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禹都陽城”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考古發現曆程
文 圖 / 方燕明 郝紅星
從20世紀50年代起到21世紀初，經過幾代考古人的努力，終于揭開了距今4000多年的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神秘面紗：這裡就是中國夏王朝的起始之地——大禹之都“陽城”！
大禹治水是個不老的傳說，在中國曆史上是否果有其事？夏王朝到底是誰籌建的？是鲧？是禹？還是啟？都說“夏鲧作城”，那麼能否找出作城的一二？鲧城找不出，能否找出史籍有載的“禹都陽城”或“啟居黃台”？這些都是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想給群眾說清楚的事。現在看來，考古學家肩上的擔子更重，他們拿着打開華夏之門的鑰匙。
“禹都陽城”今安在
1951年，為配合治淮工程，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開始在河南鄭州、登封、禹縣等地進行文物調查，以確定地上地下文物的安全。告成八方遺址（即王城崗遺址）是此次文物調查中最為重要的發現之一，由此奠定夏代考古的一塊基石。
八方遺址位于淮河水系颍河北岸丘陵緩坡上，其北為嵩山南麓東西橫亘的大嶺，嶺東端百姓俗呼“王嶺尖”，其西有小小的八方村，其東被颍河支流五渡河深度切割。
1959年4月，徐旭生先生開始新中國考古史上著名的“夏墟”探索之旅。他記錄道：“告成鎮周圍有土寨，公路過東門外，出西門半裡餘到五渡河，過河約半公裡就到八方村。地勢北高南下。遺址在五渡河西，八方村東，颍水北岸上，南沿被颍水侵蝕。告成鎮内也見古陶片。……遺址大部分在告成到八方的公路北面，小部分在南面。根據地面調查及鑽探的材料，我們初步認為東部似以龍山為主，兼有早殷遺物，西部似以仰韶為主；但東西均兼有仰韶、龍山的陶片。采集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锛。陶器有龍山鼎足、罐口沿及底、杯、豆、碗、盆，紋飾有方格紋、籃紋、繩紋、附加堆紋。仰韶有缽、罐、鼎足，紋飾有彩陶、劃紋、方格紋。早殷有罐及鬲。”
随後，徐老一行六人又調查了嵩山南北幾個重要遺址，有登封的石羊關，禹縣的閻砦、谷水河，偃師的二裡頭等，寫成《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文中徐先生探讨了陽城的地望與夏禹的關系，并指出鲧當初的封地就在嵩山腳下，禹繼承家業，在嵩山之陽築城居住再合适不過。由此，徐旭生開辟出一條由考古學研究夏代曆史的新路。
王城崗前現雙城
1975年，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組成由安金槐先生挂帥的探索夏文化工作組，以告成八方村一帶為重點，開展考古調查、鑽探與試掘工作。
三大發現
1977年春，河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與中國曆史博物館考古部的同仁對告成八方遺址進行了重點調查和發掘。他們在八方村與五渡河之間56萬平方米的土地上盤桓往複，有了三個重大發現：
在遺址東部的五渡河西岸，發掘出一段南北長20餘米的夯土牆，夯土牆下挖有基槽，基槽口寬4.4米，底寬2.54米，深約2.3米。夯土從基槽底部向上夯起，每層厚0.1～0.15米，基槽夯滿時，夯層向兩側加寬，成為夯土牆。夯土牆的年代不會晚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
徐旭生 （1888～1976），原名炳昶，筆名虛生、遁庵，中國著名史學家、夏文化探索的開拓者之一。1927年，徐旭生擔任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外合作的科學考察團——“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中方團長。從1932年起，他開始探索中華民族的形成問題，專心研究中國古史傳說，并著有《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1959年夏，72歲高齡的徐旭生親自奔赴豫西地區，對“夏墟”進行實地調查，踏察了告成、石羊關、閻砦、谷水河、二裡頭等重要遺址，寫成《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書影
在遺址中部，發掘一處大型建築基址的東北角，有幾座商代二裡崗期的墓葬和灰坑打破建築基址，說明該座大型建築基址的年代不會晚于商代二裡崗期，應屬于二裡頭文化或更早一些的建築遺存（2002年考古發現這座建築基址離王城崗龍山大城北城牆隻有1米的距離，當時遺憾地與龍山大城城牆擦肩而過）；
發現了商代二裡崗遺存、二裡頭遺存、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的地層疊壓關系，可以稱之為“新三疊層”。
陽城舊址
