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同濟大學劉強教授《世說新語研究史論》（複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一書問世，這是他長期深情耕耘、積沙成塔的大作，可視為其圓成“世說學”大夢的重要裡程碑。緊接着，他編著的《世說新語資料彙編》三大冊（鳳凰出版社2020年版）亦于次年出版，并入選該年度的“蘇版好書”。
《世說新語研究史論》，劉強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猶記其當年在台灣出版的《一種風流吾最愛——》（台灣麥田出版社2011年），從“靈性”“人性”“詩性”三個面向為大家介紹《世說新語》這部“看似史而超越史，不是詩而勝似詩，并非哲學而富含哲學氣質”的偉大經典，[1]兼有靈活生動之推廣介紹及深厚紮實之學術底蘊的優點，閱覽的讀者或學者都被劉強的文采及學養給吸引了。
流暢的文采緣自他過人的才情，至于如何造就這般深厚紮實的學術功力呢？就必須一探其投入《世說新語》的學術生命史了。
早在上海師大就讀研究所時，劉強即跟随六朝學名家曹旭教授撰寫《世說》相關的碩士論文，後就讀複旦大學，更在駱玉明教授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世說學引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世說學”這一個概念，雖由明代的王世懋先行提出，但至劉強此書的誕生，提出“世說學”可分為四大系統（版本、校注、評點、續仿）、四個分期（史學、說部、國小、綜合）、六大分支（文獻學、文體學、接受學、美學、文化學、語言學），方始奠定“世說學”專業系統的學術宏規。[2]
其後劉強又憑着豪情壯志以及一路的積極奮進，全方位的投入與經營，“世說學”終于在人文學界綻放出可觀的熱度。除了不斷有論著成果出版之外，近幾年他更号召海内外的專家同好們，在河南師大、南京大學、同濟大學陸續舉辦三屆“世說學國際學術研讨會”，今年八月底第四屆年會也将在洛陽師範學院隆重開啟。放眼“世說學”未來的發展，當是精彩可期的；如果說當代對“世說學”貢獻最大的學者為劉強教授，應該也沒有人會反對吧！
學界鐘愛《世說》及魏晉名士者甚夥，但像劉強這樣由“世說癖”通向“論語學”，而又能持之以恒地經營兩領域者，并不多見。
淩濛初的《世說新語鼓吹》為第一位有意識為《世說》做“會評”者，朱鑄禹《世說新語彙校集注》則可視為當代《世說》會評的第一人；若就《世說》的評點學而言，長期被遮蔽的劉應登，應有首創之功，且不減劉辰翁在此足以扮演的宗師角色。
《有竹居新評世說新語》
2013年劉強又出版《有竹居新評世說新語》（嶽麓書社2013年版），該書承傅錫壬視《世說》為“新論語”之說，嘗試透過評點的形式，緻力在會通儒道、融合仁心與玄心的突破上。如同他近幾年不時從《世說新語》探源至《論語》而自謂“雙語教學”般，這樣的轉變亦滲透在《世說新語研究史論》對曆代“世說學”的評述中。
從“附錄一”所收《歸名教與任自然——研究史上的名教與自然之争》一文，所謂：“從‘任自然’向‘歸名教’的漸次回歸，不僅是中古數百年曆史及政治發展之已然，恐怕也是對這一時代的學術研究及诠釋解讀的必然歸宿。”甚至出現大别于常見的“在任自然與歸名教的二進制對立與博弈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邊倒的局面”的說法，[3]豈不正揭示他從“任自然”走向“歸名教”，進而會通自然與名教的發展軌迹？
克靈烏（Gollingwood）曾道：“所有的曆史都是思想史。”可以說劉強不惟在重制曆史的“世說學”而已，他似乎已企圖建構一幅會通傳統魏晉名士風流與儒家君子人格的“世說學理境”。
《世說新語資料彙編》，劉強編著，鳳凰出版社2020年版。
在精神向度上，本書乃承《有竹居新評世說新語》的脈絡轉向而來，其章節安排固然依南朝、唐代、宋代、明代、清代、近現代、當代進行曆時性的考察，然觀其論述的内涵，《世說學引論》所架構的“四系、四期、六支”，依舊是全書一以貫之的方法論所在。
正是立基于如此開闊恢弘的視野，紮根在多面向的知識層域，并不時在“史”的格局上進行，故即使你尾随劉強的步伐穿梭在版本的問題上，仍會發現曆來的版本與卷數不一，紊亂的紛擾現象中其實大有學問。因為他總是能參酌衆說而不厭其煩地予以考辨分判，使每個細節都能呼應整體，進而産生“诠釋循環”的效應。
