按五十音順編入《索引》，下注見某卷第幾題，凡知《杜詩》全句者，用之甚便。唯學者之于《杜詩》，有僅知句中二三字而欲檢其全詩者矣，有欲知其詩中之習用字眼所曾道之名物者矣，此《索引》不足以應用也。按西人于其重要之詩人，辄為編一字不漏之“堪靠燈”（ concordance），極檢尋應用之便，今編《杜詩引得》，蓋師此意也。
這篇序文是迄1940年為止關于杜集編纂流傳史的最新、最全面的成果，而上面這段文字，可以說是一篇簡短的杜詩索引編制史。作者的目光，不僅上溯宋代，而且及于北韓、日本等東亞漢文化圈，更遠至西洋。在洪業眼中，《杜詩引得》的編撰，不僅要超越古人，更要超越外國人，使此書一出，便能在世界漢學史上成為最為實用、最為友善的檢尋工具和學術參考。從這篇序言中可以看出，洪業緻力于杜詩學研究，一開始就是有當代性和世界性的自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洪業寫信給他多年的師友、哈佛燕京學社托管委員的埃裡克·諾斯，表達希望到美國講學的願望：“我覺得自己與外界隔離了四年，對這四年學術界有什麼進展都不知道。很急于知悉哈佛燕京學社在美國和自由中國的漢學活動。”實事求是地說，這五年（1941-1945）美國漢學界雖然有些新的進展，但并沒有出現與杜甫研究直接相關的重要成果。但是，在哈佛大學講學，顯然友善利用哈佛大學的藏書，也友善請教相關的文獻專家，這是1940-1952年間的燕京大學所無法比拟的。不妨将《杜詩引得》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作一比較。《杜詩引得序》除了評述日本學者近編《杜詩索引》之外，隻引用并評述了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的英譯杜詩以及德國學者薩克（Erwin von Zach）的杜詩德譯本。英譯本和德譯本皆出版于1929-1938年期間，離序文撰寫之時很近。而在撰寫《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時候，洪業利用西方漢學文獻的條件今非昔比。他在書的《引論》中說，“撰有中國典籍譯本書目的瑪莎·戴維斯（森）（Martha Davidson）女史，惠我以大量杜詩譯本書目”。戴維森編撰有A List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是名符其實的書目專家，洪業在她幫助下獲得各種杜詩譯本，并對錢德明、朱迪特（Judith Gautier），安德伍德（Edna Worthley Underwood）和朱其璜（Chi-Hwang Chu）、艾思柯、洛威爾（Amy Lowell）、薩克、魏理（Arthur Waley）等人的杜詩譯本一一檢視。1971年，澳洲悉尼大學教授戴維斯（Davis）以英文出版其新著《杜甫》，洪業除次年在《哈佛亞洲學報》發表書評，又于1974年在《清華學報》（新十卷第二期）上發表《再說杜甫》一文，那一年他已經八十一歲，盡管垂垂老矣，他一直在關注世界漢學界有關杜甫研究的最新成果。
洪業在《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最為自矜的一個發現是，杜甫并沒有像傳統杜詩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不愛長子，而偏愛次子。“為何這件事對洪業來說感情負荷那麼重？”陳毓賢在《洪業傳》用心理學分析的眼光，作了如下推測：“莫非他潛意識裡把杜甫當作（他的父親）洪曦，把杜甫長子當作自己，而把杜甫次子當為（他的弟弟）洪端？”這當然隻是一種推測。無論如何，這裡面展現了洪業對于杜甫的深厚感情，這種感情是他的“迎神”工作的一部分。在他崇拜的神面前，他是謙卑的。
陳毓賢的推測中含有一種比拟，将洪業比作杜甫之長子，這與另外一種比拟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在哈佛、耶魯等地講授杜詩，以及專著《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出版，為洪業進一步奠定了杜甫研究權威的地位。不僅如此，很多與晚年洪業有往來的友生也以杜甫來比喻他。1955年2月10日，楊聯陞《呈洪先生》七律一首。從詩中“朗詠新句追《秋興》，細寫長編注《史通》”兩句可以看出，洪業《劍橋歲暮八首》此時已經寫成，同時，洪業也已經着手注釋《史通》（《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第242頁）的工程。1956年12月26日聖誕節，洪業在家裡招待周策縱等友生，周策縱有詩緻謝，其中也寫道：“亂離老杜情何限，書卷飄零又歲寒。”（《聖誕日洪煨蓮先生招宴有作》，載《周策縱舊詩存》，第75頁）。1963年，洪業壽登七十，程曦作《壽洪煨蓮教授七十》表示祝賀。其中有“杜陵漂泊詩猶在，庾信栖遲賦可成”二句。洪業為被日軍逮捕入獄的六位燕大同人作《六君子歌》，詩體模拟的是杜甫的《飲中八仙歌》，其晚年詩作精華《劍橋歲暮八首》更是拟學《秋興八首》。杜甫的聲音與身影，時刻盤旋在他的生命中。總之，杜甫是洪業的神，給四十歲以後的洪業帶來了莫大的慰籍。
洪業是一個詩人，自幼接受庭訓，對中國古典詩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鄧之誠在《送洪煨蓮赴美講學序》中，肯定洪業“于學無所不窺，尤專精于史，著書滿家，他若《左氏傳》《史通》《杜詩》，皆有撰造。最為人稱道者，成群書引得逾數十種，又思創為《目錄學大辭典》，謂之工具書，是以省翻檢之勞也。”又評論洪業之為學，“有西人之密，兼乾嘉諸儒之矜慎，實事求是，取材博，斷案謹，無穿鑿附會之蔽，揚己抑人之習。”（《鄧之誠文史劄記》）洪業治杜詩，既迎神，又打鬼，其視野與手法正是兼融中西的。
本文原載《書城》2022年1月号，p62-67。圖檔來自網絡，引用請據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