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弘曉早期疑似涉紅詩
弘曉（1722-1778）為第二代怡親王，《紅樓夢》與之有着特殊的關系，前人的研究已有諸多證明。
清紅白套料制螭龍鈕怡親王印
吳恩裕、馮其庸《己卯本石頭記散失部分的發現及其意義》一文考證了弘曉是現存《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過錄本（俗稱怡府本）的抄寫主持者。
沈治鈞《怡親王弘曉與紅樓夢》一文，論證了弘曉《明善堂詩集》有多首詩與《紅樓夢》有關，對《夢》一詩的分析得出結論：“弘曉閱讀《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在他的《明善堂詩集》中就有所反映，其卷二十七的七言律詩《夢》，就是脂批之外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首題紅詩”，并由《夢》詩與《落花詩》詩的寫作時間推斷“弘曉借閱《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時間，當在庚辰春夏。”
劉偉、傅亞東《從〈明善堂集〉看弘曉與〈紅樓夢〉之關系》一文指出“這種種證據都能指向弘曉在己卯年之前已經接觸過曹雪芹所作的《紅樓夢》，且相當熟悉并喜愛了。”
基于前人的研究，還可以從《明善堂詩集》找出疑似與《紅樓夢》相關詩句的例子。如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題紅葉》的尾聯（一）與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和張雲汀冰床韻即題其後卷二首》的尾聯（二）：
（一）
乘興更須攜蠟屐，
彤箋應索杜陵翁。
（二）
遙憶浮槎張博望，
冷吟閑醉興悠悠。
《明善堂詩集》自序
此二句表現出與今天存世《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筆者按：以庚辰本為參照，以下簡稱今本）第三十八回賈寶玉作的《訪菊》那句著名的頸聯“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非常相似！
“乘興更須攜蠟屐”似乎是“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整句的借鑒，而“冷吟閑醉興悠悠”更像是對“冷吟不盡興悠悠”的直接套用了，二者又可互相印證。
再如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昭君曲和韻》：
昭君曲和韻
四弦初拔黛初颦，
萬裡龍沙不見春。
隻為惜金買圖畫，
卻教元帝失佳人。
（《明善堂詩集》卷二十六己卯，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
其中首句有“黛初颦”之語，“黛”“颦”放在一起，自然使人想起林黛玉，此點劉偉、傅亞東《從〈明善堂集〉看弘曉與〈紅樓夢〉之關系》一文已有注意，并有詳說，不再贅述。
《明義題紅詩研究》，劉曉江著，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
然劉、傅二人未注意到的是，此詩與《紅樓夢》的疑似非此一點。比如今本林黛玉也有《五美吟·明妃》一詩，明妃即昭君，弘曉此詩題詠昭君并有“黛”“颦”之語，孰是巧合？如果再把寶钗評論黛玉《五美吟·明妃》的一番話拿出來，還有兩點疑似指向：
寶钗亦說道：“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複有‘意态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裡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
寶钗的評論說到了“萬裡”，三次提到了“畫”，弘曉的詩中也有，豈不引人注目？
再如下例：
夏晝偶成柬藥園、鶴亭、宜峰索和
雨霁風清乍退炎，
苔痕濕砌碧纖纖。
飛揚野馬空晴陌，
缥缈溪雲映畫檐。
窗外鳥聲閑裡細，
案頭花氣靜中添。
金籠關鎖白鹦鹉，
回首梳翎教下簾。
（《明善堂詩集》卷十四丁卯，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
《明善堂詩集》目錄
此詩與今本第三十五回以下情節有疑似：
（林黛玉）一進院門，隻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雲“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的歎道：“雙文，雙文，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雲‘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雙文哉！”
一面想，一面隻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見林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吓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頭灰。”那鹦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長歎一聲，竟大似林黛玉素日籲嗟音韻，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侬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顔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顔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
