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世說新語》（下稱《世說》）研究史上，楊勇的《世說新語校箋》無疑有着極重要的影響力。
香港大衆書局版《世說新語校箋》
1969年，正值大陸的“文革”運動山呼海嘯、如火如荼，學術研究幾告停滞之時，此書在香港悄然問世，旋即在港台及海外漢學界掀起了一波“世說熱”，一時洛陽紙貴不說，還帶動了海外的《世說》翻譯及研究。比如，飽受争議的法國漢學家布魯諾·貝萊佩爾（Bruno Belpaire）的法譯本（1974年），以及好評如潮的美國漢學家馬瑞志（Richard B.Mather）的英譯本《世說新語》（1976年），便是在楊著出版的基礎上先後完成的。而差不多十四年後，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1983年）及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1984年）才陸續在大陸出版。
從《世說》研究及傳播史上來看，楊著《世說新語校箋》可謂導夫先路，獨領風騷，謂其當代之臨川功臣、《世說》羽翼，不為過矣。
楊勇（1929-2008），字東波，浙江溫州永嘉人。早年曾讀過私塾，成年後做過國小教員、永嘉警察局文員，後考入江西陸軍軍官學校，國共内戰時參加過平津戰役，被俘後遣散回鄉。1951年3月赴香港求學，師從錢穆、伍叔傥、饒宗頤諸大師，1959年畢業于香港私立新亞書院中文系，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1968年獲香港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嗣後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曆任助教、副講師、講師、進階講師及台灣高雄師範大學研究所教授等職。一生于古籍校勘最為用力，著有《世說新語校箋》《陶淵明集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楊勇學術論文集》等。
楊勇先生
1
楊氏《世說新語校箋》（下稱《校箋》）于1969年9月由香港大衆書局印行，一度引起轟動。著名學者饒宗頤為之作序，稱其書“服膺二劉，寝饋六代，旁鸠衆本，探赜甄微，網羅古今”；鄭骞稱其“取材宏富、體大思精”；[1]柳存仁謂其“巍然巨編”、“精宏之作”[2]；周法高謂其“出版最早，有開創之功”；[3]美國學者馬瑞志（Richard B.Mather）稱其為“裡程碑式的傑作”[4]；好評盛贊，不一而足。
兩年後，1971年10月，台灣明倫出版社再度印行。1976年，台北正文書局又加翻印，《出版說明》稱此書“訂正注解，用力勤堅，徹底恢複了原書的面貌。……實為近年來學術界之絕大貢獻。問世以來，将近七載，翻印盜版，不下數萬冊，頗為學術界所喜誦”。[5]2000年5月，台北正文書局又出修訂版。2006年，北京中華書局又引進正文書局版權，于是年6月出版，首印4000套，未及一年售罄；2007年5月又重印。
中華書局版《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
研尋楊氏《校箋》的幾個版本，加上2003年正文書局出版的《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6]，可窺楊氏“世說學”之整體風貌。以下概要言之。
相比以往的《世說》著述，楊氏《校箋》之貢獻略有三端：
其一，體例創新，讀者稱便。
衆所周知，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動筆在先，成書更早，然若以出版順序言，楊氏《校箋》可謂後來居上，捷足先登，故客觀上成了對《世說新語》的首次完整校勘和箋注。是書問世于香港，沐浴時風，故在體例上頗有創變：
（一）《世說》劉孝标注文，一向與正文參行，而楊氏《校箋》則将正文與注文分開排印，對于讀不慣古書的一般讀者而言，确實更為簡便易入。
（二）充分利用新式标點符号，如在每條正文之上，一律加上阿拉伯數字表明其次第，号數之起迄，則以本篇為機關。同時，又于注文之上，加[一][二][三]等依次标明其位置；如此全書一千餘條及每篇條數一目了然，檢索浏覽頗為友善。
（三）是書又把《世說》劉注中“别見”“已見”之例，一一注明出某篇某條，如《德行》第2條劉注“子居别見”，楊氏注雲：“别見《賞譽篇》1注。”又如《政事篇》第1“陳仲弓為太丘長”條，劉注“陳寔已見”，楊箋曰：“陳寔已見《德行篇》6注一。”便于讀者前後互見。
