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瑟和帕托奇卡的生活世界

作者：浙江大學現象學與正念研究中心哲學教授

總結： 晚年，胡塞爾在巴黎和弗萊堡遇到了他的捷克現象學家帕托奇卡，開啟了現象學運動的新篇章。在意識形态上，胡塞爾後來對生命世界和歐洲危機的關注和讨論影響了年輕的帕托奇卡。在生活中，他們都生活在二戰前後世界的動蕩中，最終以自己的方式經曆了政治和社會危機。總的來說，他們是純粹的哲學家，不問政治，但政治最終會趕上他們。他們兩人都一直相信思想的力量，他們也是思想力量的受害者。是以，他們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在埃德蒙·胡塞爾生命的最後十年裡，一位捷克同胞進入了他的生活和思想圈，成為了他的學生。帕托奇卡（揚·帕托卡，1907-1977）。帕托奇卡的父親是一位古老的語言學家。是以，盡管Patochika在布拉格的一所實用中學接受了實用科目的教育，也就是說，他不需要在這樣的中學學習古代語言;後來，在布拉格大學學習期間，帕托奇卡的大學哲學老師是捷克哲學家揚·布拉霍斯拉夫·科茲·k。後者是一位批判現實主義者，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托馬斯·E·湯姆的學生？加裡格·馬薩裡克。

世界是如此之小！在與帕托奇卡相遇50多年後，在帕托奇卡出生30多年後，胡塞爾遇到了馬塞利克，他也在萊比錫大學萊比錫大學學習，正是在1876年的萊比錫哲學學會。馬塞利奇後來成為胡塞爾年輕時的哲學向導和精神領袖：胡塞爾不僅在馬塞利克的影響下終身哲學，而且在宗教上從猶太教（摩西）皈依基督教（耶稣）。此外，Marcelik的老師是Brentano。正是在馬塞利奇的建議和推薦下，胡塞爾成為布倫塔諾的學生。在這方面，Husser确實有理由稱Marcelik為"我的第一位老師，我心中第一個喚起對世界和生活的道德了解的人"（1）。

當然，胡塞爾真正的"第一位老師"是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布倫塔諾。他也是Husser和Marcelik的副老師。他們共同繼承和發展的哲學傳統可以稱為維也納哲學傳統，展現在從巴爾卡諾到布倫塔諾，胡塞爾，馬塞爾，維特根斯坦到帕托西卡的思想發展的線索（2）。

帕托奇卡于1929年在巴黎第一次見到胡塞爾。當時，這位22歲的布拉格大學學生正在獲得獎學金，并在巴黎學習，在此期間，Husser被邀請在巴黎大學發表演講。是以，帕托奇卡"興奮地"聽了胡塞爾在巴黎的演講，"并經曆了'笛卡爾冥想'的開始（3），因為演講的文本是後來深化和擴充的笛卡爾冥想手稿的第一個基礎"。

帕托西卡在巴黎通過介紹胡塞爾的學生亞曆山大·科伊雷（1892-1964）和阿隆·古爾維茨奇（1901-1973）結識了胡塞爾。胡塞爾似乎甚至邀請他去弗萊堡學習（4），盡管胡塞爾現在已經退休，并将領獎台傳給了海德格爾。1930年，帕托奇卡從巴黎回到布拉格，一年後，他在那裡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視覺的概念及其對意圖活動的意義》（5）。從作者獲得的資訊來看，這篇用捷克語寫的博士論文一直儲存在布拉格大學的圖書館裡，從未正式出版，也沒有被翻譯成任何其他語言，關于它的讨論也很少，原因尚不清楚。僅從其論文來看，這應該是一篇關于Hussel現象學的研究論文。

帕托西卡在完成博士考試後沒有在大學找到工作，是以他開始在布拉格文科高中擔任哲學教授，但他從未停止過對現象學哲學和捷克哲學的思考。1933年夏季學期，他獲得了洪堡獎學金，這使他能夠通路和學習柏林和德國弗萊堡。他在柏林跟随尼古拉·哈特曼（Nikolai Hartmann）學習，在那裡他經曆了德國政治的重大變化。然後他去了弗萊堡，名義上是和海德格爾一起去的，但主要關注的是胡塞爾的現象學。當這位26歲的老人抵達弗萊堡出現在這位74歲的老人面前時，胡塞爾已經留下了納粹政權帶給他的"最初的失望和羞辱"，并且能夠以最感人的善意"接受"他的同胞Patochika："啊，終于這一天了！"我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但一個同胞來找我 - 這從未發生過。"⑦

同樣在這次通路中，帕托西卡遇到了當時胡塞爾的私人助理尤金？芬克也與他有着深厚的友誼，還遇到了一個日本男人和一個中國人（8歲），他們當時正在胡塞爾的家裡。帕托奇卡後來回憶起通路胡塞爾家的經曆，并記錄了胡塞爾面對充滿敵意和好戰的歐洲時代以及國際學生的周圍環境所說的話："我記得他說，'我們在這裡都是敵人。"他指着我和芬克：'敵人。"指着中國人和日本人：'敵人。"超越一切 - 現象學。'"⑨

國家、歐洲和世界之間的強烈緊張關系在這裡表現出來，後來在胡塞爾和帕托奇卡之間對生命世界的反思中反複讨論和讨論（10）。這是胡塞爾對哲學與自然界觀和自然界觀的相關性的反映，是面對歐洲兩次戰争危機時自然科學觀點的反映。胡塞爾的這種超越性意味着在政治、倫理、法律權力和社會方面的某種跨文化、跨種族的普遍性。胡塞爾在一戰期間面臨這個問題，但似乎他無法通過自己的政治實踐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11）。面對納粹政權的嚴酷現實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他不得不再次面對這個問題。這一次，他從人生世界的立場和角度出發，進行觀念史的思考和反思。

關于Husser和他在此期間的工作，Ingarden回憶起1935年他最後一次通路弗萊堡的Hussel："Jean Helin晚上來酒店看我。我們談到了Husser。在那段時間裡，賀林見過他很多次，他很佩服他的好身材，他的堅定，以及他對科研的孜孜不倦的奉獻精神。胡塞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作為一個男人和一個哲學家變得更加偉大。他相信他的哲學有一天會拯救人類。他預料到會發生什麼嗎？"(12)