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令将架摘下來，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鈎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畢藥，隻見窗外竹影映入紗來，滿屋内陰陰翠潤，幾簟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鹦哥作戲，又将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
劉旦宅繪黛玉
疑似之處有：
一，時間都是夏天；
二，“苔痕”；
三，“窗外”；
四，“鹦鹉教下簾”；
五，“飛揚野馬”當是指思緒，此情節文字恰有黛玉的一段心理描寫；
六，同樣幽閑的意境：今本此情節有“幽僻處”“無可釋悶”，弘曉詩有“閑裡細”“靜中添”；
七，同樣表達了涼意：今本此情節引用《西廂記》語句“點蒼苔白露泠泠”表達涼意，弘曉詩也有“風清乍退炎”；
八，“金籠鹦鹉”也見于《紅樓夢》，不過不在此段情節，而是出自第二十三回“四時即事”詩其中的“金籠鹦鹉喚茶湯”一句。有這麼多疑似的地方，足以引起重視，弘曉借鑒《紅樓夢》情節入詩是顯現的。
不過還有些許疑問：
其一，此詩按時間排序表明作于乾隆十二年（1747），按現時的認知，似乎不應該有疑似涉紅詩（現時一般認為《紅樓夢》成稿出現于乾隆十九年甲戌前一二年左右）；
其二，詩集刊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行時間如此靠後會不會有其它的因素（如排序有誤等）？
幸好筆者馬上獲知《明善堂詩集》有乾隆十四年（1749）的刊刻本，自然想比對探個究竟。這一比對，竟然有了吃驚的發現（見下圖）：
乾隆十四年刊刻本
原來，此詩末句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刻本對乾隆十四年（1749）刊刻本原詩作了重要修改。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刻本為“金籠關鎖白鹦鹉，回首梳翎教下簾”，乾隆十四年（1749）刊刻本原詩卻是“坐來冰簟涼如水，鹦鹉呼人教下簾”。
天啦，原詩竟然與此情節完美地對上了：“鹦鹉呼人教下簾”不就是此情節文字中的鹦鹉呼叫雪雁——“那鹦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嗎？“坐來冰簟涼如水”不就是此情節文字中的“在月洞窗内坐了”“幾簟生涼”嗎？
見到此，相信任何一位研紅者都會感到無比吃驚！這不僅使得此詩疑似相似達十餘處之多，已經不可思議！而且這種改動自然而然讓人聯想一句古語——“此地無銀三百兩”，似乎告訴後人弘曉偷偷地借用《紅樓夢》情節詩詞語句的事實昭然！
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
是以，此詩的改動無疑增加了弘曉疑似涉紅詩“涉紅”的可信程度，弘曉于乾隆十二年（1747）已閱讀《紅樓夢》文稿是大機率的事件。由此而使筆者注意到的是，此類的改動竟不是孤例，而是多有存在。
弘曉詩集于乾隆年間前後多次刊刻，目前共影印出版了兩種。
其一是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明善堂全集》影印原書出版（列于第1444冊和1445冊），此本共收錄作者甲寅至乙未全部詩作，共四十二卷，本文簡稱“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
其二是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50冊選有弘曉《明善堂詩集》影印出版，該影印本據早期刻本（主要刊刻于乾隆十四年）收錄弘曉戊午至己巳年共12年十二卷詩作，本文簡稱“乾隆十四年刊刻本”。
據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耿觐光序“囑光擇其尤者，……而必欲去其什之一二以訂之，于光則何異工開百寶之肆，所取不能自定，而執途人以問之也哉”可知，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刻之時，弘曉有請耿觐光為其詩作做删節和修訂。
細緻比對兩種影印的前後刻本，其中乾隆三年（1738）至乾隆十四年（1749）的十二年詩作是重合部分，果真展現如此。如乾隆六年（1741）的詩作乾隆十四年刊刻本共計詩48首，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共計詩36首，删去12首，其中5首詩題有改動，保留的36首詩的内容每首都有改動。
《明善堂詩集》卷一
再如乾隆八年（1743）的詩作乾隆十四年刊刻本共計詩168首，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共計詩130首，删去38首，其中26首詩題有改動，保留的130首詩内容有改動的計46首。
是以，由《夏晝偶成柬藥園、鶴亭、宜峰索和》一詩分析所表現的示範指向性，細緻考察分析十二年當中這些前後刊刻的改動之處，或許能擷取有價值的紅學研究資訊。