楊氏并闡明其注例說：“孝标注《世說》，有‘已見’、‘别見’及‘已别見’例。已見者，其人行事已詳見于前也。别見者，其人行事别在後詳之也。已别見者，必有二人以上，或已見于前，或别詳于後也。……全書如此，其例嚴密，法自《漢志》，孝标仍之。”[7]
此一段說明，深思密察，不唯發明孝标之注例于千年之後，同時亦開啟楊氏《校箋》一大體例，對于《世說》箋注學不啻為一大貢獻。
《楊勇學術論文集》
其二，校箋詳贍，不避繁難。
《世說》之校注，代不乏人，成果顯著，蔚為大觀。近代以來，先後有李慈銘、劉盼遂、李審言、程炎震、沈劍知諸家，次第箋注，雖各擅勝場，然除餘嘉錫外，鮮有通校通注全書者。
楊著初版即參考征引各類古籍及相關研究文獻二百四十餘種，校箋凡二千八百餘處，約二十五萬言；2000年修訂本由台北正文書局出版時，又“修訂九百餘處，新增三萬言”；2006年中華書局再版，“又改正增益八十餘處”，書後附有汪藻《世說新語人名譜校箋》《世說新語人名異稱表》《世說新語人名索引》等資料，足稱完備。
數十寒暑間，楊氏幾易其稿，可謂孜孜矻矻，鞠躬盡瘁，此一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治學精神令人動容，極可欽佩。
其三，考釋精審，足資借鏡。
楊著雖不以考史見長，考辨亦頗精審可觀。其初版《自序》稱“晦則明之，略則詳之；或疏義慶之奧，或釋孝标之滞；集先賢之成說，申未竟之緒餘”，洵非虛語。
如《德行》45“吳郡陳遺”條，孝标于陳遺下，自注“未詳”。楊箋則引《南史·吳逵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辄錄其焦以贻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随。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号咽，母豁然即明。”此亦可補劉注之失。
正文書局版《世說新語校箋》
楊著對詞語的考釋亦頗可觀。如《文學篇》第41條“劇談”一詞，楊箋曰：“劇談，窮之以詞，苦相诘難，輕薄之詞也。”又引《宋書·謝靈運傳》《史通·言語篇》《酉陽雜俎》諸文獻以證之，得出的結論亦令人信服。再如《德行篇》第14條釋“私起”、同篇第33條釋“阿奴”、《言語篇》第40條釋“隐”等，皆可見其學識。
其書又廣征博引古籍新著，以為考史論世之資，于魏晉六朝人文名物之分疏，社會風習之研判，多有前人未發之覆。柳存仁稱：“本書之成就，據愚見所及，似箋尤勝于校。”“其于研究中國中古時期社會生活，文化活動，語言風尚，宜可多所取資”。[8]确為平情之論。
2
然而，與其獲得的巨大成就和影響力适成對比的是，楊氏《校箋》存在的問題也不容無視。特别是作者在校勘上采取的方法及造成的缺憾，尤須秉承實事求是之精神予以揭示及評骘，如此方可辨明是非，以裨後學。
竊以為，楊氏《校箋》至少在以下諸方面大可商榷：
其一，徑增條目，淆亂原著，有違版本整理之通則。
衆所周知，今傳《世說》善本，無論影宋本還是明袁褧本，全書條數皆1130條，并無差異。《世說》劉注雖遭宋元人删削，而《世說》正文，則“尚稱全璧”。清人葉德輝曾廣覽類書，輯得《世說佚文》八十餘則；劉盼遂亦曾“于葉輯外，複得若幹則，皆今本所無，予舊依類編入《世說》各篇”；然，自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問世後，足證這些所謂“佚文”，“必非臨川原本，實出于注語及臨川别書矣。然不得唐本，迄難能證成此說，此寫本可以破從來佚文之謬說也”。[9]
《百鶴樓校箋批注古籍十七種》
楊氏自然讀過葉、劉二氏之書，然其《校箋》初版時，卻根據日本前田氏所藏宋本書後所附汪藻《世說考異》，增補四條材料入《世說》正文[10]，分别是：
1、王丞相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為之祈禱者備矣。後作屋，忽掘得一窟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見《校箋·德行》48。楊箋曰：“勇按：右條宋本不見，《考異》有，而與本篇29混；今分置之，姑系于此。并見本篇29校箋。”又，《德行》29校箋：“勇按：《考異》當是宋代另本如此，必有據。今錄其異者另作一條，置于篇末。”）