在此期間，随着德國局勢的變化，捷克共和國和布拉格大學的情況在1933年之後也發生了變化：埃米爾？烏得勒支（13歲）由于猶太血統而不得不放棄在德國羅斯托克大學的教職，回到母校布拉格德國大學擔任講座教授。關于烏得勒支，帕托奇卡回憶說："他有廣闊的視野，對精神可能性有敏銳的嗅覺，并且是一流的組織者。這位前布倫塔諾學生不懂超越，是以他更加重視胡塞爾的具體分析，并制定了将布拉格變成現象學研究中心的計劃。（14）尤利西斯和帕托奇卡的老師科薩科朝這個方向努力。1934年，布拉格哲學學會成立。烏得勒支擔任該學會的德國主席，Kosako擔任捷克主席，Patochka擔任新成立的哲學學會的捷克秘書，Randrebe，胡塞爾的另一名學生，擔任該學會的德國秘書。由于他們的努力，社群逐漸與國際現象學運動建立了聯系并産生了影響。

今年聖誕節那天，帕托奇卡收到了胡塞爾的邀請，去弗萊堡拜訪胡塞爾和芬克。他的德國之行有兩個重要使命：找到一種方法來儲存納粹的大量胡塞爾手稿，例如将它們放在打字手稿中，或者将它們部分轉移到布拉格，并邀請Husser到布拉格參加旅行講座，以宣布他的最新想法和研究。這兩個計劃都得到了胡塞爾本人的全力支援，正如帕托奇卡所說，其原因在于，胡塞爾長期以來對他艱苦的科學研究的命運的擔憂最初可能與海德格爾學派在現象學中的主導地位有關（15）。再加上1933年之後的政治關切，這些關切确實是有充分根據的。胡塞爾在他的國家是一個"内部流亡者"，不能指望任何公衆的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研究所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不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盟友，但在這種看似無望的黑暗中卻是一線光明。"多年來，人們一直擔心着一個偉大的哲學使命，一個人類的使命，作為一個始終活躍的工作沖動，并且必須努力期待一個瓶子被扔進海裡的命運。(16)

最後，這兩個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都以出版物的形式實作了：哈塞爾的維也納和布拉格之行，以及他在那裡關于歐洲科學危機的演講和在此基礎上處理的兩篇"危機"論文，以及由Landgrebe編輯并由Hussel本人審查的"經驗與判斷"的出版（17）。"危機"和"經驗與判斷"的思想在某一點上交叉并彙聚在一起：生命的世界。正是由于這兩項任務的完成，今天才有可能談論"生命世界的現象學"。這一學說的出現無疑與帕托奇卡、蘭德格裡布和布拉格哲學會的努力密切相關（18）。

《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一書的形成通常首先被認為是胡塞爾維也納之行的直接結果，但"危機"概念的最早原因實際上與布拉格有關。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1934年在帕托奇察到弗萊堡實施上述計劃之前，胡塞爾應當年在布拉格舉行的第八屆世界哲學大會主席伊曼紐爾·拉德爾的邀請，于1934年8月協助起草和回複了一封長信。它後來于1989年發表在《哈塞爾集，文章和講座》（1922-1937）（S.184-221）的第27卷中。該館藏的編輯增加了"論目前的哲學使命"的标題，胡塞爾自己稱之為"布拉格信件"或"布拉格文章"（19）。其中一部分由帕托奇卡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宣讀。根據Patochica的說法，"它意味着現象學的世界使命，這顯然是'危機'問題領域的預先訓示"（20）。這句話是基于胡塞爾自己1934年9月13日寫給帕托奇卡的信："我現在已經徹底考慮了布拉格檔案的副本，并将很快将其加工成現象學的曆史切入點，同時相應地加深（必要的擴充）。（《華國簡報四》，第427頁）事實上，帕托奇卡最熟悉胡塞爾從《布拉格信報》到《危機報》的整個意識形态進展，甚至比胡塞爾的兩位助手蘭德雷貝和芬克更熟悉。從1934年9月開始，胡塞爾本人在與帕托奇卡的通信中繼續報道他對"布拉格信件"或"論文"的深化和擴充，直到他将他的"危機"論文的第一份印刷副本寄給帕托奇卡（參見Chronik，S.451，460，473，476，478，485）。這就是為什麼在"危機"論文發表後，帕托奇卡能夠寫出"危機"文章的第一篇評論，首先回應胡塞爾的思想并将其傳播開來（21）。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胡塞爾關于"危機"的公開演講原本計劃帶他去布拉格，然後是維也納。隻是由于布拉格方面的推遲，胡塞爾于1935年5月前往維也納，然後在11月前往布拉格。這種調整的直接結果是，雖然布拉格講座落後于維也納講座，但它是以"更深刻，更原始"。

這最後一句話是對帕托西卡親自聽過的後來的三次外國演講（巴黎，維也納，布拉格）的非常簡短的比較和描述："這是布拉格哲學學會活動和存在的頂峰。偉大的思想家們來到這裡，就像他們在維也納所做的那樣，就目前迫在眉睫的問題領域發表講話，但在這裡，它更加深刻和原創，因為在這裡，所有問題第一次都基于跳過的生活世界：人們看到科學危機背後的理性危機和人類危機，盡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科學危機還是爆發了， 以及幾個世紀以來不斷加深的啟蒙危機，要克服這場危機，人們無法避免理性，相反，它必須達到一個尚未預料到的理性和科學階段。它與巴黎的演講形成鮮明對比，在巴黎的演講中，它涉及一種建立構思想的純粹願景，這裡有一個呼籲回歸的聲音，它向處于嚴重危險的人類傳達了哲學家的資訊。"(22)

重要的是要注意帕托奇卡的聲明，即"這是第一次，所有問題都基于跳過的生活世界"。正是在這次通路中，他本人從Husser那裡獲得了關于目前哲學問題的重要靈感，并撰寫了自己的教學資格論文"作為哲學問題的自然世界"。