試以兩詩為例。如作于乾隆八年（1743）的《香閨四聲詩》，其中兩首前後刊刻的改動對比如下表：
因為此兩詩前後的詩在兩種刊刻本對比中無改動或改動很小，而此兩詩改動頗大，顯得特别突兀，是以引起了筆者關注。細緻研讀分析此兩詩的改動之處，或許可以探知這些改動的意圖。常理，詩作的改動無非是讓詩更合乎邏輯、格律，讓詩更添精彩，非此，則必有另圖：為了避諱和掩飾。
弘曉銘夔龍紋松花硯
首先，看兩詩改動的意境變化。
《香閨四聲詩·賣花聲》乾隆十四年刊刻本原詩用“小妝”“香氣”“愁來獨倚欄”等詞語描繪了一位深閨少女形象。又用“香氣深深透”“呼聲隐隐誇”表達出一種靜谧中的隐隐呼聲，即符合深閨少女足不出戶的現實情狀，又讓人聯想翩翩。
全詩内容并無“深閨”“賣花”等實指之詞，但讀來讓人浮想繞萦，意韻餘遠，基本達到了古人作詩通常的審美情趣“壯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宋梅堯臣言）。而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的改動以“賣花聲”“閨娃”“呼從闾巷”這種直白之言，顯然破壞了這種意境。
《香閨四聲詩·喚茶聲》同樣如此，乾隆十四年刊刻本原詩描繪一位高貴（繡戶）的深閨少女細聲喚茶以解渴祛寒（寒思當酒）消除心中愁悶（消悶、解頤），尤其是用“雀舌”的雙關手法（雀舌也是一種茶名）使人聯想弘曉喜用的“鹦鹉喚茶”之典來表達“喚茶聲”這個詩題，讀來也意喻綿綿。而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改動後，直寫“深閨喚”，删去雙關的“雀舌”，顯然降低了意韻。
其次，這種改動也帶來了邏輯與格律上的問題。
如《香閨四聲詩·賣花聲》改動後的“簟”是夏天之物，首句卻說是“春光”，邏輯不合。又如《香閨四聲詩·喚茶聲》改動後直覺地表現小姐的興奮（深閨喚）與侍兒的憊懶（倦聽捧遲遲），讀來有唐突詩題“香閨”之嫌。
再如《賣花聲》第七句最後一字本該用仄聲（此詩仄起首句入韻），這裡卻改為“聽”字，是平聲，顯然為了與第四句改動後的“音傳”相呼應，而犧牲了平仄。
《明善堂詩序》
還有《喚茶聲》頸聯“露芽味永深閨喚，雲腳香清午夢知”的“露芽”是茶名，而“雲腳”卻不是茶名，不僅不對仗，而且也犧牲了平仄（此詩平起首句入韻，雲字位置應該用仄聲）。
既然可以判斷兩詩的改動不僅使兩詩整體的意境相較原詩大為下降，而且造成多處邏輯、格律的不協調，那麼這些改動的目的顯然就是為了避諱和掩飾。從《香閨四聲詩·賣花聲》首句之“朱明”改為“春光”也可明證。是以，可以确定此二詩的這些改動是出于政治的自我保護。
但是，此二詩除了“朱明”為明顯的忌諱之詞外，其它的改動并不是明顯的忌諱之詞，那麼這些改動要掩飾什麼呢？衆所周知，《紅樓夢》有“傷時罵世”“毀謗朝廷”的嫌疑，即瑤華道人弘旿所說“餘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弘曉與《紅樓夢》很可能有關系，如果把此二詩前後改動視為重要的提示，放入今本《紅樓夢》文字中搜尋檢驗，能否找到疑似《紅樓夢》的語句而驗證這種掩飾的意圖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如《香閨四聲詩·賣花聲》的“穿簾香氣深深透”改為“穿簾香氣因風透”，由原來的靜變到動，此句能在今本找到聯想相似的語句“穿簾礙鼎香”（第十七、八回寶玉題詩《有鳳來儀》），則是明顯改動後聯想弱于改動前，因為“穿簾礙鼎香”顯然也是靜态（弘曉如有借鑒是反意運用）。
還有“夢著花枝驚枕畔”改為“夢着芳枝驚枕簟”，以原詩很容易聯想湘雲的“香夢沉酣”，同樣的，也是改動後聯想明顯弱于改動前。
因為今本湘雲香睡是絕對驚豔吸睛的文字，有兩處：第二十一回“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于枕畔，被隻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第六十二回的“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穰穰的圍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夢着芳枝驚枕簟”顯然弱化了這種聯想。
趙國經 、王美芳繪史湘雲
又如《香閨四聲詩·喚茶聲》首句“簾栊光動雪花披”改為“繡簾光動雪花披”，此句也容易聯想今本第七十回寶琴的《西江月》“誰家香雪簾栊”一句，改動後顯然聯想弱于改動前。
次句“繡戶圍爐潑茗宜”改為“玉茗新煎解渴宜”，可注意的是“繡戶”一詞，改動前原詩中有“鳳團”“雀舌”“文君”等詞，則此“繡戶”一詞應該有“高貴門楣”之意，容易使人聯想第五回惜春的判詞“可憐繡戶侯門女”，改動後“繡戶”“鳳團”“雀舌”三詞皆不見，聯想完全消失了。
第六句“雀舌香浮欲解頤”改為“雲腳香清午夢知”，不僅如前述降低了全詩的意韻，而且原詩所用的“雀舌”這種雙關手法來展現詩題“喚茶聲”，并容易使人聯想今本第二十三回寶玉“四時即事”詩的“金籠鹦鹉喚茶湯”，這種聯想也完全消失了。
是不是真如耿序所言，因水準有限，幫助弘曉做這些修訂改動勉為其難？我想，大部分研紅學人都不會相信的，而是會認為這僅是一種說辭。因為能在怡親王府做上西賓（耿序：癸巳春，光謬以汪時齋先生之薦，廁諸世子講席，得谒冰玉主人殿下），絕非庸碌之輩。那麼，顯然，耿觐光是弘曉疑似涉紅的知情者之一，此類改動正是來源于弘曉的授意。
怡親王繪清供
從《夏晝偶成柬藥園、鶴亭、宜峰索和》《香閨四聲詩·賣花聲》《香閨四聲詩·喚茶聲》三詩改動的表現來看，這些改動的掩飾意圖——使人弱化聯想《紅樓夢》——是非常有可能的。雖然這些疑似的詩句目前還不能确信與《紅樓夢》直接相關，但這些改動無疑增加了這種懷疑，也增加了繼續探索的理由。