工作隊利用探溝法，隔一段距離，挖一條垂直于夯土牆的窄溝槽，找到溝槽底部的夯土牆，循環往複找出夯土牆的全部。花了1977年的下半年，發現這段夯土牆南北長94.8米，其南端向東拐，南牆全長97.6米，又發現南牆東端向北拐，說明這或許是一個口字形小城。
巧合的是，1977年，考古人在告成鎮北邊的漫坡高地上發現一道夯土城牆。經調查，此城南北長約2000米，東西寬約700米，像一個立日但沒隔牆的城。城内發現鋪有輸水管道的戰國大型建築基址一處，城外發現戰國鑄鐵遺址一處，出土陶量上有“廪”字戳記，豆柄、豆盤内有“陽城倉器”戳記，原來它是史載有序的春秋戰國陽城舊址！
陽城向西，一河之隔，有個倒日形龍山晚期小城，它會是陽城的得名之源嗎？換言之，這個小城是禹都陽城嗎？
後岡三疊層 中國考古學史上著名的發現，指梁思永先生于1931在安陽後岡遺址中發現了殷代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的三疊層，确定了龍山文化早于殷代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那時人們普遍認為龍山文化灰陶簡單，仰韶文化彩陶複雜，故龍山文化早于仰韶文化。
春秋陽城與龍山陽城位置示意
倒日形小城
1977年11月，國家文物局在發掘現場召開了“河南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這其實是大陸第一個夏文化研讨會，到會學者百家争鳴，暢所欲言，充分地闡述了自己對這處遺址和夏文化的看法。安金槐先生給與會者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安先生提供春秋戰國時期的陽城資料，包含這樣一層用意：這裡是全國唯一一處以陽城命名的城址，别的地方沒有發現帶銘的陽城，你不覺得春秋戰國陽城西南隅的王城崗龍山城便是夏代的禹都陽城嗎？陽城由五渡河西挪到河東，再正常不過，看看洛陽是怎樣把城址像棋子一樣挪來挪去進而成為十三朝故都的吧。
盡管安先生初步認為王城崗龍山城有可能是夏城，很可能是禹都陽城，這樣的初論還是一石掀起千層浪。無論是與不是，王城崗龍山城都是河南乃至全國發掘的第一座被認定的龍山文化古城。
1978年上半年，考古隊用探方法發掘了城的西北角，找到了城的北牆，北牆基槽底寬1.8～4米。發掘東南城角的時候，在城角的外邊，意外發現了一段10餘米的東西向城牆基槽，與東城牆呈直角，是南城牆的延伸，再向東地勢陡降，已至五渡河畔。至此，大家終于明白這是一個放倒了的日字形小城，中國第一個共用一牆的雙城就這樣奇迹般被發現。
從年代來講，這個小城距今約4100年，大禹距今約4200～4100年，兩者相合；從地點來講，古籍記載禹都陽城在箕山之陰、嵩山之陽，這個小城可不就在箕之陰、嵩之陽。為慎重起見，安金槐先生直到1983年才在《文物》上發表初步研究成果。1992年，《登封王城崗與陽城》考古報告出版，報告認為：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東西相連的兩座城址和城内龍山文化二期許多重要遺迹、遺物，對探索夏代文化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兩座城址的位置和文獻記載的夏代陽城地望十分吻合，初步認為王城崗的兩座城址有可能是夏代城址，且很可能就是夏代的陽城遺址。
1978年發掘的北城牆，基槽底寬1.8～4米，當時認為城牆窄的地方是被王嶺尖上下來的山洪沖毀，2004年的發掘方才明白原來是王城崗大城的北城壕在這裡侵蝕了小城的北城牆基槽。如果當年再向北挖上幾個探方，發現它是一個大壕溝，并向西追蹤，那麼面積30餘萬平方米的大城必定早幾十年重見天日，學術界該是多麼萬幸！曆史就是這樣，重複着無奈，重複着遺憾。
重返王城崗
近20年之後，1996年大陸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這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要将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進一步科學化、量化，為夏商周這一特殊曆史時期制定有科學依據的年代學年表，進而為大陸古代文明起源、發展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礎。
1996年，我（方燕明）承擔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夏代年代學的研究——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重回王城崗龍山城内采樣，主要是将20世紀70年代發掘的原地封存的重要遺迹——龍山文化奠基坑揭開，采集裡面的人骨樣品用于測年。經過充分的準備，加上一點兒運氣，我們順利地找到了當年平闆儀測量使用的基點——一根立在王城崗遺址中部的電線杆。有了這個中心，毫不費力地找到了那些準備采樣的奠基坑。