2、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歔欷，人有懷土之切；向晚，又吹，賊并棄圍而散走。或雲是劉道真。（見《校箋·雅量》43。楊箋曰：“勇按：右條正文、注文，宋本皆無，《考異》有，并雲：‘右前卷所無，邵本收在《雅量門》。’今據錄，姑系于此。”）
3、祖士少道王右軍：“王家阿菟，何緣複減處仲？”（見《校箋·賞譽》157。楊箋曰：“勇按：右條宋本無，《考異》有，雲：‘又前卷所無。’今度其語意，當入《賞譽篇》，姑系于此。”）
4、王大将軍初尚主，豫武帝會，既升殿，覺上不平，如坈穽中行。乃顧看四坐，無出其右者，意尋得定。（見《校箋·纰漏》9。楊箋曰：“此條宋本《世說》不見，《考異》載之，并雲：‘右前卷所無者。’當是宋時别本有此，而晏、董所據者無此。今當錄入。度其文意，姑系于《纰漏篇》。”[11]）
洪氏出版社版《世說新語校箋》
如此一來，則《世說》正文憑空多出4條，共計1134條（見楊著初版《自序》）。而事實上，汪藻的《世說考異》，非考《世說》正文之異文，乃考史敬胤《世說》選注宋代各本之異文也。“前卷”乃指十卷本的前九卷即《世說》正文，而第十卷則是作為“附錄”系于書後的史敬胤《世說》選注。故此，楊箋所增入的四條，與《世說》祖本毫無關系[12]。
楊氏将其闌入原著，實在太過武斷而大膽。以《德行篇》所增第48條為例，此則本出劉義慶《幽明錄》，語涉志怪，與《世說》體例殊乖，以之增入本文，猶南轅北轍，去之是以更遠。今有學者亦引用楊著增補的四則以為《世說》本文，亦不考之甚。
楊著此一做法，屬于鄭樵所謂“以今之書，校古之書”（《通志·校雠略·編次必謹類例論》），本無理據，學術上亦冒極大之風險。本來寄希望于楊氏能在修訂時一改此誤，無奈修訂版唯将妄增之《德行篇》第48條删去而已，其餘三條依然故我[13]。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其二，輕改原文，臆增劉注，有違古籍讎校之通例。
楊著初版後，學界贊譽頗多，如柳存仁稱其“巍然巨編”，“雖以唐宋本為其校雠之底本，其取決一本客觀之推斷，而無佞唐宋之用心于其間。其自序雲：‘苟是矣，雖則類書小本不敢遺；有所未安，則雖唐卷宋本不敢信。’其忠于真理之态度如此。”[14]何敬群稱其書“嚴正了《世說》的文字，擴大了《世說》的領域”，“恢複了二劉原來的面貌”，“雖不能說是絕後，實可說是空前的佳作”。[15]
《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
然揆諸事實，這些評價未免過于溢美。
首先，楊氏雖然在《凡例·二》中明言以宋本和唐寫本殘卷為“底本”，參校他書；又在初版《自序》雲：“卒依朱子《韓文考異》之法，一以《世說》文章之平淡清遠，及他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類書小本不敢遺；有所未安，則雖唐卷宋本不敢信。”
“不敢遺”、“不敢信”固然可嘉，但在具體操作中，卻變成了“大膽改”與“斷然增”，這就不能說是“一本客觀之推斷”了。本來以宋本唐卷作底本，已存在底本不一的問題，二者同為底本，則校勘的結果隻能是形成一個非唐非宋的新版本。
不過話又說回來，據唐卷改宋本，畢竟尚有版本依據。如《規箴》第22：“王大語東亭：‘卿乃復倫伍不惡。那得與僧彌戲？’”“倫伍”，宋本作“論成”，楊箋據唐卷改，并加按語曰：“倫伍者，品論人物之次第也。時人品論人物高下，猶軍伍之有先後也；故有難兄難弟之言。”此種改訂，有理有據，值得肯定。
唐寫本《世說新語》殘卷
但根據與《世說》無關的其它文獻來擅改《世說》原文及劉注，就實在讓人匪夷所思了。如《德行篇》第1“陳仲舉言為士則”條，劉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裡赴吊。常豫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幹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鬥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酹酒畢，留谒即去，不見喪主。”
楊箋則據《後漢書·徐稚傳》注引《謝承書》，徑改三處：将“及其死，萬裡赴吊”改作“有死喪，負笈赴吊”；将“徑到所赴冢隧外”，“赴”改作“起”；又于“以水漬綿”後，增“使有酒氣”四字。