至此，雖然還沒有一則明确的材料證明弘曉早年與《紅樓夢》直接相關（由于弘曉有意隐瞞，也許在《明善堂詩集》中永遠找不到），但為了研究的向前發展，假設弘曉很早便與《紅樓夢》及其作者有關聯，進而做深入地搜尋探尋，應該沒有多少人反對吧？也許這種探尋能帶來驚喜或驗證。
基于弘曉很早便與《紅樓夢》有關聯的假設，那麼還可找到更早的詩或詩句與《紅樓夢》疑似相關。如作于乾隆八年（1743）的《白牡丹》一詩的頸聯：
雪作姿容冰作骨，
玉為神采月為光。
此句容易聯想今本第三十七回寶玉《詠白海棠》“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以及第七十八回賈蘭《七絕·姽婳詞》“姽婳将軍林四娘，玉為肌骨鐵為腸”。
較為吃驚的是，除此句疑似外，弘曉詩作還有兩處類似的用法：作于乾隆七年的《敬齋四兄贈像生梅花二束賦謝二首》第二首有“玉作肌膚雪作胎”之句；作于乾隆三十年的《冬夜題畫》有“雪作肌膚梅作骨”之句。
還有作于乾隆六年（1741）的《冰玉山莊對雨》一詩：
《明善堂詩集》卷七
冰玉山莊對雨
茅檐一帶似農家，
細雨朝來入軟沙。
飛燕歸簾沾柳絮，
遊魚出水唼蘋花。
雲迎遠岫看疑暗，
煙鎖深枝望欲賒。
閑坐山窗幽意足，
數聲鹦鹉又催茶。
（《明善堂詩集》卷四辛酉，乾隆十四年刊刻本，乾隆四十二年刊刻無改動）
此詩第三句“飛燕歸簾沾柳絮”是否讓你想起《葬花詞》？是的，“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遊絲軟系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多麼相似啊，黛玉的形象不就是比之趙飛燕嗎？回名就叫“埋香冢飛燕泣殘紅”。
乾隆和碩怡親王弘曉“明善堂”舊藏《千字文隸書》
如果僅有此句疑似或許讓人認為僅是巧合，但第四句“遊魚出水唼蘋花”也與薛寶钗疑似相關，則“巧合”一說或難解釋。今本賦予薛寶钗“遊魚唼喋”的專屬意象是非常明确的（後有詳析），這裡第三、四句“飛燕歸簾沾柳絮，遊魚出水唼蘋花”似乎展現林薛并列，值得令人深思。
再有，第五、六兩句有“岫”“煙”兩字，暗合邢岫煙之名，似乎也是有意無意間為之。最後，末句“數聲鹦鹉又催茶”與第二十三回寶玉“四時即事”詩當中的“金籠鹦鹉喚茶湯”相仿。
再如作于雍正十三年（1735）的《先得月》一詩，與今本第一回賈雨村的《詠月口占》有疑似：
先得月
閑亭高映水中央，
陣陣晴風晚送香。
明月一輪林際出，
清晖先得照池塘。
（《明善堂詩集》卷二乙卯 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
詠月口占 賈雨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才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明善堂文集》
一，題材相合，都是詠月詩。
二，用韻相同：同用下平七陽韻。
三，四個字相同：“晴”“一輪”“出”，且位置一模一樣。尤其是第三點，不僅使人吃驚，而且其特征可以做統計學分析。
假設此時的弘曉（十三周歲）能用的常用字為（含此四字）200個（顯然不止此數，為便于計算取小一點），那麼從200個字當中取四個字的可能種數表示為組合C(200,4)，再把這四個字按4個方格來排列，可能種數表示為排列P(4,4)/2（除以2是因為“一輪”兩字順序是固定的），然後兩個種數相乘為C(200,4)*P(4,4)/2，計算的結果約為7.76億。
怡親王弘曉府邸
是以，以擁有200個常用字的人抽取四個字再放到七言絕句當中4個固定位置的可能性至少有7.76億種可能。也就是說，如果是兩位完全沒有聯系的作詩者作出這樣相似的詩的機率隻有7.76億分之一！其相似之高是難以置信。
還有，作于雍正十三年（1735）的《四知堂》一詩：
四知堂
檻外花開的的紅，
階前蘭蕙引香風。
清光岌岌人初靜，
坐此真思楊震公。
此詩與今本第五十回以下情節及邢岫煙的《詠紅梅花》有疑似：
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邢岫煙、李紋、薛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是：
詠紅梅花得“紅”字 邢岫煙
桃未芳菲杏未紅，
沖寒先已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萼添妝融寶炬，
缟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戴敦邦繪邢岫煙
一，兩詩同用上平一冬韻；
二，前兩句的韻詞“紅”“風”，字相同，位置一樣；
三，“蘭蕙引香風”與“香欺蘭蕙”相似；
四，《四知堂》中的“檻外”“階前”兩詞在此情節的前後似乎有着落：在邢岫煙《詠紅梅花》詩後有寶玉的《訪妙玉乞紅梅》，其中有“不求大士瓶中露，為乞嫦娥檻外梅。”一句，在邢岫煙《詠紅梅花》詩前也有邢岫煙的一句聯句“階墀随上下”。五，“檻外”一詞疑似有《紅樓夢》原創之意韻（後有詳析）。
最後，還有一首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的詩也是疑似涉紅詩：
雨聲
忽聞窗外雨聲長，
點點飛來入畫廊。
芳草一庭渾是綠，
梧桐葉上作新涼。
（《明善堂詩集》卷一甲寅 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
乾隆間怡親王怡府刻本《四書集注》
此詩與黛玉的《秋窗風雨夕》有很大相似：
秋窗風雨夕 林黛玉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凄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綠。
