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成功的“破圈轉身”
——看範穩的《太陽轉身》
潘凱雄
大約還是在2020年的上半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上報有關脫貧攻堅主題出版的重點選題中就有範穩的長篇小說《太陽轉身》，随後這個選題又被中宣部列入“2021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老實說，對這個選題我當時心中并非特别有底。這當然不是對範穩創作能力的不信任，而隻是對他能否勝任這種類型的創作心裡沒底。範穩過往的長篇小說創作，重要的作品不是由《水乳大地》《悲憫大地》和《大地雅歌》等三部長篇組成的“藏地三部曲”，就是《重慶之眼》和《吾血吾土》，這些作品特色鮮明也堪稱優秀，但所涉内容不是有關藏地的曆史文化就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若幹重要事件，而近距離的現實題材寫作并不多見，更何況還是“脫貧攻堅”這個對小說創作而言确有某種挑戰性的題材。
時間很快便轉到了今年的3月中旬，人民文學出版社給我送來了這部《太陽轉身》的列印稿，讓我抓緊看。于是，我便抱着一種好奇的心理進入對這部成品的第一次通讀，而卒讀下來的基本判斷有二：一、這是我看過的脫貧攻堅題材長篇小說中特别“小說化”的一部作品；二、當然也還有明顯不足。一周後，人文社邀請了包括本人在内的四位專業人員為之會診，“坦率”是這次會診的主旋律。對此，範穩除去間或笑眯眯地做點回應外，大部分時間都是點頭或埋頭（記錄）。再往後三個多月，範穩妥妥地交出了現在這稿。我之是以不厭其煩地複盤這個過程，其用意無非想說一部好作品固然可能一氣呵成，但有時候也是需要打磨的。
對這部作品的創作難度，以及為完成、而且要出色地完成這部作品的創作，範穩本人其實也有清醒的認識，盡管這已是他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第七部長篇小說”，但“過去我更傾注于曆史叙事，把民族文化與曆史作為我的學習和表現對象，藏族、納西族、彜族、哈尼族等。這次我把目光轉向了當下、轉向了壯族。我知道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面對這種挑戰，範穩明白自己“需要去選種育苗，精耕細作，接上地氣，吸取養分，在田裡走一走，在大地上去發現”。為此，他深入到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這個“地處南國邊陲，拱衛着國家的西南大門，四十多年前這裡還戰火紛飛、英雄輩出，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才完全對外開放。是以它是雲南貧困程度最深、面積最廣的地區之一”。在這裡，範穩“走訪了數十個邊境村寨，見證了偏遠山鄉的巨變，結識了許多脫貧緻富的帶頭人”并清醒地意識到“能夠置身于‘脫貧攻堅’這場偉大戰役中，是一種榮幸。我們是見證者，也是記錄者。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如何去呈現，就顯得尤為重要”。沒錯，“如何去呈現”至關重要。
如果不了解上述過程而隻是初看作品，視《太陽轉身》為刑偵破案小說其實也未嘗不可。作品的一号主角全然不是常見脫貧攻堅題材中的村長或支書，也不是被組織安排到基層挂職扶貧的“第一書記”，而是從省公安廳刑事偵察局剛剛退下來不久的老局長卓世民。而且這個“一生戎馬倥偬、身經百戰”，視“波瀾壯闊的人生是顯英雄本色，可風平浪靜的日子才是生活”的老刑偵還沒享受幾天“生活”的“日子”就因為自己胰腺上的“一個占位”成了“等待死刑判決書的人”；作品的故事主體則是這個雖剛一退下來就給自己制定了“不插手局裡工作，不摻和任何案件，不幫人說情”這“三不政策”老刑偵，又不得不被卷入對一件拐賣兒童案的成功偵破，直至自己在勝利曙光降臨前壯烈犧牲的全過程。至于與脫貧攻堅相關的那個南山村恰巧正是與這樁刑偵案有重要關聯的所在地，這個村從極貧到扶貧到脫貧的全過程都是是以而穿插在整個破案過程中被自然帶出，無論是為村裡脫貧而殚精竭慮的老村長曹前寬還是因極度貧困而迷失人生方向走上犯罪之路的曹前貴等皆無一例外。