又如《賞譽》第55條：“大将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楊箋則據《晉書·王羲之傳》，改為“汝是我家佳子弟”，多一“家”字，與“佳”同音，語義反不如原著，類似擅改，殊無謂也。
本來此種問題，隻要忠實底本，再加校記說明之，并不難解決，即使要在原文上修訂，亦可采取原文與改文并存之方式。
查楊著《凡例·五》，亦稱：“宋本及唐卷中之誤文，有保留價值而不得删去者，則将訛誤之文用小一号字加圓括号排列；改正之文，則用同号字排列于誤文之下，并加方括号以别之。”若真能如此，亦可避免徑改原文之弊。
日本尊經閣藏宋本《世說新語》
可奇怪的是，泛覽楊著全書，卻幾乎看不到“用小一号字加圓括号排列”及“方括号以别之”的情況，大部分倒是徑改原文，于校箋中加以說明而已。如《方正》20宋本作：“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曰卿之不置。”楊著則徑删“曰”字，僅在校箋中說：“庾下，宋本有‘曰’字。袁本無，今從袁。”讓人懷疑此一凡例究竟是被作者忘記了，抑或本來就是寫與人看，自己根本不屑為之呢？
夫校雠之學，自有家法，要在尊重古本原貌，考鏡異同，辨明源流。劉向《别錄》釋“校雠”說：“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雠也。”（《太平禦覽》卷六一八引）
著名史學家陳垣在談及“對校法”時說：“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别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16]
“校異同，不校是非”、“不參己見”，唯有如此方能異同立見，是非立判。
《校勘學釋例》
胡适亦曾指出：“校勘學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異同，然後考定其是非。是非是異文的是非，沒有異文，那有是非？向來中國校勘學者，往往先舉改讀之文，次推想其緻誤之由，最後舉古本或古書引文為證。這是不很忠實的記載，并可以迷誤後學。其實真正校書的人往往是先見古書的異文，然後定其是非。他們偏要倒果為因，先列己說，然後引古本異文為證，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測而忽得古本作印證似的，是以初學的人看慣了這樣的推理，也就以為校勘之事是應該先去猜想而後去求印證的了。”又說：“一代有一代的語言習慣，不可憑借私見淺識來妄解或妄改古書。”[17]
以這些觀點移諸對楊氏《校箋》的考察，常有“不幸言中”之感。
楊氏《校箋》存在的問題，早前已有論者指出。如徐道鄰《評世說新語校箋》一文，便羅列楊著的八個問題，其中就有涉及版本校勘的，可惜并未擊中要害[18]。
比較有力的批評來自唐翼明。在《評英譯本》一文中，唐氏順帶指出楊勇徑改原文的缺失兩處：
一是《言語篇》第31條記周顗的慨歎，宋本作：“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楊箋據《藝文類聚》《太平禦覽》《景定建康志》所引《晉書·王導傳》《敦煌本殘類書》新亭條等資料改為：“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但‘正自有山河之異’并非不通，宋本必有所承，擅改難免武斷之譏。最好是兩說并存。Mather譯本，正文仍據宋本，而在注解中指出其他材料作‘舉目有江河之異’。”
一是《文學篇》第六條：宋本作“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楊箋據《北堂書鈔》《太平禦覽》所引古說，定為：“晏聞弼來，乃倒屣迎之；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這當然很有道理，但其中也頗有令人為難的地方，因為所引五段引文沒有兩處是完全相同的，結果隻好由校箋者折中酌定了。對于校訂古籍而言，這樣做不能不說包含着某種風險。Mather譯文該條仍據宋本，未作改動，這種慎重态度是可貴的”。[19]
《太平禦覽》
唐氏還指出，楊著“常常太果于判别，以己意斷之，對原文徑加增改。這在校勘學的角度來看，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風險”。[20]
遺憾的是，這些非常中肯的批評意見，并未引起楊氏的重視。是書于2000年在台灣、2006年在大陸兩度再版，先後修訂近千處，作者時而自歎“視初出面目一新矣”，時而感慨“比前作又勝一籌矣”，卻終未能打破舊局，再創新篇。