……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窗無雨聲？
首先，此詩雖隻有四句，但與《秋窗風雨夕》前幾句用韻相同，且有“長”“涼”兩個相同的韻字。其次，詩題“雨聲”與“秋窗風雨夕”相類。
陸小曼繪林黛玉
再有，“點點”“耿耿”用法相似，位置相同。還有，有“窗”“長”“綠”“涼”“雨聲”多字相同，借鑒模仿的可能性相當的大。這是筆者目前在《明善堂詩集》當中找到的時間最早的一首疑似涉紅詩。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末年弘曉年僅十二三歲，正是學習模仿作詩的時期，從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十三年（1735）這兩年弘曉的其它詩作整體來看：題材僅限于五絕和七絕，用詞較易，修辭較簡。是以，這三首與《紅樓夢》疑似相關的詩，很象是在有人指導下所寫。
由此三例《先得月》《四知堂》《雨聲》或者可以有兩個初步認識：
其一，此三詩疑似涉紅在時間上表現的早期性，将會對現有的認識造成重大的沖擊；
其二，從年齡判斷，如真有借鑒，也一定是弘曉學習《紅樓夢》“文稿”而不是相反（或許還沒有真正的文稿僅有構思，更有一種可能是作者早年的詩作有融入小說），因為弘曉此時年齡隻有十二三歲，完全排除了創作《紅樓夢》的可能。
二、弘曉與《紅樓夢》作者關系的推測
基于以上十餘個例子，不妨引入數學常用的反證法，來做弘曉與《紅樓夢》作者的關系初步分析。假設弘曉從青少年開始便與《紅樓夢》有關聯，則以這些詩作透露的豐富資訊對弘曉與《紅樓夢》作者的關系可以做初步的分析，然後再置于《明善堂詩集》來檢驗，看能否找到相似的可疑人物而有所驗證。其結果不管驗證與否，似乎都是需要做的，因為目前還未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基于以上詩作都與《紅樓夢》有關聯的假設，弘曉與《紅樓夢》作者的關系初步分析如下。
首先，《紅樓夢》創作過程作者似乎對弘曉是敞開的。
弘曉是第一時間可以看到文稿，同時，弘曉又深知此點，因而能保守秘密。作于乾隆十二年（1747）的《夏晝偶成柬藥園、鶴亭、宜峰索和》詩題有“偶成”“索和”之語，說明：
一，倉促、欣喜溢于言表。弘曉必然是第一時間拿到新的稿件而馬上閱讀欣賞，并且很快就有借鑒作詩的想法，是以有“偶成”之語。
二，隐秘性很強。“偶成”本來就有掩飾的意圖，何況《明善堂詩集》再版時對涉紅敏感之文字作修改掩飾。弘曉喜愛《紅樓夢》，也經常借鑒入詩，但始終沒有象永忠、明義那樣明确地表露出來，這即可能是因為他貴為親王的特殊身份，不得不謹慎，也可能是與作者有約定。
清乾隆七年怡親王弘曉明善堂刻本 《韻府群玉》
三，弘曉深知自己是少數的閱讀者。因為“偶成”又“索和”，顯然是有意賣弄，即然是賣弄，弘曉自然知道他所借鑒的《紅樓夢》文稿絕少人知。
四，這份秘密将是長久的。弘曉向友人索和，而且明确說明是“偶成”，貼上自己原創的标簽，如若自己不認為所借鑒的《紅樓夢》文稿創作艱難，短時間無法傳播，大概也不敢這樣地向友人炫耀。不然，《紅樓夢》文稿大白于世之際，友人知其真相，雖貴為親王之尊，恐怕臉也不好擱呀。
其次，弘曉對《紅樓夢》文稿内容了解的精準，似乎透露出與作者有交流。雖然目前僅找尋到十餘個例子（包括前人研究），所涉《紅樓夢》文稿資訊隻是點滴，但是從這些點滴的資訊來看，仍然透露出弘曉對《紅樓夢》文稿内容的深刻了解。
試舉兩例。
（一）作于雍正十三年（1735）的《四知堂》詩，有“檻外”“蘭蕙”兩詞。“檻外”一詞古人也常用，如宋朝王安石的“檻外長江空自流”，李廷忠的“檻外長江浪拍空”等，隻有門檻之外的本意。
清雍正間周庸恭镌款壽山石雕螭龍紋方玺和碩怡親王章
但在《紅樓夢》中被作者賦予了新的喻意（妙玉言“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隻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是以妙玉自稱“檻外之人”），“檻外”之人意即為不計較功名利祿，看破凡塵之人的人，“檻内”之人為俗世中為功名利祿而奔波的人。“蘭蕙”一詞，一般喻為賢者。
弘曉用這兩詞是否随意而為呢？應該不是，從最後一句“坐此真思楊震公”可知，弘曉用這兩詞是有賦予含義的。楊震公何許人？
楊震可是東漢一位著名的賢者，又是一名訓子專家，有著名的《楊震公遺訓》存世，“玉不琢不成器”就出自此書。有用楊震公典，且與“蘭蕙”一詞并用，此詩“檻外”一詞相對的應當含有作者自喻“檻内人”（坐此）即“塵世中追求功名的人”的意思。
弘曉作此詩時隻有十二三歲，心智當不成熟，那麼“檻外”一詞在《紅樓夢》中的新意有可能出現在了《四知堂》一詩中，豈不令人深思！
（二）作于乾隆六年（1741）的《冰玉山莊對雨》有“飛燕歸簾沾柳絮，遊魚出水唼蘋花”兩句，似乎也表現有對《紅樓夢》細節的準确把握。
上句“飛燕歸簾沾柳絮”容易聯想《葬花詞》、林黛玉，這無疑義。下句“遊魚出水唼蘋花”聯系的是薛寶钗，當不為一般人所知了。今本有兩處可說明此點。
其一在第三十八回，該回有這樣的描寫：“寶钗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抓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說明引“魚唼”的正是薛寶钗。
電視劇《紅樓夢》中張莉飾演薛寶钗
其二在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兒诔》有“鳥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一句，也說明指的是薛寶钗。因為“鳥驚散而飛”即第二十六回的回末詩“颦兒才貌世應希，獨抱幽芳出繡閨。嗚咽一聲猶未了，落花滿地鳥驚飛。”顯然指林黛玉，那麼基于小說“雙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創作特點，“魚唼喋以響”顯然指薛寶钗。