為了保證采樣标本的完整性，我們又打開告成工作站倉庫，把當年的出土陶片全部翻了一遍，可以做測年的樣品都提取出來。在王城崗新采集的樣品送北京測年期間，我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測年專家仇士華、蔡蓮珍研究員，北京大學陳鐵梅、原思訓、郭之虞教授等多次探讨王城崗樣品的考古學年代問題，由此體會到不同學科之間的學者多麼需要交流和協作。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中關于夏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即是依據我們提供的王城崗遺址測年樣品所測的碳十四年代推定的。
王城崗龍山大城、小城位置示意
從王城崗龍山城發掘伊始的1977年，到1983年簡報發表，再後來1992年考古報告出版，王城崗龍山城的性質一直未有定論。大處着眼，考古學界曆來對考古學文化如何與族屬或曆史朝代對應有不同的看法，而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是否為夏文化早期遺存，意見也不一緻；微處而言，王城崗龍山城面積過小，是否為禹都陽城，不少人疑慮重重。我們是小城發掘者和報告編寫者之一，也對當時看到的材料産生諸多疑問：王城崗除了小城，還有大城嗎？小城的使用年代在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小城廢後，三、四期依然昌盛，它為誰而昌為誰興？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址面積究竟有多大？龍山時期的颍河上遊，王城崗遺址在中華文明演進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樣？這些問題有待我們去深入探讨。
千年一城為中華
2002～2003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遺址周圍龍山文化遺址的調查”隆重登場，專題組的任務：對王城崗小城周圍的遺迹進行鑽探、發掘，探索這些遺存與小城的關系，進而探讨王城崗遺址在華夏文明程序中的作用和其他問題。2002年10月，我們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緒教授率領考古隊在王城崗開始考古調查。王城崗遺址面積較大，遺址内涵豐富，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進行過多次考古發掘，探方、遺迹編号使用了老辦法，考慮到王城崗遺址需要長期保護、研究，這次發掘需要準确記錄，我們對王城崗遺址及其周邊環境進行了精确測繪。依王城崗遺址的四至，用網格法将遺址分成400×400米見方的6個發掘區。發掘區分成東西兩列，每列3個區，西列由南到北編号為W1區、W2區和W3區（W是王城崗首字拼音開頭），東列由南到北編号為W4區、W5區和W6區。
2002年發掘現場
10月下旬，在W2區的三個探方中發現夯土，夯土的南邊線已經出露，夯土性質和年代不明，我們将這片夯土編為房基F2。為此我們商量在北邊再開三個探方，找出它的北界，想搞清這片夯土是幹什麼用的。
不久，在探方中發現一座東周墓打破F2，表明這座房基不會晚于東周時期。它能早到商代，早到二裡頭或者早到我們想要的龍山時期嗎？沒幾天我們在另一探方中發現一口填埋水井，當地村民說，這是他們使用過的。這個水井恰好穿透夯土，将井内填土下挖一定深度後，用手鏟刮井壁，準确無誤看到夯土厚0.78米，夯土下面是生土。為了了解夯土的走向，我們進行了鑽探，發現這片夯土東西長100米不到頭，南北寬10餘米。夯土面上沒發現柱洞和牆基槽，那就不可能是房基或者廊基，而是城牆！于是，我們将房基F2編号改為城牆編号Q1。
解剖城牆的時候，在一探方的夯土中好不容易發現一塊繩紋陶片，陶片很小，難以看出器形，從胎質胎色來講，可能是二裡頭或龍山時期的東西。11月下旬，我們開始鑽探。在向西鑽探中，陸陸續續發現幾段不連貫的城牆，城牆北7～8米還有一條與城牆平行的壕溝，口寬8～10米，深6～7米，向西向東延伸。在向東鑽探中，需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這段又長又寬的城牆Q1與王城崗龍山小城是什麼關系？二是一直向東的壕溝會對小城造成什麼影響？
12月初，向東鑽探，城牆Q1北側的壕溝已至五渡河邊。向西鑽探，壕溝繼續向西挺進，進入八方村中。
王城崗北城壕
像北壕溝直通五渡河一樣，西壕溝也南下颍河。西壕溝複原長500多米，北壕溝東西長630米，斷續的北城牆長370米。辛苦至此，有了初步成果：王城崗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小城西部有一座大城，将小城圍在大城中。城址規模600×500米，面積30餘萬平方米，時代不晚于二裡崗文化。
2004年發掘人員
2004年發掘北城牆與北城壕
2004年發掘取城牆夯土标本