或許楊氏自己未嘗不感到壓力，故其在修訂本《卷前》新增《世說成書及其改删之迹》一節，闡述其校勘之理路雲：
樂天出版社《世說新語校箋》
唐卷自《規箴》4孫休好射雉條起，至《豪爽》13桓玄西下條止，凡四篇五十一條，正文與宋本異者有數十字，注文異者尤多。《規箴》6注引《管辂别傳》，唐卷多出七十餘字，《規箴》26注多出二百六十餘字，《夙慧》2多出五十餘字，《夙慧》3注多出九十餘字，以及其他零星散見者，合約五百餘字。若以此推，唐卷被删者全書不下萬言。則知今傳《世說》非二劉之原作明矣。
然唐卷雖為古，傳鈔已二百餘年，訛誤累累，又不得視為本真。此不獨文字之誤奪雲然，而其門第亦數變矣。宋初此等卷子比多，晏殊諸人所藏者，即當時之足本善本也。唯唐卷之可貴，為未經宋人之增損，文字清新，能見六朝人神韻。如《規箴》14“郡家事”被改為“郡事”，22“倫伍不惡”被改為“論成不惡”，24“諷誦”下增“朗暢”二字，不惟有失原意，而文章風神亦全變矣。最為可惜。雖然，前田氏藏宋本仍不失為今傳《世說》之最佳本也。
隻可惜，楊氏明知“唯唐卷之可貴，為未經宋人之增損，文字清新，能見六朝人神韻”，宋本“不失為今傳《世說》之最佳本”，自己又以唐卷宋本為底本，卻還是犯了宋人改删增損古本之錯誤，未能遵守古籍整理之基本原則，緻使留下一部輕改臆增之“楊氏本”。雖然其用力不可謂不深，初衷不可謂不善，然終究讓人在參考引據時手足無措，如今兩岸學者在征引《世說》本文時，大多以嚴格忠實于古本的“餘疏”、“徐箋”為據，就是明證。
正如有人戲稱的，“明明可以更新檔加更新檔，何必非要拆線？”對于一生以古籍校雠為職志的楊氏而言，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明倫出版社版《世說新語校箋》
3
其三，楊氏對于《世說》古本面貌，亦有誤判失考之處。
楊氏《世說新語“書名”“卷帙”“闆本”考》一文，論及《世說》書名時，對餘嘉錫所謂“世說”乃“世說新書”之“省文”一說不以為然，認為：“今義慶之書，既非據向書而成，則其不得為‘《新書》’明矣。其《史通》《酉陽雜俎》《通典》以及《禦覽》《廣記》中所引，或作‘《世說》’，或作‘《新書》’者，則據錄之本不同耳。”[21]此說甚是。
然楊氏又加按語稱：
“《新書》”之名，殆起自梁陳之間，宋本《世說新語》附汪藻《叙錄》曰：李氏本《世說新書》，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顧野王撰。
如此一來，憑空又多出一部顧野王所撰的《世說新書》來！[22]而事實上，楊氏顯然斷句有誤，而這個錯誤實來自王利器的《跋唐寫本殘卷》[23]。
《唐寫本世說新書注 宋本世說新語注》
考汪藻《叙錄》“顧野王撰”四字之後，尚有“顔氏本《跋》雲：諸卷中或曰《世說新書》，凡号《世說新書》者，第十卷皆分門”，共二十七字。細玩文義，蓋指顧野王所撰顔氏本跋語也。因為認定有一部顧野王所撰的《世說新書》，楊氏緊接着的一個判斷更加“大膽”：
蓋《隋志》所錄者，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标《世說注》十卷，必屬分别單行之本，故而分别入錄；今顧野王所撰，則将孝标注散附義慶書中，使兩書合行，通為三卷之本，故名“《世說新書》”，今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款式即然。
楊氏又說：
《南史·劉義慶傳》雲“所著《世說》十卷”，此乃梁陳間，有合二劉書撰為《新書》者，唐世頗多十卷之本，《南史》殆是據《新書》入錄。《新書》既将孝标注散入義慶書中合行，民間流傳，寖不知有孝标單行本矣。[24]
而事實上，《隋書·經籍志》稱“《世說》十卷，劉孝标注”，并非“劉孝标《世說注》十卷”，也就是說，并不存在楊氏所謂“孝标單行本”。
“《世說》十卷，劉孝标注”這一表述，實已隐含着這是一個《世說》正文和劉孝标注文合而為一的版本，孝标當初作注時也肯定是随文加注，不可能自己單獨謄抄一部不含《世說》本文、隻有注文的名為《世說注》的“單行本”。當然就更輪不到顧野王來“将孝标注散附義慶書中，使兩書合行，通為三卷之本”，且以《世說新書》冠名以與原書相差別了！[25]
啟業書局版《世說新語校箋》
對《世說》卷次的判斷，楊氏亦有失誤。如其嘗曰：“汪藻《叙錄》尚有二卷本、九卷本、十一卷本、三十八篇本、三十九篇本、四十五篇本，殆皆藏書家好奇标新，合并附益之事。”而事實上，根本不存在所謂“四十五篇本”。[26]
