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王陽明心學？

璞瑅學宮

實踐（行為）是産生認識（意識）的途徑，實踐（行為）也是洞察認識（意識）的表征。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判斷句，或許可以作為對“知行合一”的另一種表述。前一個判斷，它構成了王陽明積極的實踐哲學的方法論；後一個判斷，則是透過顯性的行為将隐性的意識達至誠僞畢現的認識手段。

中國哲學史上，有一個大題目，叫“陸王心學”。是以講王陽明心學，必須先要說說陸九淵。

根據《陸九淵年譜》記載：

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于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馀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這是說陸九淵早在三四歲時，就想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大。有一次問他爸，他爸沒法回答，以至于他吃不下飯。在他13歲那一年，偶然看到古書上有一條對“宇宙”的注解，突然大悟：原來天地是無窮無盡的，人對天地萬物的認識也是無窮無盡的；人類的宇宙世界，建立在人類的經驗和感覺上，即一個人的心有多大，他的世界就是多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英雄所見略同——有相同修為的人，他們的認識水準和認識結果應該是相同的。對于一個隻有13歲的孩子來說，有這樣深刻的悟性，非常了不起！

後來，陸九淵在《與李宰》的信中又提到，“《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王陽明的心學體系中，就包含“心即理”、“知行合一”、“緻良知”等基本要素。其中的“心即理”，就來源于陸九淵。

那麼，怎樣了解“心即理”呢？我們不妨先來看看下面兩個句子：“目之官則視，視則見之，不視則不見也；耳之官則聽，聽則聞之，不聽則不聞也。”

很顯然，這是仿照上文《孟子》中的說法而造的兩個句子。如果還要續下去的話，“目”見的是“色”，“耳”聞的是“聲”，那麼就可以有“目即色也”、“耳即聲也”——這不就是和“心即理也”一樣的麼？

人類的世界，是人類全部經驗與感覺的總和，這個“總和”裡，當然就包括心即理、目即色、耳即聲等等。

我在《怎樣認識真實的王陽明》一文中，曾揭示“心即理”之“理”，指的是人情事理（倫理），而不是現代科學意義上的自然萬物之理（實體）。這一點，在王陽明的心學體系中尤其突出。王陽明的心學範疇，屢屢提到的是善惡、美醜、誠僞，以及忠孝仁義等定性的感覺概念，而沒有任何定量的數字統計、實驗推演。如果套用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王陽明的哲學，隻有價值理性，沒有工具理性。

《傳習錄》中，有一段王陽明與其弟子薛侃的對話：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

侃未達。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複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

可見，王陽明即使論花論草，也是“天地萬物一體同仁”的價值判斷。

“心即理”與“目即色”、“耳即聲”，雖然句式結構相同，但差别仍然很大。這是因為“目即色”、“耳即聲”中的光譜和聲波，都是顯性的，而“心即理”中的意識，卻是隐性的。顯性的“色”“聲”，人皆見之、聽之，隐性的意識，卻知之為難。

或曰：人的意識是如何産生的？某甲的意識可以被某乙獲知嗎？王陽明發明的一個新的理論，可以同時回答這兩個問題。這個理論就是“知行合一”。——當然，“知行合一”的偉大價值，并不隻是用來回答這兩個問題的。

《王陽明年譜》中，有一段王陽明對徐愛說的話（這段話的大意，也見于《傳習錄》上，因繁複不取），可以說是對“知行合一”最好的解釋：

《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

簡單地說，所謂“知行合一”，就是指“知”之與“行”，猶如一個硬币的兩面，不可分開。它蘊涵着兩個深層指向，即：有什麼樣的經驗、經曆，就會産生什麼樣的認知、意識；反過來講，有什麼樣的意識、認知，就會有什麼樣的舉止、行為。比如，當你看到一個美女（“美”是你的認知），立馬、同時就會眉開眼笑（開朗的人），或者面紅耳赤（腼腆的人），甚至血湧情躁（年輕氣血正旺者）；當你嗅到惡臭的味道，同時、立馬就會蹙眉、屏息、作嘔、欲吐。

是以說，實踐（行為）是産生認識（意識）的途徑，實踐（行為）也是洞察認識（意識）的表征。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判斷句，或許可以作為對“知行合一”的另一種表述。前一個判斷，它構成了王陽明積極的實踐哲學的方法論；後一個判斷，則是透過顯性的行為将隐性的意識達至誠僞畢現的認識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