不僅如此，《太陽轉身》在這兩條重要但并非平行的叙事線之外，還有不少頗有意味的設定也是十分精心與講究。比如，将被拐騙兒童侬陽陽之母韋小香設計成壯族，且她的老鄉包阿姨恰是在卓世民家服務多年的老保姆，而卓世民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女兒卓婉玉之研究方向正好又是壯族的族源和遷徙，這一連串“巧合”不僅将卓世民看似偶然地“卷”入這場“奇案”成為一種必然，而且還不動聲色地引入了壯族文化這一要素，于是，“找一把稻穗喊魂”、那個“令看客們隻能想入非非的活動——祼浴”“開秧門”等壯族民俗以及意味深長的《祭祀太陽古歌》的進入都是十分自然的了。還有，作品開篇對卓世民退休生活的一段描寫，諸如與老搭檔蘭高榮打打網球釣釣魚、侍候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老父親、陪夫人肖玉做做頭……之類的日常生活。所有這些看似“閑筆”之筆其實都是作品中一些頗有寓意的點睛之筆，十分自然而貼切地厚植了作品的意味。
盡管看上去為輔，但《太陽轉身》對“脫貧攻堅”的叙事設計同樣頗為用心，這是作品另一條沉重的叙事主線。範穩将脫貧攻堅的主戰場放在脫貧攻堅領頭人曹前寬和因貧而“轉身”誤入歧途的曹前貴、楊翠華、趙四毛等人所在的南山村與楊家寨，而這裡又恰是40年前那場南線戰争中身為偵察連長的卓世民與村支前民兵連長曹前寬結下生死情誼的地方，範穩以那場戰争作為南山村這個古山寨脫貧攻堅戰一段蕩氣回腸的“前史”進行了足夠的鋪墊，這才進入“随着全國‘脫貧攻堅戰’的打響，邊陲之地的人們義無反顧地向貧困宣戰。這是一場絲毫也不遜色于當年那場保衛邊疆的戰争。世代戍邊的人們……不應該貧窮，不應該永遠落後于時代”。于是，因貧困而引發的兩場當下“戰争”在這裡同時打響：一場是卓世民毅然告别原本安逸的生活，與長期志同道合的戰友蘭高榮來到了他們曾經共同戰鬥過的地方，在這裡，他們最終懲惡揚善将侬陽陽解救，卓世民更是在與歹徒的奮勇拼殺中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後曆程。另一場則是生活在這裡的村民侬建光和韋小香夫婦以及曹前貴、楊翠華、趙四毛等曾因貧窮一度“轉身”誤入販賣人口的歧途；與他們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老村長曹前寬對于修路的執著，他始終以愚公的毅力和精神要為南山村修建一條通向現代文明之路，這個曾是卓世民得力戰友的生命中有着一股永不言敗的血性和韌勁。在他眼中：“對于那些生存條件險惡的村莊，像南山村這種被判了‘生态癌症’的村莊，再苦再難，我們也要像當年打仗一樣，向貧困開戰。‘生态癌症’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沒有了脫貧攻堅的幹勁，缺少了為國戍邊的精神。”曹前寬的“修路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隐喻和象征，濃縮着這片土地上脫貧攻堅戰役的發展史：從村民個體的人挖肩扛到善良人的熱心幫扶到黨和政府一系列精準扶貧措施的落實到位，南山村的脫貧攻堅事業如火如荼地不斷深入人心直至走向勝利，被拐兒童侬陽陽成功獲救、白血病患者林褚承得以醫治、村民們開始緻富……這一切又何嘗不是整個中華大地脫貧攻堅取得曆史性偉大成就的一幅縮影？
回到本文開頭不久即說到的“這是我看過的脫貧攻堅題材長篇小說中特别‘小說化’的一部作品”上來。本就是長篇小說又何言“特别‘小說化’”？這是相對于我所看到的另一些以脫貧攻堅為主題的長篇小說而言，這部分作品雖名為長篇小說，但整體上其實更像長篇非虛構寫作，拘泥于就人說人、就事論事，一看作品就大抵明白其原型是誰。這樣的寫作明顯悖逆了長篇小說賴以立生最基本的特性，而且還由此形成了某種新的“圈套”，而誤入這種“圈”中的長篇小說即使它的主題再突出也不可能有多少生命力可言。相比之下，《太陽轉身》則是将脫貧攻堅納入一個更加廣闊的社會、時代與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去表現、去書寫。包括從一位遲暮的英雄警察被動地卷入一樁跨越千裡的拐賣兒童案這樣一段脫貧攻堅的“前史”切入，包括以壯族文化為作品某一局部的背景，包括40年前的那場南線之戰等……這些看似與脫貧攻堅平行且相對獨立的情節細節與場景，實際又都是和“貧”與“脫貧”客觀上存在着種種剪不斷的直接與間接的曆史與文化關聯，也正是這些個因素合理而巧妙地植入不僅使得《太陽轉身》的深度、厚度與意味得以大大強化，而且保證了《太陽轉身》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正是在這些意義上，稱其為範穩“一次成功的‘破圈轉身’就是實至名歸的了。
本文原刊于《文彙報》2021年12月3日第11版
【作者系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