在他1936年的教學資格論文"作為哲學問題的自然世界"中，帕托西卡專注于讨論生活世界中的哲學問題，并成為第一個也是第一個解釋和發展Husser所生活的世界的現象學的思想家（23）。正如比梅爾所說，在這本書中，"在分析生命世界的核心，甚至，用它的話說，胡塞爾在他的'危機'書中闡述或要求的生命世界的問題，在這裡已經提前得到了承認"（24）。現象學運動在這裡開辟了一個新的問題領域，進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在Hussel的敦促（25）下，Patocika的資格論文于1936年在布拉格首次以捷克語發表，正好趕上Hussel在貝爾格萊德流亡出版物《哲學》上發表的兩篇"危機"文章。其法文、德文和英文版分别于1976年、1990年和2016年出版（26）。

1937年8月，帕托奇卡前往巴黎參加第九屆世界哲學大會，之後他在傳回弗萊堡的途中又去了弗雷澤，這本來不是他告别胡塞爾的："在我逗留的最後一天，當我打電話時，我聽到馬維納夫人說胡塞爾在浴室裡滑倒了，受了重傷。我不能像預期的那樣去看望他。這是發展成緻命性核炎的事故，他未能從中恢複過來。"(27)

1938 年 4 月 27 日，Husser 在住院六個多月後去世。同年5月13日，帕托奇卡和蘭德格雷貝分别在布拉格哲學學會為《胡塞爾之死》發表紀念演講。這兩場講座的文本後來發表在該學會的系列著作中，随後是胡塞爾的遺産《經驗與判斷：邏輯譜系研究》（Experience and Judge： A Study of Logic Genealogy）的出版預覽，由Landgrebe（28）編輯。這兩個字跟尤金？同年4月29日，芬克在胡塞爾的墳墓上發表的演講，成為為數不多的關于危機時代偉大思想家的重要訃告和悼詞之一（29）。

在他的悼念演說中，帕托奇卡将胡塞爾視為思想力量的信徒和受害者："盡管在世界的總負擔中感受到了所有的痛苦，但世界上仍然有一種非人類的上帝閃光從深處滲透出來，這是最終的理想目标設定，構成了對長期渴望的獎勵。"(30)

胡塞武裝之後，帕托奇卡本人也相信了這個想法的力量，并在四十年後成為它的受害者。

胡塞爾去世近一年後，他的最後一本書《經驗與審判》（31）由布拉格學院出版局出版，但尚未出版。這是"布拉格哲學學會著作"系列中的第二篇，其中第一篇是Patochika和Landgrebe紀念Husser的兩份聲明。與貝爾格萊德的流亡雜志《哲學》一樣，該書店是由一位從德國搬到布拉格的猶太出版商創立的。1939年，當蘭德雷貝從他的出版商那裡得到他的第一本樣書《經驗與審判》時，德國坦克已經進入布拉格（32）。"除了少數幾個之外，其他所有項目都被沒收和銷毀，"帕托奇卡回憶道。戰争結束後，我能夠向Landgrebe提供重印樣品。"(33)

Patochika在完成資格考試後，在布拉格大學哲學系擔任了三年的無薪講師。1939年德國入侵後，所有捷克大學都關閉了。在此期間，Patochika繼續在布拉格的多所文科中學任教，直到1944年，以養家糊口。

在德國占領期間，帕托西卡仍在思考胡塞爾的"敵人"和"超越一切的現象學"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他強調了捷克精神史與德國精神史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他強調了捷克思想的自力更生，堅信捷克精神的歐洲使命是為東歐和西歐提供中介。（34）根據根甯的回憶，帕托奇卡一直認為捷克斯洛伐克屬于西歐而不是東歐（35）。他的想法在當時引起了很多批評。到戰争結束時，他失去了在文科高中的教學職位，并作為隧道勞工卷入了全面戰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帕托奇卡回到布拉格大學重建捷克大學，繼續他的教學工作，作為一名無償講師，講授古代哲學和黑格爾。在此期間，他開始關注和讨論當時在德國和法國盛行的存在主義思想。他曾希望在布爾諾大學教育學院獲得哲學教授職位，但無濟于事。因為1947年蘇聯和美國加入冷戰後，在許多東歐國家之後，捷克斯洛伐克的多黨統治于1948年結束，與西方在思想領域的接觸和交流被暫停，帕托奇卡再也不能被聘為親西方學者，甚至不得不在1950年離開布拉格大學。

然後，Patochica首先在Maserik圖書館找到了一份管理者的工作，該圖書館關閉了，使他很難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也很難通過一些翻譯工作和教授補習課程來養家糊口（36）。從那時起，由于帕托奇卡在捷克共和國的教育，Jan？埃姆斯？捷克斯洛伐克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專家J.A. Comenius受聘編輯Kwamenius系列，在此期間，撰寫并發表了許多關于Kwamenius的研究文章。他認為誇美紐斯不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原創哲學家（37）。誇梅尼烏斯也對帕托奇卡的思想産生了重要影響。我們稍後會看到這一點。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對西方國家的政策松動，其與西方哲學的哲學聯系逐漸恢複。1964年，帕托西卡發表了他對亞裡士多德那些年的體系和曆史的研究，題為《亞裡士多德：他的先驅和他的遺産》（38），作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科學院的第二篇資格論文，并于1967年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的科學博士。

在Landgrebe，Van Breda等人的幫助下，Patocica于20世紀60年代初應邀通路東歐和西歐的大學，并在幾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在此期間，他還通路了比利時魯汶大學的Husselvinku，由Van Breda主辦，Husselvinku，由Landgrebe主辦的科隆大學和由Fink主辦的弗萊堡大學Husselvinku。耿甯是一名博士生，1965年在魯汶大學的胡塞爾溫庫工作，他遇到了帕托奇卡，兩人開始了健忘的一年。在他未出版的回憶錄中，岡甯寫道："在胡塞爾的所有重要學生中，我覺得我與揚·帕托奇卡的關系最為密切。他是一位優秀的獨立思想家，一位偉大的胡塞爾哲學學者，他也是一位黑格爾哲學家，由于他的研究和翻譯作為卡爾·馬克思哲學的基礎，他也能夠在捷克斯洛伐克政權下的科學院開展哲學活動。然而，帕托奇卡給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盡管他的哲學偉大，或者更确切地說，他的哲學偉大，但他特别謙虛。"（39） Patochika回到布拉格後，于1965年7月16日至1970年1月30日期間與耿甯通信，共寫了八封信和明信片，總共24頁手寫。耿甯委托作者将其中四封信轉發給布拉格的帕托卡文學館，另外四封信和一張明信片寄給中山大學現象文學館。