2004～2005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崗遺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圍地區的聚落形态”專題組再次莅臨王城崗遺址，進行考古調查、鑽探和發掘工作。這次的工作目标：王城崗遺址在華夏文明演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它的年代、城址内容、聚落形态進行研究，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重要資料。2004年9月，我們來到王城崗遺址，在W2區布方拟解決大城、城壕兩者的結構、關系、年代等問題，在W5區布方拟了解大城與小城的關系問題。發掘進行了10多天以後，在新發掘的探方中發現城牆Q1，并發現“龍山文化層”疊壓在夯土牆之上。
10月下旬，我們在告成工作站放大鏡式地檢視疊壓在城牆Q1上的地層所出土的陶片，得知大城的年代不早于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也不晚于王城崗龍山文化四期，使用期在王城崗龍山文化三期，同時檢視城牆北壕溝中的出土物，知其年代與城牆同時。
11月初，我們開始解剖城牆Q1，發現夯窩的特點和小城完全相同。至此，王城崗新發現的大城年代終于敲定。這時在鄭州閉幕的“鄭州商城3600年學術研讨會暨2004年中國古都學會年會”傳來振奮人心的消息，鄭州成為第八大古都，包括鄭州商城、西山古城、禹都陽城、鄭韓故城等，這真是：八大古都傳佳音，鄭州後來居先分。禹王千年傳佳志，不枉辛做考古人。
11月中旬，我們利用深秋碧空澄淨、視野通明的機會，對登封、禹州境内的龍山、二裡頭時期遺址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同時繼續發掘王城崗遺址。調查發掘期間，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大學等機關的考古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到王城崗遺址進行科考采樣，不同學科的學者對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熱烈讨論，并深入交換意見。對王城崗遺址所做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成為我們考古工作的重點和亮點，開展的植物考古、動物考古、體質人類學研究、石器和陶器的工藝技術分析、實驗考古、系列樣品測年等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為讨論王城崗遺址在文明演進過程中社會複雜化及人口、資源、環境間的密切關系等問題提供了堅實的資料。
2006年，我(方燕明)依據王城崗遺址的新發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王城崗小城可能為“夏鲧作城”，而大城可能為“禹都陽城”。對此，學術界反響熱烈。
王城崗大城北城牆與夯窩
王城崗——考古學界探索夏文化的縮影
自20世紀50年代王城崗遺址被發現以來，對其進行的幾次重要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工作，成為大陸考古學界探索夏文化的一個縮影。
尋找“夏墟”
根據文獻記載，夏人活動的中心區域在以嵩山為中心的伊洛河和颍河上遊一帶及山西南部，故此有了徐旭生先生1959年的“夏墟”之行，當時發現的八方村東遺址被稱為“八方遺址”。此後的數十年中，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孜孜以求地對該遺址進行持續性考古調查、發掘。1977年，在五渡河畔發現一龍山小城、奠基坑、青銅器殘片和文字，這是建國以來大陸首次發現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引起學術界關注和重視。當年是以而在登封召開的發掘現場會議，是一次研究夏文化的盛會，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鄒衡、安金槐等一批國内著名考古學家對王城崗小城的性質和夏文化的問題進行了熱烈讨論。夏鼐所長在會議總結時指出：王城崗城堡屬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明确無誤，至于城堡是否為夏都遺迹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是否為夏文化大家的意見并不一緻。夏鼐先生認為夏文化的含義“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這是一個确切的、科學的概念，對後來的夏文化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華文明探源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組在王城崗小城内發掘采樣，已測出的碳十四資料和研究表明，小城（王城崗二期）的年代已接近或進入夏紀年的範圍之中，王城崗三期、四期、五期的年代值均已進入夏的紀年範圍以内。來自王城崗的測年資料直接導緻夏代始年的推出，足見王城崗對夏文化研究的學術價值。