此說最早見于宋紹興八年（1138）董弅《跋》語，其文說：“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厘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餘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今按：此處“四十五篇”，蓋指敬胤所注且與前九卷“重出”的四十五事，非門類之謂也。汪藻引王仲至《跋》雲：“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載，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糾缪。右二章小異，故出焉。”可證。此意王能憲已有揭示，惜乎楊氏未察也。[27]
第四，楊氏認為“清談原是談嘲”的觀點，亦極難成立。
楊氏晚年耽思清談之起源問題，2002年夏，撰成《論清談之起源、原義、語言特色及其影響》一文，收入《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中，其論證清談起源于戰國談嘲，要點如下：
唯一書業中心版《世說新語校箋》
1、“滑稽”一名，既為清談之同義詞，其始則見于《史記·滑稽列傳》。（第16頁）
2、總上而言，清談初名當是“滑稽”，其意在諷谏規勸，其辭則俳優。後又名之曰“戲”者，以其語存嘲啁、諧谑之色也。……其視今人常言“清談老莊”或“魏晉清談”之意，特雲泥之别矣。（第20-21頁）
3、陳寅恪曰：“世之所謂清談，實始自郭林宗，而完成于阮嗣宗也。”……餘以為《世說》中所見清談實錄，除談玄學及人物評論外，尚有滑稽、诙啁一類，時人謂之“清談”者，當是指此也。（第32頁）
4、又湯用彤《讀人物志》曰：“魏初清談，上接漢代之清議，其性質相差不遠。其後乃演變而為玄學之清談。蓋談論既久，由具體人物以至抽象玄理，乃學問演變之必然趨勢。”此亦不知清談原是談嘲，而以談玄為人物評鑒之後發事耳。其誤解與陳寅恪同。（第32頁）
在2006年校箋《再版序》中，楊氏再申此說：“夫清談，原是談嘲，起自戰國初年之淳于髡，太史公以其滑稽多辯，喜隐語，乃與楚之常以談笑諷谏者優孟，與秦之善于言笑者優旃合為《滑稽列傳》，謂足以和悅人主，談言微中，亦以解紛亂也。”“其意與滑稽全同，則清談即是談嘲無疑也”。[28]又論湯用彤、陳寅恪二氏以談玄及人物評鑒為清談，稱：“二公之說似可商榷。今以清談發展之事實言，則清談并不出于清議，而清議适出于清談也。”[29]
如此“自鑄偉詞”之論說，新則新矣，銳則銳矣，卻也将清談之是以為清談，及其促其産生之時代背景和思想淵源，一概抹殺了。楊氏此說，蓋為論證清談早于清議，然以談嘲排調一脈概括魏晉一代學術文化思潮及其精彩表現，實在難免以偏概全、過度闡釋之譏。
《世說新語研究史論》，劉強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要言之，楊氏《校箋》可謂筚路藍縷，草創艱難，其有功于《世說》學之光大自不待言，這是我們必須肯認的事實。
但由于作者撰作伊始，便為個人的再造善本的抱負所指引，而後又因“交相稱美”的現實[30]，而未能反躬自省，善納雅言，終于使其勞瘁半生的學術成果瑕瑜互見，給人以“盡美矣，未盡善也”的觀感。
楊氏《世說》學的得失利弊，不免讓人産生著書立說“談何容易”之歎。往者已矣！筆者草撰此文，非為唐突前賢，求備一人，實亦用以自警自勵，并與知者共勉也。
上下滑動檢視注釋
注釋：
[1] 鄭骞書評，原載台北《學苑》第七卷第六期，1970年6月。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台北：正文書局，2003年，第103頁。
[2] 柳存仁書評，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華文化研究學報》第三卷第一期，1970年。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05頁。
[3] 周法高：《讀世說新語劄記》，原載台北《書目季刊》第24卷第2期，1980年9月16日。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33頁。
[4] 參見馬瑞志：《法譯本審查報告》，範子烨譯，《讀書》2002年第4期。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65頁。