"布拉格之春"政治運動發生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産黨在1968年進行了改革）。蘇聯和中國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改革失敗，捷克斯洛伐克繼續實施"正常制度"，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以消除西方的影響。随後，包括許多精英知識分子在内的大量難民來到西歐。雖然帕托奇卡今年終于在布拉格大學獲得了教授的職位，但他被迫在四年後（1972年）提前退休。根據Liko的說法，在他獲得教學資格後的三十四年中，他隻有八年的時間被允許在公共場合教學（40年）。帕托奇卡沒有離開他的祖國，而是留在布拉格，繼續在家中教授哲學課程。他的聽衆通常是工匠和鍋爐工，其中一些人曾是哲學教授或哲學學生，在随後的政治清洗中被迫離開他們的精神和文化職位，以通過體力勞動來維持生計（41）。觀衆席上還有哈維爾（瓦茨拉夫·哈維爾，1936-2011），他是捷克斯洛伐克解體後捷克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

在此期間，盡管帕托奇卡無法在捷克共和國出版自己的作品，因為赫塞爾晚年無法在自己的祖國出版，但他仍然在西歐，特别是在法國和德國出版了許多書籍和文章，其中包括哲學史的異端之一，該作品"在1970年代初以十二份副本傳播，從此成為東方最有影響力的哲學作品之一。歐洲"（42）。"在《哲學史異端》的最後幾頁，'驚悚片的團結'的動機更接近于誇美紐斯提供的絕望的安慰，而不是海德格爾面對死亡的決定和尼采在虛無主義時代尋找超人的動機，"利科認為。"(43)

與此同時，他的資格論文"作為哲學問題的自然世界"的法文版于1976年出版。他還計劃研究他的"作為哲學問題的自然世界"，主要是語言的第八章，同時關注雅各布森對結構語言學的貢獻（44）。1976年，他在魯汶大學哲學雜志上發表了關于雅各布森的"現象學結構主義"的文章（45）。1976年，魯汶大學Husselvinku出版了Patochika的65歲生日，"人類的世界：哲學世界"（46）。Patochika在紀念收藏品的首位出版了他的Hussel回憶（47）。1976年和1977年是帕托奇卡的收獲年，他已經對外國思想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盡管如此，或者說為什麼，他在家中受到的監視和限制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除了晚年他們都無法在國内發表文章之外，帕托奇卡和胡塞爾晚年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是，他們後來被禁止出國參加學術會議，而薩塞爾在1937年被禁止前往巴黎參加那裡的第九屆世界哲學大會。Chronik，S.486），而Patochika也被禁止參加國外會議，并在最後幾年獲得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1977年，帕托奇卡參加了"77憲章"運動。巴裡？史密斯概述了帕托奇卡與《77憲章》的關系："帕托奇卡是第77号憲章的主要作者。他也是"77憲章"運動的三位主要發言人之一，該運動本身就是優秀工作和非政治政治的典型例子（對沒有任何宏偉口号或意識形态立場的特定人權損害案例的艱苦審查）。（48） "憲章"于1977年1月3日公布。同年3月，帕托奇卡會見了荷蘭外交大臣。接下來的發展可以在耿甯的回憶錄中找到："1977年3月3日，帕托奇卡被警方拘留審訊長達10個小時。這也阻止了Patochika被邀請參加西德駐布拉格大使館的招待會。10個小時後，他心髒病發作，不得不被送往醫院。他休息了一會兒，寫了他的最後一篇文章，"我們可以從77号憲章中期待什麼"。1977年3月11日，他第二次心髒病發作，兩天後去世，享年69歲。"(49)

也許是因為熟悉希臘人的"人類習慣是他的命運"，胡塞爾似乎很早就預料到了帕托奇卡生命的終結。早在1933年9月7日，芬克就在給帕托奇卡的一封信中轉達了胡塞爾對帕托奇卡的印象："他堅信，認識你的絕對意志已經找到，它可能是一個反生命的怪物，但它是哲學存在不可或缺的本質。"(50)

沃爾特？"揚·帕托西卡是歐洲人的重要形象，他的生與死是歐洲文明可以檢驗自己生命意義的經曆，"比梅爾在為帕托奇卡寫的悼詞中寫道。現象學哲學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學者。"(51)

最後，在Hussel和Patochka經曆的政治遭遇中指出了第三個相似之處：為了避免毀滅的命運，他們的手稿或副本在他們死後被帶到國外重新安置。Husser的手稿被帶到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研究所，而Patochika的手稿和他的地下出版物被帶到維也納的人類研究所。1989年之前出版了四卷本的德國帕托奇卡收藏（52），捷克帕托奇卡收藏（SSJP）（53）于1990年編輯并出版。

保羅·利科（Paul Liko）本人從未見過胡塞爾本人，但僅通過他的著作來判斷，根據他的說法，胡塞爾的思想是"非政治性的"，"他的教育，他的愛好，他的職業，以及他對科學嚴謹性的偏好決定了他的非政治主義"（54）。

這也是帕托奇卡對他的導師作為胡塞爾最親密的弟子的第一印象，也是整體印象。當他在巴黎第一次見到胡塞爾時，帕托奇卡認為他是"一個不做報告，不評論，而是坐在自己的工作室裡的哲學家，好像他獨自一人，在與他的問題作鬥争，不關心世界和人民"（55）。