雖然作此詩時弘曉有十九周歲，心智有成熟，但似乎能精準了解“雙峰并峙，二水分流”及如此具體的細節，而且明明白白借鑒表達，沒有交流恐怕也是做不到的。因為即使在《紅樓夢》普及的今天，一般人仍然是難以了解把握。那麼，能與弘曉交流如此隐秘文稿的是誰呢？顯然很可能就是作者本人。
再有，從弘曉自年少學習時期到成年時期都可與“《紅樓夢》文稿”親炙，似乎透露出與作者有始終如一的特殊關系。作于雍正十二、三年（1734、1735）的《四知堂》、《先得月》《雨聲》三首詩，弘曉才十二三歲，正是嬉戲頑劣、心智未熟的學習時期，如何能見到“《紅樓夢》文稿”呢？
或許雍正末年還沒有真正的文稿，作者僅有構思，但“傷時罵世”“毀謗朝廷”的嫌疑總是有的。在創作過程當中，作者為何不慎之又慎而讓一位小孩知曉？而且這位小孩也不是普通人，而是皇帝的親侄或是堂弟，可是貴為親王啊，怎樣能讓年少的弘曉保守秘密而不外道？（事實上作者讓弘曉做到了）。
清乾隆怡府明善堂刊《書經集傳》
弘曉成年之後，仍然保持對《紅樓夢》的極大興趣，這當然與作者在弘曉年幼時對他的影響很有關系。另一方面，作者對弘曉也是相當信任的，每有新續新改，會毫無保留地予其觀瞻。不得不說，二人的關系似乎極為親密，并且始終如一地信任，不然，這一切或将無法解釋。所有這些，不能不讓人深思。
綜合以上三點，細緻分析，《紅樓夢》作者似乎要滿足以下條件或特征：
一，年齡上要在雍正末年已成年，即至少要比弘曉大七八歲以上，不然此時弘曉已有涉紅詩就講不通；
二，能在弘曉十二三歲學習時期拿出隐秘的文稿來講解并讓其學習模仿，必定是弘曉身邊親近的人；
三，弘曉年少即能親炙及成年後對《紅樓夢》的喜愛，其一定會對弘曉深有影響；四，基于弘曉對《紅樓夢》的隐晦态度，其一定在《明善堂詩集》中很隐秘。
三、弘曉特殊的友人
以上推測的弘曉與《紅樓夢》作者的關系幾個特征，能否在《明善堂詩集》中得到驗證找到相關可疑的人呢？
找尋的重點應該放在弘曉年少時期。理由有三：
一，有多首弘曉早年疑似的涉紅詩，此時正是弘曉學習成長時間，可以想象其在此時對弘曉的影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弘曉自幼失怙的情況下；
怡親王胤祥墓
二，乾隆三年（1738）至乾隆十四年（1749）的年少時期恰好有《明善堂詩集》十四年刊刻本，弘曉詩作保持原貌較好；
三，雍正末年的兩首疑似涉紅詩表現出其與弘曉的親密接觸的關系，表明很可能在弘曉青少年成長時期二人有一段親炙的時間。
弘曉早年與人交往的情況可以從《明善堂詩集》來梳理分析。《明善堂詩集》從雍正十二年（1734）開始紀詩，雍正十二年（1734）、十三年（1735）、乾隆元年（1736）、二年（1737）都沒有和有名姓外人交往的記錄。
乾隆三年（1738）開始有憶母和随駕即事的詩，還有一首《送四兄奉使出塞》，四兄是弘曉親兄甯郡王弘晈。乾隆四年（1739），有多首憶友詩值得注意，這是《明善堂詩集》中最早開始有“友”的記載。
本年還有一首《六月十八日，邀林沈二師從怡仁堂前登舟遊，别一洞天至快志堂看竹，登平台望西山，複至宜春苑，坐延綠樓，晚上迎秀閣納涼，賦詩和韻四律》，林沈二師是弘曉的兩位老師林令旭和沈景瀾。
清乾隆怡親王弘曉明善堂刻本《指月錄》
乾隆五年（1740）又有兩首“同友人”的詩，還有一首《賀晴江林師升授侍講》。
乾隆六年（1741）未發現有與師親之外的人交往的詩。
乾隆七年（1742）有與四兄、九思大兄的詩。乾隆八年（1743）出現了鶴亭（表兄）、六姨丈。
乾隆九年（1744）有一首《送張子仲時南歸》，這是《明善堂詩集》最早的弘曉與有名姓的外人交往的詩作，其中有一句“三載共晨夕，一篇互唱籌”，可知弘曉與士林的交往大概始于十九周歲乾隆六年（1741）。
乾隆九年（1744）以後與外人的交往逐漸多了起來。如乾隆十年（1745）有《湖上園靈水鏡亭雨中小飲有憶學庭六姨丈、藥園四兄、鶴亭二表兄青崖、法天、雪亭三上人，張仲時、範芃野、張玉平、陳耕煙、張錦田諸子成七古三十韻柬寄索和》，乾隆十一年（1746）有《宿王快夜夢偕鶴亭、宜峰、秋岑團坐茶話，醒後書此之》等多人交遊的詩篇。
從《明善堂詩集》前幾卷的情況來看，弘曉早年交往的變化正符合一般人的成長過程：最早的少年學習時期當然周圍的人主要是親友師尊，随着年齡的增長，逐漸和社會接觸，最終以一個獨立的人格融入到社會關系網。
弘曉雖貴為親王之尊，也不例外，這個融入時間恰好與大多數普通人相當，即十八、九歲的成年時間。如果細緻地分析弘曉早期與人交往的變化成長過程，那麼就會發現十七周歲時乾隆四年（1739）的多篇憶友、涉友詩作感覺有點突兀，因為超出這種一般規律之外——此時的弘曉似乎還未與除尊親師長以外的人有交往。
怡親王府
那麼，乾隆四年（1739）的憶友、涉友詩作不得不引起格外的關注。下面以表格的形式，列出這些乾隆四年（1739）憶友、涉友的詩作：
試分析這些憶友、涉友詩，有兩個基本的特征：
怡親王愛新覺羅 弘曉舊藏《道元一炁》
一是弘曉對“友人”的思念非常強烈。如《憶友》有“我因閑坐獨懷人”“此時遊屐知何處”；《至園中憶友》有“鳳城遙隔無芳信，何日能來共此遊”；《白雲深處憶友》有“琴書獨對思悠然”“回首同遊笑語連”；《登東園山望遠憶友》有“遠岸千峰峙，荒村一騎馳。懷人頻望處，料爾自應知”；《冬日觀舊作有感 并序》有“知心兩地惜分途”。
二是“友人”非常隐秘。隐秘的表現不僅在于到此時乾隆四年（1739）忽然出現不能具名的“友人”，而且在後來弘曉與士林的交往中都能具名（如汪易堂、張雲汀），那麼此時的不具名“友人”當然就顯得更為神秘。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四年（1739）的這些懷友、涉友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再刊行時删的删、改的改，其掩飾意圖十分明顯，就更顯神秘了。