2002年開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登封王城崗遺址周圍龍山文化遺址的調查”和2004年開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崗遺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圍地區的聚落形态”研究，促使王城崗遺址的調查發掘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新發現一座面積30餘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同時發現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遺存以及大量的陶、石、骨、蚌器。
《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002～2005）》書影
出版報告
2005～2006年，我(方燕明)主持整理了王城崗的發掘資料和《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002～2005）》考古報告的編寫工作。在報告中讨論了王城崗遺址的年代和性質、王城崗遺址對夏文化研究的價值、王城崗遺址毀于洪水說與夏文化起始年等問題。2007年9月，這部用了不到3年時間，凝聚着考古同仁無數心血與智慧的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報告順利出版。
實驗考古
地質調查
碩果累累
通過對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遺址的重新調查，将遺址的面積由過去所知的40萬平方米擴大為50萬平方米。王城崗大城城牆和城壕，複原面積達34.8萬平方米，是已知河南境内發現的龍山文化城址中最大的一座。
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城壕打破西小城城牆的地層關系，證明大城和小城并非同時，小城始建于龍山一期偏晚，龍山二期已廢棄。大城始建于龍山二期，延續使用至龍山三期偏早，龍山三期偏晚也已衰落下去。
王城崗龍山文化小城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200～前2130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我們取其中值，約為公元前2122年。大城城牆的年代，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或公元前 2110～前 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或公元前2100～前2020年，取其中值約為公元前2055年，與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的夏代始年公元前2070年基本相符。
通過對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動物遺骸的研究，證明當時已經馴養了豬、狗、黃牛、綿羊等動物，擷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已經進入了開發型階段。
出土的植物遺存，證明當時種植的農作物中，除了傳統的粟類作物，還有一定數量的稻谷和大豆，表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居民已由種植粟類作物的單一種植制度逐漸轉向了包括稻谷和大豆在内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人類的食譜已趨多樣。
根據調查，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是颍河上遊周圍數十公裡範圍内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聚落遺址，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是當時該地區湧現出來的可以看作是國家雛形的政治實體的中心所在。
通過對地望、年代、等級、與二裡頭文化關系以及“禹都陽城”等有關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應即“禹都陽城”之陽城，東周陽城當以“禹都陽城”即在附近而得名，而早于大城的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小城則可能是傳為禹父的鲧所建造，進而為夏文化找到了一個起始點。
（作者方燕明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郝紅星為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大衆考古》 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