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戴竺芯 圖據成都考古
近日，四川省第十九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揭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有關研究人員斬獲三項獎勵。其中，副研究員馬春燕與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李映福合著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鐵器》獲一等獎；研究員陳劍、研究員何锟宇、研究員蔣成與阿壩藏族自治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學志、茂縣羌族博物館研究員蔡清聯合撰寫的《茂縣營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獲得二等獎；館員潘紹池參與撰寫的學術專著《淅川泉眼溝漢代墓地》獲三等獎。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鐵器》
系統廓理了中國兩千多年的鐵文化發展譜系
鐵器自誕生以來，它被制成了哪些工具？冶鐵技術的開發與鐵器的廣泛應用，對社會發展程序又産生了怎樣的推動作用？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鐵器》通過對迄今為止考古出土及傳世的24800餘件鐵器材料進行整理分析，系統廓理了中國兩千多年的鐵文化發展譜系。在此基礎上，作者從中國獨創的生鐵冶煉技術及其生産管理體系的視角，運用生産力促進生産關系的理論，揭示了中國生鐵冶煉技術和鐵器産品的大規模使用對大陸兩千多年以來的社會發展程序的影響。這本著述，也成為大陸鐵器研究領域的代表性創新研究成果。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大陸早在春秋時期就發明了生鐵（液态）冶煉技術，戰國中晚期，中國開始跨入生鐵冶鑄時代。生鐵冶煉技術的成熟成為中國冶鐵史上的重要分水嶺，此後，世界也形成了塊煉鐵、生鐵兩大技術分野。
“國内關于鐵器考古的研究一直比較薄弱。”李映福介紹，鐵器的實體性決定了它很容易氧化鏽蝕為“破銅爛鐵”，再加上多為生産性的實用工具且主要流行于文獻記載較為豐富的曆史時期，是以相比精美的銅器一直不太受關注。“不過我一直認為，鐵器的技術發展和産品形态如果不深刻研究，很多社會發展程序的核心問題就無法解決。比如西南地區的鐵器生産引發的巴蜀社會、西南夷社會的變遷問題。”
為此，李映福牽頭完成了這部60餘萬字的著述。該書共分八章，以時代為脈絡，對各時期鐵器的形制與類型作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厘清了縱跨兩千年左右的“物質”鐵器的類型和譜系，描繪出一幅悠久燦爛的鐵文化畫卷。
《茂縣營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
揭秘古蜀人的來源
兩次試掘和三次正式發掘、十餘年動植物及人骨DNA鑒定等多學科研究成果，彙內建150萬字的考古報告《茂縣營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
四川是“天府之國”，成都平原更是富庶。早在5000年以前，古蜀先民卻因成都平原水患嚴重，隻能在周邊的高地繁衍生存，岷江上遊的茂縣營盤山，便是其中一處聚居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員陳劍介紹，21世紀初，古蜀文明探源的考古調查在四川全面展開。2000年，考古人員在岷江上遊地區發現82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及遺物采集點，同年在營盤山遺址進行試掘，獲得一批珍貴資料，由此引起省内學術界高度重視。從2002年起，營盤山遺址又進行了一次試掘和三次大規模的正式發掘。
營盤山遺址距今約5300—4600年，距離茂縣縣城2.5公裡，地處岷江東南岸三級台地之上，高出岷江河谷約160米，面積近15萬平方米。考古人員在這裡清理出6座房屋基址、9座人祭坑、100餘個灰坑、10條灰溝以及數十座窯址及竈坑，還在遺址中部西側發現一處大面積且較為平整的硬土面遺迹，推測可能為當時的大型廣場之類的活動場所。
營盤山遺址動物遺存一共發現3551件。哺乳動物中，豬、狗是家畜，可能還有黃牛，其餘都是捕獲的野生動物。根據這些動物骨骼，考古人員認為營盤山先民肉類的穩定來源應該是豬肉，“因為豬的年齡較小，應該是養到一定階段就被宰殺。”而狗類骨骸的數量少，是以推測是人們狩獵的伴侶。
植物考古，也還原了營盤山先民的主食結構。陳劍介紹，植物種子是營盤山遺址浮選工作最大收獲，清理出7992粒炭化植物種子。農作物包括粟、黍、黑麥三個品種，“可見營盤山已進入農業階段，農業生産應該是先民物質生活資源的主要來源。”
考古人員還浮選出300多塊果核殘塊。經鑒定，發現為桃、梅、杏三種果樹品種，可能還有李樹。“先秦文獻中，桃、梅、杏、李均有相關記載，是以有學者認為這幾種果樹應該起源于中國。營盤山遺址發現的果核，為這些果樹的栽培曆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營盤山遺址出土的植物種子中，還有沙棘種子。沙棘汁，是如今茂縣汶川一帶的特色飲品。陳劍介紹，營盤山遺址浮選出來的沙棘種子數量較多，“這說明早在距今5000年前，岷江上遊地區古代先民就已經認識到了沙棘的食用或藥用價值。”
淅川泉眼溝墓地
丹江中下遊兩漢時期平民墓執行個體
淅川泉眼溝墓地位于淅川境内的丹江口水庫東岸，行政區劃屬河南省淅川縣香花鎮楊河村餘家崗組和北坡組。為配合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對該墓地進行了考古發掘工作，共清理了93座，主要為土坑墓和磚室墓兩種類型，另有磚棺墓1座。
該墓地應是一處公共墓地。西漢時期的土坑墓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夫妻并穴合葬墓，西漢晚期還出現了2座可能為夫妻先後下葬的同穴合葬墓。此外，無論是土坑墓還是磚室墓，都有相當部分墓葬是由3～6座相對集中分布，形成一組，其墓主間可能有血緣或姻親關系。
這批墓葬的年代從西漢早期至東漢晚期，基本囊括了整個兩漢時期。是以，該墓地的發掘，為人們從一個側面觀察丹江中下遊地區兩漢時期普通平民階層的墓制、葬俗及其發展演變過程提供了寶貴的執行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