第二次在弗萊堡見到胡塞爾和芬克時，那種感覺還是很強烈。"對于一個大學生來說，很少看到一個受人尊敬的老師是一個有麻煩，痛苦和有麻煩的人，"帕托奇卡回憶道。當時，兩位哲學家胡塞爾和芬克的生活對我來說是全新的。他們似乎并不關心當時圍繞着他們的被壓抑的政治現實，無論他們喜歡與否，這些現實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他們有自己的任務，因為這讓他們過著更專注的生活，他們給了我第一個例子，說明真正的靈性生活如何在純粹的宣傳之外蓬勃發展。"(56)

這種"完全宣傳之外的生活"在Husser中也被稱為"純粹作為科學哲學家而生活"（Hua Brief.IV，S.409）。但胡塞爾曾經從這種生活中休息過一段時間，"陷入教授的激情"（57），例如在戰争期間。作者之前曾寫過《胡塞爾史》，并指出了他後來對這個問題的内省和結論："作為一個善于反思的哲學家，胡塞爾很快就開始認真反思自己在戰争中的感受、思想和行為。看來，最重要的結果似乎是，胡塞爾最終要求他滿足于将哲學實踐作為哲學理論研究的主題的可能性，并且他放棄了提供政治建議和完全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意圖。（58）相應地，1919年9月4日，學生阿諾德？在梅茨格的信中，胡瑟寫道："我沒有被要求成為人類追求'快樂生活'的上司者（59），我不得不在戰争年代的痛苦沖動中認識到這一點，我的守護神告誡我。我将完全有意識地、果斷地純粹地以一個科學哲學家的身份生活。"（華書簡報四，S.409）

帕托奇卡認識胡塞爾，他在一戰後"在公衆視線之外"生活，"純粹是科學哲學家"，胡塞爾不僅在這方面給帕托奇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對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我遠遠沒有想到胡塞爾的極端擔憂，這與他的職業生涯有關，這項巨大而艱苦的工作的命運，我當時不知道他們有一天會離我如此之近，"帕托奇卡說。帕托奇卡在這裡如此接近他的"極度擔憂"，可以指他在1970年代寫這本回憶錄時經曆和預見到的"危機"。面對他對局勢的可怕恐懼，"這位備受尊敬的布拉格學者，作為他的國家的公民，已經發出了明确的聲音"（61）。

帕托西卡最初不是政治哲學家或社會哲學家。雖然他可以被視為一個實用的哲學家，但總的來說，他仍然是一個理性思考并讨論蘇格拉底意義上的"論證生活"的學者，或者是當下人文主義的學者（62）。跟随帕托奇卡本人的标題"什麼是現象學？正如手稿中更明确地指出的那樣，現象學"既不是緻力于保護知識傳統的陳舊哲學，也不是試圖通過協助改變世界來擴充其活力的哲學，即不是革命性或想要成為革命性的哲學"（63）。最後，我們可以參考比梅爾的陳述："帕托奇卡将哲學了解為社群工作，它回歸理性本身并動員共同的目标，正如胡塞爾曾經說過的那樣，但我們在黑格爾和胡塞爾身上找不到這種樂觀主義。"(64)

嚴格來說，在社會政治實踐中，帕托西卡隻做了他所說的「面對不公正時保護自己的義務」（65）。帕托奇卡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蘭德格雷貝（Landgrebe，66歲）在他的悼念文字中寫道："關于揚·帕托奇卡的命運和導緻他死亡的事件的讨論太多了，沒有必要重複它。但是，在許多方面，人們仍然沒有認識到，這種死亡并不是一個哲學家的不幸意外，他背棄了世界，背離了所有政治和意識形态的争論，沒有認識到他為實作人權而作出的頑強努力的風險。他不是哲學家生命的最後和極端的結果，而是知道，所有哲學思想隻有經過思考，而且經過體驗，才會有真理。"(67)

歸根結底，帕托奇卡和胡塞爾一樣，是利科所說的"非政治思想家"，但政治最終趕上了他們。

（1）E.Husserl，Briefwechsel，10 B nde，收錄于Verbindung mit E.Schuhmann hrsg.von K.Schuhman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Bd.VIII.，S.59.（以下字母集合僅在正文中的括号中表示：華簡報。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離開萊比錫前往維也納之前，Marcelik為Husser留下了一張小桌子（或一個小書架）。Husser保留了這張小桌子，并在上面工作了很長時間。直到他的同學帕托奇卡出現，胡塞爾才在1934年聖誕節将桌子轉讓給帕托奇卡，使他成為"偉大傳統的繼承人"。見Hua Brief.I，S.100，Lico Memorial Patocica文章的開頭（Paul Ricoeur，"Hommage an Jan Pato ka"，Jan Patocka，Ketzeris Essay Zur Philosopher Geschichte，Berlin Suhrkamp Verlag，2010，S.7）和"捷克共和國"Patochka：Recall Edmund Husser，由Liang Kang翻譯，Liang Kang編輯，"Remembering Edmund Husser"，2018年版商業出版社， 北京，第287頁。

（2） （4） 見巴裡·史密斯，"Von T.G. Masaryk bis Jan Patocka： 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載于J.Zumr和T.Binder（編輯），T.G. Masaryk undded Bre tano-Schule，格拉茨/布拉格：科學院，1993年，S.94-110，S.101。

（3） 《Patochika，捷克：Edmund Hussel的回憶》，Liang Kang著，"Remembering Edmund Husser"，2018年版《商業出版社》，北京，第287頁。

（5）Jan Pato ka，"Pojemevidence a Jehov znam pro Noetiken"（Der Begriff der Evidenz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Noetik），Praha，1931，S.165。參見米蘭·沃爾特，"揚·帕托·卡。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載于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17，Studien Zur Philosophie von Jan Pato ka，1985年，S.89，以及Ludger Hagedorn und Hans R.Sepp，Jan Pato ka。Texte，Dokumente，Bibliographie，Freiburg und München：Alber，1999，S.529。

（6） 1933年4月6日，已經退休五年的胡塞爾接到巴登文化部第7642号通知，說他已被休假，4月14日，他"立即休假"。四月下旬，胡塞爾夫人寫信給她的兒子格哈特，報告說她的父親患有失眠和神經疼痛，不得不休息一下，去瑞士洛迦諾休息十天。（見K.Schuhmann （Hrsg.）， Husserl-Chronik.Denk-und Lebensweg Edmund Huserls，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7， S.429.本年度光譜的以下引文僅在正文中的括号中注明：Chronik加頁碼。)