即使處理比較容易被忽略的語言學面向，他亦用心留意，如指出劉淇《助詞辨略》的虛詞考釋對“阿”字的闡發，即能置于“史”的脈絡，關注其上承顧炎武，下開郝懿行、許世瑛等人對“阿堵”、“阿奴”的考釋，以及當今語言學家對詞綴的研究（第258-259頁）。
再如劉知幾對《世說》的譏評，向來引人争議，劉強卻能指出此乃“《世說》接受史上一道别緻的風景”，并雲：“揆諸整個《世說》研究史，劉知幾都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存在，他幾乎開啟了後世王夫之、顧炎武、李慈銘、程炎震乃至餘嘉錫以名教是非為己任的儒家學者，對于《世說》及魏晉風度流弊的曠日持久的口誅筆伐。……”[4]
可見他總能将“世說學”納入“史”的脈絡，使之得失并彰、瑕瑜互見，由是更能中肯持平地掌握并安頓各種異見，畢竟有史有論，方可謂“史論”。
筆者相信，正是透過“宗經征聖的儒者取向”與“風流美學之名士情調”這兩條不同诠解路線的關注[5]，劉強才能輾轉其間，進而走向會通折衷之道——這何嘗不是孔子“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精神的展現呢？
《世說學引論》
相較于前作《世說學引論》，本書收納更多劉強近年來在此領域上不斷苦心搜羅的詳贍史料與文獻，曆經紮實的考辨工夫之後，已有愈出轉精的論述成果，由于方向明确，格局恢弘，故一路走來，處處都有他認真拓植的痕迹。
如以南朝的“世說學”為例，他對向來評價不高的史敬胤《世說新語選注》，也能根據徐傳武“以人物為中心排列得很有秩序”之線索，并依相對公允之範子烨的評斷，從補正的角度予以申論，進而視之為“世說新編”（第33-48頁）。
對于劉孝标注的研究，他除交代趙岡六端、張舜徽六種、楊勇六類等劉注的研究成果之外，并能進一步勾勒出十一類來加以續進深化（第48-59頁）。整體而言，不論就材料的廣度、分析的精緻性乃至視野的開拓上，此書皆可視為《世說學引論》的加強版，這是作者為了實作自己“世說學”的志向與大夢，不斷自我挑戰與突破而得來的豐碩成果。
《一種風流吾最愛：世說新語今讀》
劉強對于“世說體”的定位與分判，亦取自全方位的考察。他曾援引西方學者奧托·葉斯柏森（Otto Jespersen）“人是分類的動物”的說法起論，首先關注到《世說》與《高僧傳》兩書皆為體例完足且帶有總結性的集大成之作，并從篇目分類史的角度，視《高僧傳》之體制極有可能受到《世說》的啟發，意在表彰《世說》于體例上的貢獻（第74-82頁）。
他還定調進入“世說體”當有兩項依據标準，進而一改前說，判讀沈約《俗說》與殷芸《小說》算是“類世說”著作，而非“世說體”續仿之作（第60頁）。
再如受類書影響的《焦氏類林》，認為其存在着筆記之百科全書與小說之文學興味消長的現象（第216頁）；談及林茂桂的《南北朝新語》，既主張此書之分類亦受《焦氏類林》諸書之影響，且頗染搜神志怪之談，有乖《世說》“志人”之特質，卻又能兼及該書并列美醜對立面在分類學上探索的努力（第234頁）。
至于易宗蘷《新世說》反對“談鬼說孤、幽冥果報”闌入“世說體”的弊端，而力主概不采錄的嚴正立場，劉強亦能肯認其在文體自覺與審美态度上的堅定（第331頁）。這般悅納差異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作者總能在諸多說法中博綜廣采，使其立論得以兼顧橫向的連結與縱貫的發展。
本書第六章“近現代的世說學”第七節有夏敬觀《清世說新語校注》，此乃劉強整理在上海圖書館古籍部中發現之新文獻的成果，曾于2015年以專書出版（複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對于《世說》續仿之作的校注偉業，再添一筆貢獻。正是這般續航不斷的治學堅持，才能由點而線，由線而面，最後彙成如今沛然莫之能禦的大川。
誠如龔斌在該書《序》中所言：“評議當代的‘世說學’是此書的重要内容”、“全面評議以上《世說》名家之作，在指出各家優拙長短的同時，表達了自己的學術眼光與旨趣，是書中的精彩部分。”[6]
《世說新語新評》，劉強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劉強在檢視前輩論述與研究成果上，或修正糾謬，或申論發微，由于沒有無謂的權威崇拜，反而更能突顯為學術而學術的真切誠懇。如他深知楊勇《世說新語校箋》的影響力與學術貢獻，仍不吝指出“根據與《世說》無關的其他文獻來擅改《世說》原文及劉注，讓人匪夷所思”，對于古本，則有“誤判失考”“以偏蓋全”“過度诠釋”……等諸多缺失，最後表以“非為唐突前賢，求備一人，實亦用以自警自勵，并與知者共勉也”的寄意（第365、362頁）。他實将這種不卑不亢的治學精神貫穿全書，故得以使嚴謹與包容兩不相礙而兼攝評賞與批判之功。