[5]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76年，第1-2頁。
[6] 最早知道楊勇先生，是通過範子烨先生的《世說新語研究》，後者對楊氏多有征引且執弟子禮，讓我對楊先生心生敬意。2002年3月，正在複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我收到一份厚厚的郵件，打開一看，竟是子烨先生贈送給我的一部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封面已經脫落不見，扉頁上有兩行鋼筆字：“子葉同學參用/楊勇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四日。”這是我得到的第一部楊勇先生的校箋本（2013年又從陳尚君老師處獲贈1971年10月台灣明倫出版社印行的本子），如奉拱璧。2003年3月間，不意又收到楊先生寄自香港的《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兩冊，并附一函雲：“劉強博士大鑒：頃接範子烨博士來函，知先生正在撰寫《世說新語研究史》一書，十分難得。并囑寄上近作《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以為佐治《世說》之用。查此書研者甚多，真知灼見者少，拙編或可提許多資料，請先生選擇。我有修訂本乙函（兩冊）前已寄存貴校，亦可參考。匆此并祝/文祺 楊勇三月十二日。”“另乙冊贈貴校圖書館，請回信收據。勇又及。”拜讀這封原子筆寫于便條上的來信，深為楊先生提攜後進之忱所感動，先生手迹，至今珍藏。
[7]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45頁。
[8] 柳存仁書評。參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10、113頁。
[9] 參劉盼遂：《唐寫本跋尾》，《清華學報》2卷2号，1925年。
[10] 《凡例·十一》雲：“《考異》中有三條正文為宋本所無者，此系宋時别本《世說》所有，其出于二劉原書無疑，不能廢棄。今度其文意之相近，系于《雅量篇》《賞譽篇》《纰漏篇》之末。”加上《德行篇》增入一條，正好是四條。
[11] 引文據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再版本。
[12] 詳參拙文《史敬胤的選注》，曾在2016年廈門大學舉辦的第十二屆文選學年會上宣讀。見拙著《世說新語研究史論》第一章第一節，複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13] 按：此條是以被删，源于柳存仁書評的商榷。然柳氏不僅未曾指出楊著妄增原書之失，反順着楊氏的思路說：“疑此《考異》别出之五十字系錯簡，當在‘併當箱箧’及‘長豫亡後’兩句間。”（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08頁）楊氏雖在修訂版中改《初版自序》“一千一百三十四條”為“一千一百三十三條”，卻不僅沒有如柳氏所建議在該條正文中增補此段，且又在《德行篇》末尾删去了這莫須有的第48條。足見楊氏亦未必以柳氏之說為然。遺憾的是，楊氏并未将另外增補的三條也一并删去，以緻永久留下了版本上的一大瑕疵。
[14] 柳存仁書評，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05頁。
[15] 何敬群書評，原載《香港珠海書院學報》第四期，1971年7月。參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 第114頁。
[16] 轉引自胡适《元典章校補釋例序》一文。參陳垣：《校勘學釋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
[17] 胡适：《元典章校補釋例序》，見陳垣《校勘學釋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4頁。
[18] 徐道鄰：《評》，原載《香港明報月刊》82期，1972年5月。參楊勇編著《論文集》，第123-126頁。