（7）《捷克帕托奇卡：埃德蒙·胡塞爾的回憶》，梁康編輯，《回憶埃德蒙？Husser，2018年版，商務出版社，北京，第281頁。Hussel認為Patochika是他的第一個同學，這表明他認為捷克共和國（由波希米亞人組成，Patochka的出生地和摩拉維亞人，Husser自己的出生地）更多的是他的祖國，他稱之為"我可愛而古老的家園"（Hua Brief VIII，S.58），而不是他自己的祖國，是以他似乎不是出生在維也納的路德維希。蘭德格裡布被視為自己的同學。

（8）捷克共和國帕托奇卡："還記得埃德蒙嗎？Husser，"Remembering Edmund Husser"，"Recall Edmund Husser"，2018年版，Business Press，北京，第281頁。日本人在兩位亞洲學者中的身份尚不清楚，但另一位中國人很可能是沈佑定（1908-1989）。在這方面，可以看到顔良康："沈有鼎與胡塞爾對直覺問題的思考"，《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特别是第一節《沈有鼎與胡塞爾史成的關系研究》，第72-73頁。

（9） 《Patochika，捷克共和國：Edmund Hussel的回憶》，Liang Kang著，"Remembering Edmund Hussel"，2018年版《商業出版社》，北京，第281頁。

（10）這也是希爾德近年來在他的著作《歐洲與世界：世界公民現象學研究》（Klaus Held， Europa und die Welt.Studyn zur welt-bürgerlichen Phanomenologie， Sankt Augustin Academia Verlag， 2013）中想要解決和回應的一個問題。

（11）關于這個問題的更詳細的論述，見于良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胡塞爾的政治實踐與理論反思》、《中國現象學與現象學評論》第15版《現象學與實踐哲學》，上海翻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頁。

（12）《羅馬園：弗萊堡胡塞爾五次來訪》，于良康譯，《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13）埃米爾·烏蒂茨（1883-1956）出生于波希米亞，有猶太血統。他在慕尼黑、萊比錫和布拉格學習法律、考古學、藝術史、哲學和心理學，并最終于1906年與布倫塔諾的學生、心理學家和最終心理學的聯合創始人克裡斯蒂安·馮·埃倫費爾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一起完成了博士學位，之後完成了資格考試，并于1925年至1933年在羅斯托克大學成為哲學副教授。1933 年納粹政府上台時，他因猶太身份而休假，後來永久退休。當時他隻有50歲。然後，他流亡到他的家鄉布拉格，在那裡他是布拉格德國大學的教授，直到1942年德國占領捷克共和國。他不僅被大學開除，還被納粹關進集中營。隻是因為他的"名人"地位，他在那裡受到了特殊的待遇，最終得以在戰争中幸存下來，一直活到戰争。1945年，他回到布拉格大學任教，直到1956年去世。

烏得勒支與胡塞爾和沙勒有直接的聯系和通信。沙勒的一張手寫田野明信片，現藏于中山大學現象學文獻圖書館，是他在1916年烏得勒支戰争期間寫的。另一張1914年從胡塞爾到烏得勒支的手寫明信片收藏在德國的比勒費爾德圖書館。此外，胡塞爾寫給烏得勒支的一封信和烏得勒支寫給胡塞爾的兩封信（Hua Brief.I， S.187 ff.）也收錄在胡塞爾收藏中，舒曼于1993年編輯和出版。

（14） （16） 捷克共和國帕托奇卡：埃德蒙的回憶？Husser，由Liang Kang編輯，"還記得Edmund嗎？Husser，商務出版社，北京，2018年，第283頁，第286頁。

（15）帕托奇卡在給蘭德格雷布的私人信中更多地表達了胡塞爾對海德格爾學派在現象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擔憂。根據蘭德雷布的回憶，帕托奇卡曾經說過："海德格爾的思想和胡塞爾現象學之間的關系幾乎是我們在布拉格每天談論的話題之一。我們共同的信念是，這種關系必須是相輔相成的。"（見L.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 ka：EinPhilosoph von Weltbedeutung"，載于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Vol.3，1977，S. 298）

（17）胡塞爾最後兩部著作形成的曆史和基本思想，可以在作者的兩篇論文《胡塞爾關于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的未完成著作》（1936年）期刊（《哲學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和《胡塞爾遺産的經驗與判斷——邏輯譜研究的形成的開始與結束》（1939年）中找到（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18）此外，布拉格哲學學會還有一項計劃，主要通過Landgrebe實施：聘請Husser到布拉格德國大學。但這個計劃并沒有實作。在他的回憶錄中，Ingarden講述了Husser的想法，猶豫和最終的決策過程："這次我隻有兩天的時間來到弗萊堡，我遇到了Jean Husser。Helin和Landgrebe，他們邀請Husser到布拉格德國大學任教。他還想把胡塞爾手稿的另一部分帶到布拉格。關于布拉格邀請的對話持續了很長時間。我們考慮了所有支援和反對的論點。但我不知道我能在這裡提出什麼建議。很明顯，胡塞爾在德國的處境多年來從根本上惡化了，很難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但是布拉格呢？誰知道那裡會更平靜，更安全？哈瑟聽了，保持沉默。我們分手了，沒有做出決定就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去了Husser。他立即堅定地告訴我：'我會留在這裡'。他勇敢而自豪。不願意退縮。我沒有抗議，盡管我很擔心。"（羅馬？《花園：弗萊堡胡塞爾五次來訪》，于良康譯，《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19）本文後來于1989年發表在Husser Collection的第27卷中。見Edmund Husserl， Aufs tze Und Vortr ge （1922-1937）， Hua XXVII，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S.184-221.