猶記2011年在甯稼雨教授與張蓓蓓教授的推薦下，筆者透過“中華發展基金會”的申請補助，邀請劉強教授來台客座東華大學兩個半月，結束後他更将走訪台灣各處的所見心得，撰為散文遊記，出版《驚豔台灣》（華文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其中傳載不少寶島的山水與人物、風俗與民情，造成不少回響。
《驚豔台灣》
除此之外，劉強更善用此次訪學的機緣，廣納來台所探查與考辨的專業資源，并且成功地在兩岸的研究文獻及學術成果上搭設交流的橋梁。這一部分的點滴成果，亦可以在浏覽本書中欣然再見，筆者對此格外親切與興奮。
如他在台灣“國家圖書館”關注到劉應登批注《世說新語》，遂指出劉注當是劉應登而非劉辰翁（第159-160頁）；他在台灣政治大學圖書館藏翻查到馬森教授1959年的碩士論文《世說新語研究》（馬森教授，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曾為東華駐校作家，為筆者的前輩好友），其中提及：“臨川王與劉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後，向為元王五世孫，義慶為向兄陽城節侯安民十八世孫，義慶書成，即以其先世亡書之名以名之。”（第10頁）
馬森看似忠實傳載這一條曆史線索，然此一血緣紐帶的揭示，卻足以證成劉義慶編撰《世說新語》有弘揚家族文化，延續祖先功業之微意，進而定調劉義慶主編《世說》有着遠紹先祖的編撰動機。劉強固然可謂馬森之知音，若推究此因緣，何嘗不是其續承劉氏血脈而來的曆史召喚！
劉強說：“台灣學者對大陸學者的研究比較了解，并能加以充分吸收和利用，而大陸學者對台灣學者的研究則相對隔膜，較少引用。”（第384頁）這當是目前兩岸學術生态的現況，他藉此訪學互通有無，特于第七章“當代的世說學”補上第五節《近六十年台灣“世說學”之檢讨》，并依将其六大分支予以分類說明，用心可感。
然若詳加檢視，我們仍可以察覺到他對于兩岸“世說學”的研究，尚處在分别并列卻未必有真正深層對話的階段。
《神超形越——首屆“世說學”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集》
試舉幾例如下：
（1）譬如他相當重視王世懋對于《世說》分類不當的關照，可謂指證曆曆（第198頁）；但在提及張蓓蓓《容止别解》與《任誕别解》兩篇論述時，仍流于一般的簡介交代；[7]實則張氏這兩篇文稿若能與王世懋分類不當的判讀兩相對接，必可在《世說》分類議題上展開深刻的對話。
（2）再如他肯認劉辰翁在《世說》評點史上的成就，對于大陸學界的相關研究亦如數家珍；惟論及台灣接受學研究時，雖有羅列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一文的名目，然并未真正了解楊氏在劉辰翁之評點學上極具創辟性的研究成績，最終隻能與所提王能憲的四大特色失之交臂，相當可惜[8]。
（3）他考核《世說》全書，乃如魯迅所謂“纂緝舊文，非由自造”，故認為編者始終采取作者退隐式的客觀視角，即全用白描手法如實勾勒人世衆生相，而不做現身說法之評論，最後于頁78的注處引《尤悔》第14條作為例外。
實則針對此議題，筆者曾依《世說》兩例（《任誕》第11條與《識鑒》第10條）最後斷之以“時論”的文本現象進行分析，彰顯編者介入的體例殊趣；[9]若能兩相對照，就此議題而言或可有透視性的轉進。
《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
另筆者曾就餘嘉錫的“世說學”予以深究，[10]劉強在第七章第五節《近六十年台灣世說學之檢讨》有提及名目予以交代（第394頁），然在《餘嘉錫平議》中仍未能予以參照讨論，使海峽兩岸的研究成果依舊處在各行其是的并行線上，沒有真正的交鋒與對話，終是有憾。不過也正是留着這層隔膜，後進者方能據此展開進一步的彌合！
劉強以數十年的心血與功力，打造這座《世說》研究的文獻寶庫，不禁由衷感佩他矢志宏願的築夢踏實，尤期待這場結滿累累果實的成果，可以召喚更多有志之士，一同為文化重建的學術工程踏上精進不已的永續大道而努力。