乾隆四年（1739）這些懷友、涉友詩的“友人”是一人還是不同的人呢？從上面所述的兩個基本特征來看，必然是一個人。理由有三：
一是，如此隐秘又試圖掩飾，不會是兩個人或多個人。因為如果是為了兩人或多人而掩飾，不僅代價高仰而且很難保密。
二是，在短時間内有如此強烈的思念，不會是兩個人或多個人，此種情感的體驗和判斷每個人可能都有。是以，思念愈強，愈表明此“友人”是一個人。那麼上述詩中的“閑坐獨懷人”“無芳信”“夢與友人談及世情”“獨對思悠然”“懷人頻望處”顯然是無比強烈的。
怡親王弘曉舊藏董其昌書法
三是，“友人”的方位似乎告訴我們是一人。上面的詩中有兩次提到“白雲”，一次提到“鳳城”，白雲是為白雲山，和鳳城都在遼甯，“荒村一騎馳”顯然為一人。
那麼為何弘曉對此“友人”如此思念呢？是因為此“友人”文才口才超群。如“此時遊屐知何處，筆硯書齋起暗塵”，意為“友人”不在，自己的書屋沒有了光彩；“詩書時讨論，益友共磨切”則是說此“友人”時時陪伴讀書讨論，對自己大有裨益；“回首同遊笑語連”“揮塵何倜傥，雄談無比論”，則顯然是說此人健談了。
正是此人的高才，才讓弘曉心底愉悅、信服，才有如此思念。此人高才，在《明善堂全集·文集》中還有兩篇短文或可以做為佐證：
初夏招友人書
濃春睕晚，修景暄炎。東閣迎賓，恰喜青梅如豆，西園作賦，正當紅藥翻階。秋千乍歇于林亭，舶趠初回于江浦。故知時屆清和，序頒孟夏。思惟足下，倚馬高才，淩雲健筆。沖懷養素，情同茂叔之和光。放曠邱園，迹類仲生之樂志。惟我文慚刻鹄，字類塗鴉。每藉良朋，欣逢嘉會。莺啼綠樹，依然俗耳針砭。蛤吠荒池，未嘗詩腸鼓吹。疏疏簾影，袅袅茶煙。敬啟魚箋，試瞻鶴駕。
又與友人書
麥浪翻風，梅雨霑候，縠紋新漲，人添濠濮之思。綠黛迎巒，句發謝公之興。魚吹蘋迹以東西，燕啄芹泥而上下。時當城南十裡，冀北千花。敬思足下，翠懚骈阗，金鞍照耀，梨園小部，無非皓齒明眸，謝墅東山，盡是酒旗歌扇。顧餘才非作述，譽乏名流，一榻茶煙，半窗竹影，草元寂寂，門無問字之賓，蝶夢蘧蘧，語少惠施之辯。側聞佳興，未接後塵。願睹鴻篇，敢伸葵愫。（筆者注：可與探春花箋對看）
李星武繪《探春起社》
這兩篇短文位于《明善堂全集·文集》卷四（乾隆四十二年刊刻本）。《明善堂全集·文集》以題材編撰，卷一為賦，卷二為記，卷三為序跋，卷四為書、贊、頌、銘、說。前三卷以時間為序編排，卷四的題材較多，但這兩篇短文為卷四首文，說明時間較早，此其一。
其二，通過仔細考察，從《明善堂詩集》當中僅有乾隆四年（1739）時期才有對“友人”無比思念和贊美，可以判斷這兩篇短文的“友人”極有可能便是乾隆四年（1739）弘曉思念的“友人”。
那麼，分析此兩文，可知弘曉對此“友人”的才能是極為推崇的。如“思惟足下，倚馬高才，淩雲健筆。沖懷養素，情同茂叔之和光。放曠邱園，迹類仲生之樂志。”“敬思足下，翠懚骈阗，金鞍照耀，梨園小部，無非皓齒明眸，謝墅東山，盡是酒旗歌扇。”把“友人”比作周敦頤、謝靈運了。
弘曉有如此高的評價，此“友人”可謂是曠世奇才，也可對應乾隆四年弘曉的“一日不見，如隔三秋”般的思念。從短文透露出另一個重要資訊，此“友人”似乎在創作一篇鴻篇巨著（願睹鴻篇），這就涉及到了本節的主題。
怡親王胤祥書法
從上文的分析，弘曉此“友人”除了弘曉強烈思念、隐秘和高才三個特征之外，還有一個特征，就是和《紅樓夢》疑似相關。
首先，在上表的詩中，《夢中得句并序》有疑似的涉紅詩句。如“燕來燕去終無定，花落花開自有期”很容易使人想起林黛玉的《葬花詞》：“花謝花飛飛花滿天”“梁間燕子太無情”；又如“碌碌風塵成底事”可能與第一回“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的語句和第二十七回《葬花詞》的“怪奴底事倍傷神”相關；再有“一醒迷途已覺遲”或是受到第二回“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對聯的啟發。且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再刊時此三點疑似之處都作了改動處理，掩蓋意圖明顯。
其次，在短文中，也有“句發謝公之興”、“魚吹蘋迹”之說，二者出現于上下句，也可能與《紅樓夢》有關，因為此二者并提始于《紅樓夢》：謝公之興，當然是“詠絮才”，即為黛玉；魚吹蘋迹，便是“遊魚唼喋”，即指寶钗。
再有，從“夜坐講習吟詠”“詩書時讨論”“益友共磨切”“夢與友人談及世情”等語句，可知弘曉與之極為親炙，結合弘曉早年除了親人師尊沒有其它朋友，且乾隆五年（1740）的《明善堂詩集》序中自言“十歲以後，偶與左右談及吟詠，餘因私自學，為林師聞而訓示焉”，筆者判斷，此“友人”很可能就是弘曉所言的陪伴其吟詠的“左右”。因為：
怡王府舊藏《易會》
一，從感情上來說，隻有陪伴、影響了他的成長，弘曉才有可能有這麼大的思念；
二，從執行個體上來說，弘曉“私自學”吟詠，确确實實有例子，那就是雍正末年三首疑似涉紅詩——《先得月》《四知堂》《雨聲》。那麼，弘曉的此神秘的“友人”是誰，不就顯露端倪了嗎？
弘曉的強烈思念，幾個月以後得到滿足。乾隆五年（1740）有三首詩（乾隆十四年刊刻本）有明顯的反映：
春日同友人遊園漫題
班荊同席地，及此園中樂。
萬物能靜觀，随在可領略。
對花不知賞，對酒不知酌。
虛負此令辰，毋乃自束縛。
伯牙遇子期，知音定何苦。
有水自清漣，有山更寥廓。
漸近桃李芳，迎人自灼灼。
鳥鳴聽愈幽，夕陽看未落。
情話共欣然，相期有後約。
初夏舟行
夾岸桃花紅雨殘，
春風三月任遊觀。
扁舟一棹垂楊外，
飛絮飄來又作團。
同友人舟中玩月小飲
兩部哇鳴夜靜時，
煙籠綠柳映清池。