（20） 《Patochika，捷克共和國：Edmund Hussel的回憶》，Liang Kang著，Recall Edmund Hussel，2018年版《商業出版社》，北京，第285頁。

（21） 見揚·帕托·卡，"埃德蒙·胡塞爾的《克裡斯·克裡斯·伊申·維森沙夫滕和死恩特·菲斯曼學》，《胡塞爾的克裡斯·克裡斯》第一部分的評論，發表在貝爾格萊德期刊《哲學》上，1936年（1），第77-176頁，載于《埃斯卡米斯爾》，1937年（33），第1-2期，第98-107頁。

（22） 《Patochika，捷克共和國：Edmund Hussel的回憶》，Liang Kang著，《Edmund Hussel的回憶》，2018年版，商業出版社，北京，第288頁。

（23）另一位關心生活世界的思想家是尤爾根？尤爾根·哈貝馬斯。在《現象學及其影響》一書中，作者讨論了他與胡塞爾的"生活世界"之間的關系和差異。然後是更有影響力的阿爾弗雷德·舒茨（1889-1959）和漢斯·布魯門伯格（1920-1996），他們對"生命世界"這個話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見阿爾弗雷德·舒茨，托馬斯·盧克曼，《生存之星》，第1樂隊，法蘭克福a.M：蘇爾坎普，1979年;Band 2，法蘭克福a.M：Suhrkamp，1984年和Hans Blumenberg，Theorie der Lebenswelt，一.M：Suhrkamp，2010年。

（24） Walter Biemel，"Jan Pato ka：1.7.1907-13.3.1977"，載于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4，Mensch，Welt，Verst ndigung：Perspektiven einer Ph nomenologie der Kommunikation，1977，S.132。

（25） 見《帕托奇卡，捷克共和國：埃德蒙·胡塞爾的回憶》，梁康編輯，《回憶埃德蒙？Husser，2018年版《商業新聞》，第347頁："在布拉格逗留期間，Husser一再敦促我完成教學資格考試;

（26） 見該書的捷克文版（揚·帕托·卡，P·伊羅森·斯維特·雅科·菲洛索菲克·普羅布倫，普拉格：埃斯科斯洛文斯克·斯皮索瓦特爾，1936年），法文版（揚·帕托·卡，《蒙塞爾·科梅克·科米哲學哲學》，《雅羅米爾·達内克和亨利·德克萊夫公譯》，《作者後記》，《海耶：馬蒂努斯·尼霍夫》，1976年，《法諾梅諾學》第68期），德文版（揚·帕托·卡，奧斯格夫·赫爾特·施裡夫滕， 斯圖加特，斯圖加特：Klett-Cotta，1987-1992，樂隊III：Die natürlich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Ph 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I，herausgegeben von Klaus Nellen und Jí i Němec， Einleitung von Ludwig Landgreb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0）， 英文版 （Jan Pato ka， The Natural World as a Polling Problem，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7） 《Patochika，捷克共和國：Edmund Hussel的回憶》，Liang Kang著，RecallIng Edmund Hussel，2018年版，Business Press，北京，第289頁。

（28） 見揚·帕托·卡，"埃德蒙·胡塞爾·祖姆·格德尼斯：茨維·雷登·格哈爾滕·馮·路德維希·蘭德格雷貝和揚·帕托·卡"，載于《Schriften desger Philosophis Cercles， herausgebenge von：J.B.Kozák und E. Utitz，Prag：Academia Verlagsbuchhandlung，1938年。

（29） 見Eugen Fink，"Totenrede auf Edmund Husserlbeider Ein Scherungam 29.April 38，gesprochen von Eugen Fink"，載于Perspehtiven der Philosophie，第1卷，1975年，S.285-286。

（30）揚·帕托·卡，"埃德蒙·胡塞爾·祖姆·格德·希特尼斯。Zwei Reden"，收錄于 Schriften des Prager Philosophischen Cercles，herausgegeben von：J.B.Kozák und E.Utitz，Prag：Academia Verlagsbuchhand-lung，1938，S.28f.

（31） Edmund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ausg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Ludwig Landgrebe，Prag：Academie Verlagsbuchhandlung，1939.

（32） Ludwig 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Weg zu Edmund Husserl und an die Zusammenarbeit mit ihm"，載于Sepp，H.R.（Hrsg.），Husserl und die Ph nomenologische Bewegung-Zeugnisse in Text und Bild，Freiburg：Verlag Karl Albert，1988，S.26。

（33） 《Patochika，捷克共和國：Edmund Hussel的回憶》，作者：Liang Kang，Recalling Edmund Husser，2018年版，Business Press，北京，第291頁。更準确的《Randrebe》版本也可以在這裡找到："出版商必須逃離，但他們可以把200本樣書寄給倫敦的艾倫和安文出版社，後者可以在英國和美國銷售。其餘的被納粹沒收和燒毀。"（Ludwig 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Weg zu Edmund Husserl und an die Zusammenarbeit mit ihm"，in Sepp，H.R.（Hrsg.），Husserl und die Ph nomenologische Bewegung-Zeugnisse in Text und Bild ，Freiburg：Verlag Karl Albert，1988，S.26）

（34） 巴裡·史密斯，"Von T.G.Masaryk bis Jan Pato 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載于J.Zumrand和T.Binder（編輯），T.G.Masaryk und die Brentano-Schule，格拉茨/布拉格：捷克科學院，1993年，S.95。

（35）參見Iso Kern未出版的回憶錄《有機會嗎？《歐洲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第5章"我在魯汶胡塞爾圖書館擔任助教和編輯時的國際哲學聯系（1961-1972）"（1961-1972）"在胡塞爾溫庫，我的國際哲學聯系：艾莉·羅森伯格-胡塞爾，格哈德·胡塞爾，伊曼紐爾？Levinas， Roman Ingarden， Jan Patochka， Aaron Gulwich， Dagfin Flosdal， Ignacio Angelelli"譯自鄭中文譯本第20頁。- 另見揚·帕托·卡，《文化與文化與地理》，斯圖加特：克萊特-科塔，1992年。

（36） 見L 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 ka"，載于《哲學觀察》，第3卷，1977年，第298頁。

見揚·帕托·卡，《現代人》，研究，《歐洲人》，《羅馬人叛逆者》，維爾茨堡：K·尼格斯豪森和諾依曼，2006年，S.295-330。

（38） Jan Pato ka， Jeho P edc dci a D'ddicové （Aristoteles， jehopfedchudci a dsdicové （Aristoteles， seine Vorl ufer und Seine Erben）， Praha， 1964. - 這篇論文，就像他的博士論文一樣，還沒有作為一個整體發表。但其大部分内容在1964年之前是作為單一論文發表的。