筆者另一語重心長的叮咛是：傳統“世說學”的版圖實已逐漸清晰明确，劉強在《緒論》時即提及：“考察近來的研究，可知還有一種研究方向正日益受到學者的重視，即世說诠釋學或诠解研究”、“目前此類已經興起，但貫通式的整體研究尚待進一步開拓與推展”（第32頁），如果本書不隻是《世說學引論》的餘緒或加強版，誠如龔斌教授于《序》中所提及：“不僅勾勒《世說》研究的前世今生，也訓示未來的研究。”[11]是以承《世說學引論》的六大分支之外，加上“诠釋學”的面向當是最值得轉進深耕之處。
《名作欣賞》2022年第1期
這般帶有解構思潮的作法與視域，實已大别于舊有的注疏傳統，也未必需要依賴一種貫通式的系統性與整體性，畢竟它走的路線反而是随興、零星與不求完備的片斷。由于所重在當機而發、靈光乍現，故其創意的起點卻每發端于我們的生活世界中。
筆者認為若能有此轉向的體認，面對《世說》的片語隻言以迎向後現代光景，“新世說學”的契機早已經揭開不必等待的序幕了。
2021年7月10日完成于台灣花蓮東華大學
作者簡介
吳冠宏（1965-），台灣花蓮人。台灣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台灣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東華漢學》主編、台灣中文學會副理事長。研究領域為魏晉學術、儒道思想、中國思想史。著有《魏晉玄論與士風新探——以“情”為绾合及诠釋進路》、《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走向嵇康：從情之有無到氣通内外》等著作并學術論文數十篇。
《走向嵇康：從情之有無到氣通內外》
上下滑動檢視注釋
注釋：
[1] 劉強《一種風流吾最愛——今讀》，台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第11-24頁。
[2] 劉強《世說學引論·緒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7頁。
[3] 劉強《世說新語研究史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02頁。為省文計，下引該書，僅随文标注頁碼，不出腳注。
[4] 見該書，第104、112頁。有趣的是，劉強還依據《新唐書》的記載，對劉知幾的祖籍身世與劉義慶非系同宗予以辨識，指出：“劉知幾并不認為自己是彭城劉氏苗裔。自以祖先乃系居巢劉氏。如其确為彭城劉氏，即便真理在握，亦當不至于唐突先輩若此。”《世說新語研究史論》，第112頁。
[5] 劉強《研究史論》第四章第一節與第二節處理的即是《何氏語林》與《世說新語補》兩書與《世說》的關系及其異同。對于前者，指出：“其後‘世說體’仿作，無不規模其書，甚至将《何氏語林》與《世說》等量齊觀，而其立足孔門聖教，祖述經史，匡時濟世之大志，則漸漸堙沒無聞矣。”（第184頁）對于後者，則說：“王世貞顯然以《世說》為‘正宗’，以《何氏語林》為‘補續’，故将這部新書命名為《世說補》，以彰顯《世說》‘說部第一’之地位與價值，這一立場，顯然是對何良俊‘宗經征聖’、補偏救弊之撰述宗旨的反撥，其對‘宋時經儒先生’之‘清言緻亂’觀點的奚落，更可見王氏以名士而非儒者自居的價值取向。”（第188頁）其實這兩條路線之争，在其“世說學”史論的考察中不時出現。
[6] 龔斌《序》，見《世說新語研究史論》，第2頁。
[7] 劉強提到：“涉及‘世說學的就有五篇，其中直接以《世說》标目者兩篇，分别是《别解》與《别解》，這些論文，展現了研究者的功力和見識，為魏晉學術及名士人格的诠釋打開一途徑。”見《世說新語研究史論》，第394頁。
[8] 王能憲之作在1992年，楊玉成之作在1999年，見劉強《世說新語研究史論》，第164、391頁。劉強将楊玉成之劉辰翁的評點學研究置于“《世說》接受學”研究之中，隻是良莠不齊之研究成果名目的羅列而已，至于此一研究方法如何“漸趨自覺”，如何“日臻成熟”，若能深究楊作底蘊，便能真知其關鍵所在。
[9] 《玄解以探新——中“時論”之示例考察與延展》一文，最初曾發表于台灣《中山文與哲學報》第19期，2011年，後收入拙著《從儒理到玄義——與之诠釋理路的探索》（台北：新文豐，2017年）一書。
[10] 《餘嘉錫以史評進路箋疏的現象考察》（《東華漢學》第8期，2008年）、〈餘嘉錫箋疏世說新語之诠釋特色及其文化意義初探〉（《成大中文學報》第22期，2008年）、《魏晉“方正不阿”及“與世委蛇”之人物論述的探索——從餘嘉錫箋疏
[11] 龔斌《序》，見《世說新語研究史論》，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