欣攜知己同看月，
正可談心共詠詩。
夾岸花香蘭槳渡，
一宵春景柝聲遲。
愛間不覺忘塵慮，
适興還傾酒數卮。
己卯本《紅樓夢》第一回
如何判斷此三詩的“友人”就是乾隆四年弘曉憶友的“友人”呢？
一，從内容上看，有“對花不知賞，對酒不知酌”“伯牙遇子期，知音定何苦”“情話共欣然，相期有後約”“欣攜知己同看月，正可談心共詠詩”，如此興奮欣然，正是乾隆四年（1739）思念的感情釋放。
二，從心理分析上看，始于乾隆四年（1739）因對“友人”強烈的思念而造成整整一年的情緒低落（二者必有聯系），至乾隆五年（1740）與“友人”相見後低落情緒一掃而光，換來的是情緒舒暢高亢；再結合乾隆四年（1739）冬正是“弘晳”案審理時期，林沈二師在弘曉心裡的缺位（此年夏天僅有一首無關疼癢涉及林沈二師的詩），此二者充分說明乾隆四年（1739）思念的“友人”與乾隆五年（1740）相見的“友人”，無論是弘曉心理變化上的時間相承性，還是無可比拟的心裡地位崇高性，都是相合的，顯然為一人。
三，仍然與《紅樓夢》疑似相關，如《初夏舟行》（是以詩後一首便是《同友人舟中玩月小飲》一詩，兩詩意境、心情相同，很可能是同時所作）的“飛絮飄來又作團”與黛玉《唐多令·柳絮》“一團團逐隊成球”“飄泊亦如人命薄”非常相似。
四，“一宵春景柝聲遲”與《冬夜見梅影憶舊有序》的“柝聲盈耳”相呼應。
甲戌本《紅樓夢》凡例
五，乾隆五年（1740）、六年（1741）的詩作非常地少，與前後年份詩作非常的多相比很不正常，很可能與此“友人”相關：因為弘曉在此兩年正在欣賞此“友人”帶來的《紅樓夢》文稿，是以時間少作詩本來不多，或者是因為有多作但為了掩飾（因為涉及《紅樓夢》）而删除了大部分詩作。
六，恰好如同為了證明一般，幾個月後的乾隆六年（1741）及後面的幾年，弘曉的疑似涉紅詩又頻繁地出現，所涉内容比乾隆四年（1739）以前的疑似涉紅詩更為精彩，還有後回。如作于乾隆六年（1741）的《冰玉山莊對雨》，作于乾隆八年（1743）的《白牡丹》《香閨四聲詩·賣花聲》《香閨四聲詩·喚茶聲》（前文有析，此不再贅述）。這四例詩作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再刊時都有改動，幾乎都是對這些疑似《紅樓夢》相關的句子作改動，其試圖淡化使人聯想《紅樓夢》的掩飾意圖十分明顯。
總之，這位弘曉的特殊的“友人”與弘曉極為親密，曾經作為弘曉少年學習時期的“左右”（即侍從），陪伴了弘曉的成長，尤其對弘曉的詩文寫作有過極大的影響，二人表現為亦主仆亦師友的特殊關系。這位“友人”又極為神秘，同時極富才華，還有正在創作某種鴻篇巨著，每次在弘曉詩作中的出現，似乎都與《紅樓夢》相關聯。
曹雪芹紀念館
那麼，這位弘曉特殊“友人”的身份似乎不言自明了——很有可能就是偉大小說《紅樓夢》的作者啊！或許，從現有史料——雍正二年（1724）“況王子甚疼憐你，是以朕将你交于王子”的聖谕[]開始，曹家便與怡親王府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關系，富有才華的曹家人作為怡王府小怡親王的侍從（實際上部分充當了家庭教師的職能）完全有可能。
至于此“友人”還有一種可能性即為《紅樓夢》的批點者如脂硯齋等人，是完全可以排除的。因為，一，時間如此之早，在《紅樓夢》創作初期甚至僅有構思時期批點者如何得知創作具體細節；二，天才難以同時同地存在，脂硯齋等評批者難堪弘曉奇高的崇拜和贊譽。
四、結論
把發現的《明善堂詩集》中疑似《紅樓夢》作者的特殊“友人”具體特點，與前面所做假設分析出《紅樓夢》作者的特征再作比驗，發現二者相合堪美：都很神秘，都與弘曉有親密關系，都對弘曉有重大的影響，都與《紅樓夢》疑似相關，年齡都較弘曉年長（從弘曉十七八歲時對此“友人”極度的依賴、崇拜來看，“友人”顯然比弘曉年長）。兩廂驗證，不得不說，不僅先前的假設的确信性更進一步，而且證明基于這種假設而做的探尋和分析很有價值!
那麼，結論是：一，弘曉從青少年時期起便與《紅樓夢》作者存在特殊的關系，這種可能性非常大，值得高度關注；二，《紅樓夢》作者很可能做過弘曉青少年時期的侍從，與弘曉表現出亦主仆亦師友的親密關系。
錢松嵒繪曹雪芹故居
最後，至于此作者的真實姓名，由于弘曉出于某種原因有意掩飾，顯然在《明善堂詩集》中是找不到的。但其曠世的文才，又使得弘曉不經意間仍然透露出一定的資訊：
《雪中待友》詩中的“雪”“霑”，《又與友人書》一文中的“霑”“芹”，乾隆四年（1739）多首憶友、涉友詩作“白雲”“鳳城”訓示的此時此人前往東北遼甯的方向（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作者祖籍在遼甯；或者還有另一種可能：弘曉以籍貫代指“友人”），等等，不能不讓人産生聯想！
筆者不禁遐想，《紅樓夢》作者與曹雪芹完美地劃上等号的那一天很快就會到來，因為有一重要的線索或許已經找到：一是細緻研讀《明善堂詩集》，一定還會找到更多的線索；二是順着弘曉的關系網，一路摸瓜，也必然會找到确确實實、真名真姓的證據。到那時，關于《紅樓夢》作者說光怪陸離的現象，也将九九歸一，劃上争議的句号，進而開啟《紅樓夢》作者具體詳細研究的新天地。
注釋：
吳恩裕、馮其庸《己卯本石頭記散失部分的發現及其意義》， 《光明日報》1975年3月24日。
沈治鈞《怡親王弘曉與紅樓夢》，《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2輯。
劉偉、傅亞東《從〈明善堂詩集〉看弘曉與〈紅樓夢〉之關系》， 《明清小說研究》2020第4輯。
雍正二年朱批《江甯織造曹頫請安折》，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關于江甯織造曹家檔案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