（39）根甯：有機會嗎？《歐洲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第5章，鄭柏瑞譯，第19頁。

（40） （43） Paul Ricoeur，"Hommage an Jan Pato ka"，載于Jan Pato ka，Ketzerische Essay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neu übersetzt von Sandra Lehmann，mit Texten von Paul Ricoeur und Jacques Derrida sowie einem Nachwort von Hans Rainer Sepp，Berlin Suhrkamp Verlag，2010，S.13，S.8。

（41）我們已經看到這種人的影子籠罩着托馬斯，他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生命中難以忍受的輕盈》（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Life）的主人。見《米蘭·昆德拉：無法維持的生命之輕》，徐偉譯，上海翻譯出版社2014年版。事實上，昆德拉本人就是這個團體的成員。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後，《笑話》被禁，昆德拉失去了在電影學院的工作，文學寫作困難重重。在這種情況下，他和他的妻子于1975年離開捷克共和國，來到法國。

（42） Barry Smith，"Von T.G.Masaryk bis Jan Pato 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載于J.Zumrand和T.Binder（編輯），T.G.Masaryk und die Brentano-Schule，格拉茨/布拉格：捷克科學院，1993年，S.108。

（44）米蘭·沃爾特，"揚·帕托·卡。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載于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17，Studien zur Philosophie von Jan Pato ka，1985，S.104.

（45） Jan Pato ka，"Roman Jakobsons ph nomenologischer Strukturalismus"，收錄于Tijdschrift voor filesofie 38，Nr.1，Leuven，1976，S.129-135。

（46） L.Landgrebe u.a.，Die Welt des Menschen-Die Welt der Philosophie.Festschrift für Jan Pato ka，herausgegebenvonWalter Biemelund dem Husserl-Archiv zu L wen，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6年。

（47）捷克共和國帕托奇卡：埃德蒙的回憶？Husser，"Remembering Edmund Husser"，2018年版，Business Press，北京，第279-291頁。

（48） 巴裡·史密斯，"Von T.G.Masaryk bis Jan Pato ka：Eine philosophische Skizze"，載于J.Zumrand和T.Binder（編輯），T.G.Masaryk und die Brentano-Schule，格拉茨/布拉格：捷克科學院，1993年，S.108。

（49）根甯：有機會嗎？《歐洲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第5章，鄭佩裡譯，第24頁。

（50） Eugen Fink und Jan Pato ka，Briefe und Dokumente 1933-1977，Freiburg /München：Alber Verlag，Prag：Oikoymenh，1999，S.29.

（51） Walter Biemel，"Jan Pato ka：1.7.1907-13.3.1977"，載于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4，Mensch，Welt，Verst ndigung：Perspektiven einer Ph nomenologie der Kommunikation，1977，S.130-137。

（52） Jan Pato ka，Ausgew hlte Schriften，B nde I-IV，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Wien，Stuttgart：Klett-Cotta，1987-1992.

（53） Sebrané spisy Jana Pato ky，1-5，9-13，20，Praha：Oikoymenh，1996.

（54） Paul Ricoeur，"Husserl und der Sinn der Geschichte"，載于Noack，Hermann （Hrsg.），Husserl，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73，S.231。

（55） （56） 見《巴托奇卡，捷克共和國：埃德蒙·胡塞爾的回憶》，"紀念埃德蒙·胡塞爾"，"埃德蒙·胡塞爾的回憶"，《商業出版社》2018年版，北京，第280頁，第283頁。

（57）參見Ingarden的回憶："我隻見過一次這種激情，在Hussel在1917年為度假的士兵所做的演講中。但這并不是真正的大學講座。（《羅曼·園林》，波蘭：埃德蒙·胡塞爾的回憶，嚴良康譯，《德法現象學新視野》，《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第二十輯，上海翻譯出版社，2017年，第212頁）

（58）見《餘良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胡塞爾的政治實踐與理論反思》，《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第15版，《現象學與實踐哲學》，上海翻譯出版社，2014年，第3-18頁。

（59）胡塞爾在這裡的"快樂的生活"與費希特的宗教倫理書《喜悅生活指南》（1806年）有關。

（60） 見《帕托奇卡，捷克共和國：埃德蒙·胡塞爾的回憶》，"紀念埃德蒙·胡塞爾"，"埃德蒙·胡塞爾的回憶"，《商業出版社》2018年版，北京，第283頁。

（61） Elisabeth Str ker，"Nachruf auf Jan Pato ka 1.7.1907-13.3.1977"，載于《宗教哲學報》，Bd.31，H.3，1977年7月至9月，S.453-455。

（62） 見Ilja Srubar，"Vom begründeten Leben.Zu Jan Pato kas praktischer Philosophie"，載于Ph nomenologis Forschungen，第17卷，Studyn Zur Philosophie von Jan Pato ka，1985年，S.10-31。

（63） Jan Pato ka，"Was ist Ph nomenologie？"，載于Tijdschriftvoor Filosofie，44ste Jaarg.，Nr.4，1982，S.676。

（64） Walter Biemel，"Jan Pato ka：1.7.1907-13.3.1977"，載于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Vol.4，Mensch，Welt，Verst ndigung：Perspektiven einer Ph nomenologie der Kommunikation，1977，S.136。

（65） J.Pato ka，"O Povinosti Br nit se Proti Bezpr vi （ ber die Pflicht gegen die Ungerechtigkeit sich zu verteidigen）"，in Studie，III.，Nr.51，1977.

（66）另一位是Eugen Fink（1905-1975），他在兩年前（1975年）去世。

（67） L.Landgrebe，"Erinnerungen an meinen Freund Jan Pato ka：Ein Philosoph von Weltbedeutung"，載于《哲學研究》，第3卷，1977年，第295頁。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重大項目"Hussel Collection"（12-ZD124）的分階段成果。）

來源：江蘇社會科學，第2020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