[19] 唐翼明：《評英譯本》，《讀書》1986年第2期。參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158頁。
[20] 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武漢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頁。
[21]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41頁。
[22] 關于《世說》書名，竊以為台灣學者馬森所論最為詳明：“臨川王與劉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後，向為元王五世孫，義慶為向兄陽城節侯安民十八世孫。義慶書成，即以其先世亡書之名以名之。至劉孝标做注時，猶稱《世說》。以顧野王撰顔氏本《跋》觀之，梁、陳間又有題作《世說新書》者行于世。以劉知幾《史通》所言觀之，則隋唐之際或有題作《世說新語》者行于世。蓋自是三名并行，故唐、宋人修史稱《世說》，唐寫本及段成式《酉陽雜俎》稱《世說新書》，劉知幾《史通》稱《世說新語》。”參馬森：《世說新語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圖書館藏，1959年碩士論文未刊稿，第1頁。
[23] 原載《圖書季刊》新6卷1-2期合刊，1945年。
[24] 以上三段引文，均參見楊勇：《〈世說新語〉書名、卷帙、闆本考》，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第8卷第2期，1976年。亦見楊勇編著《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第41、43、44頁。
[25] 按：楊氏的這一誤判也影響了後來學者的判斷，蕭虹就采用了楊氏的說法，稱：“早期書名《世說新書》依汪藻之見，始自梁代顧野王（519-581）。”（《世說新語整體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頁。）範子烨亦曾征引楊氏觀點并指出：“據此，創造《世說新書》這一書名并将劉注本《世說》改編為三卷的，可能就是顧野王。……可能是顧野王對《世說》原書作了一次整理，而為與原本相差別而仿效劉向校書慣例的結果。”參見《〈世說〉〈續世說〉〈世說新書〉》，《書品》2001年第2期。
[26] 按：受楊氏影響，蕭虹也以為“有過四十五篇本，末卷大抵重複以前内容”。見蕭虹《世說新語整體研究》，第18頁。
[27] 王能憲按雲：“此本四十五事中有二事為前九卷所無。又據汪氏《叙錄》，另有他本第十卷凡五十一事，其中三事為前九卷所無。”見氏著：《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頁。
[28]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一冊，第13-14頁。
[29]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一冊，第16頁。
[30] 今按：楊氏在《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的《後記·餘言》中說：“我的《世說新語校箋》有這麼九位高賢一緻肯定，交相稱美，其書品位不問可知。也着實增加了我書之聲價。”而事實上，九篇文章，專門的書評僅有鄭骞、柳存仁、何敬群、車柱環、徐道鄰五篇，其中徐道鄰書評主要持批評意見，唐翼明的文章也頗有微詞，實在談不上“交相稱美”。又，何敬群、車柱環的書評都提到《言語篇》53條：“庾稚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雲雲。楊箋曰：“庾稚恭，當作庾叔預。武帝，當作成帝。《晉書·庾翼傳》翼卒于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五十一。則武帝在位（265-289）期間，翼尚未出生，不得以毛扇獻之明矣。”兩人都認為這是楊勇的考訂成果而大加稱賞。實則這條考證出自劉盼遂的《世說新語校箋》，王利器《世說新語校勘記》亦承之，且庾翼的年齡，劉、王二氏所校不誤，皆作年四十一，楊箋則誤作五十一。楊氏對此一“謬贊”未作任何解釋，亦可見其當時之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