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同济大学刘强教授《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问世，这是他长期深情耕耘、积沙成塔的大作，可视为其圆成“世说学”大梦的重要里程碑。紧接着，他编著的《世说新语资料汇编》三大册（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亦于次年出版，并入选该年度的“苏版好书”。
《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刘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犹记其当年在台湾出版的《一种风流吾最爱——》（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年），从“灵性”“人性”“诗性”三个面向为大家介绍《世说新语》这部“看似史而超越史，不是诗而胜似诗，并非哲学而富含哲学气质”的伟大经典，[1]兼有灵活生动之推广介绍及深厚扎实之学术底蕴的优点，阅览的读者或学者都被刘强的文采及学养给吸引了。
流畅的文采缘自他过人的才情，至于如何造就这般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力呢？就必须一探其投入《世说新语》的学术生命史了。
早在上海师大就读研究所时，刘强即跟随六朝学名家曹旭教授撰写《世说》相关的硕士论文，后就读复旦大学，更在骆玉明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世说学”这一个概念，虽由明代的王世懋先行提出，但至刘强此书的诞生，提出“世说学”可分为四大系统（版本、校注、评点、续仿）、四个分期（史学、说部、小学、综合）、六大分支（文献学、文体学、接受学、美学、文化学、语言学），方始奠定“世说学”专业系统的学术宏规。[2]
其后刘强又凭着豪情壮志以及一路的积极奋进，全方位的投入与经营，“世说学”终于在人文学界绽放出可观的热度。除了不断有论著成果出版之外，近几年他更号召海内外的专家同好们，在河南师大、南京大学、同济大学陆续举办三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八月底第四届年会也将在洛阳师范学院隆重开启。放眼“世说学”未来的发展，当是精彩可期的；如果说当代对“世说学”贡献最大的学者为刘强教授，应该也没有人会反对吧！
学界钟爱《世说》及魏晋名士者甚夥，但像刘强这样由“世说癖”通向“论语学”，而又能持之以恒地经营两领域者，并不多见。
凌濛初的《世说新语鼓吹》为第一位有意识为《世说》做“会评”者，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则可视为当代《世说》会评的第一人；若就《世说》的评点学而言，长期被遮蔽的刘应登，应有首创之功，且不减刘辰翁在此足以扮演的宗师角色。
《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
2013年刘强又出版《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13年版），该书承傅锡壬视《世说》为“新论语”之说，尝试透过评点的形式，致力在会通儒道、融合仁心与玄心的突破上。如同他近几年不时从《世说新语》探源至《论语》而自谓“双语教学”般，这样的转变亦渗透在《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对历代“世说学”的评述中。
从“附录一”所收《归名教与任自然——研究史上的名教与自然之争》一文，所谓：“从‘任自然’向‘归名教’的渐次回归，不仅是中古数百年历史及政治发展之已然，恐怕也是对这一时代的学术研究及诠释解读的必然归宿。”甚至出现大别于常见的“在任自然与归名教的二元对立与博弈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边倒的局面”的说法，[3]岂不正揭示他从“任自然”走向“归名教”，进而会通自然与名教的发展轨迹？
克灵乌（Gollingwood）曾道：“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可以说刘强不惟在重现历史的“世说学”而已，他似乎已企图建构一幅会通传统魏晋名士风流与儒家君子人格的“世说学理境”。
《世说新语资料汇编》，刘强编著，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
在精神向度上，本书乃承《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的脉络转向而来，其章节安排固然依南朝、唐代、宋代、明代、清代、近现代、当代进行历时性的考察，然观其论述的内涵，《世说学引论》所架构的“四系、四期、六支”，依旧是全书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所在。
正是立基于如此开阔恢弘的视野，扎根在多面向的知识层域，并不时在“史”的格局上进行，故即使你尾随刘强的步伐穿梭在版本的问题上，仍会发现历来的版本与卷数不一，紊乱的纷扰现象中其实大有学问。因为他总是能参酌众说而不厌其烦地予以考辨分判，使每个细节都能呼应整体，进而产生“诠释循环”的效应。
即使处理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语言学面向，他亦用心留意，如指出刘淇《助词辨略》的虚词考释对“阿”字的阐发，即能置于“史”的脉络，关注其上承顾炎武，下开郝懿行、许世瑛等人对“阿堵”、“阿奴”的考释，以及当今语言学家对词缀的研究（第258-259页）。
再如刘知幾对《世说》的讥评，向来引人争议，刘强却能指出此乃“《世说》接受史上一道别致的风景”，并云：“揆诸整个《世说》研究史，刘知幾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他几乎开启了后世王夫之、顾炎武、李慈铭、程炎震乃至余嘉锡以名教是非为己任的儒家学者，对于《世说》及魏晋风度流弊的旷日持久的口诛笔伐。……”[4]
可见他总能将“世说学”纳入“史”的脉络，使之得失并彰、瑕瑜互见，由是更能中肯持平地掌握并安顿各种异见，毕竟有史有论，方可谓“史论”。
笔者相信，正是透过“宗经征圣的儒者取向”与“风流美学之名士情调”这两条不同诠解路线的关注[5]，刘强才能辗转其间，进而走向会通折衷之道——这何尝不是孔子“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精神的体现呢？
《世说学引论》
相较于前作《世说学引论》，本书收纳更多刘强近年来在此领域上不断苦心搜罗的详赡史料与文献，历经扎实的考辨工夫之后，已有愈出转精的论述成果，由于方向明确，格局恢弘，故一路走来，处处都有他认真拓植的痕迹。
如以南朝的“世说学”为例，他对向来评价不高的史敬胤《世说新语选注》，也能根据徐传武“以人物为中心排列得很有秩序”之线索，并依相对公允之范子烨的评断，从补正的角度予以申论，进而视之为“世说新编”（第33-48页）。
对于刘孝标注的研究，他除交代赵冈六端、张舜徽六种、杨勇六类等刘注的研究成果之外，并能进一步勾勒出十一类来加以续进深化（第48-59页）。整体而言，不论就材料的广度、分析的精致性乃至视野的开拓上，此书皆可视为《世说学引论》的加强版，这是作者为了实现自己“世说学”的志向与大梦，不断自我挑战与突破而得来的丰硕成果。
《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
刘强对于“世说体”的定位与分判，亦取自全方位的考察。他曾援引西方学者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人是分类的动物”的说法起论，首先关注到《世说》与《高僧传》两书皆为体例完足且带有总结性的集大成之作，并从篇目分类史的角度，视《高僧传》之体制极有可能受到《世说》的启发，意在表彰《世说》于体例上的贡献（第74-82页）。
他还定调进入“世说体”当有两项依据标准，从而一改前说，判读沈约《俗说》与殷芸《小说》算是“类世说”著作，而非“世说体”续仿之作（第60页）。
再如受类书影响的《焦氏类林》，认为其存在着笔记之百科全书与小说之文学兴味消长的现象（第216页）；谈及林茂桂的《南北朝新语》，既主张此书之分类亦受《焦氏类林》诸书之影响，且颇染搜神志怪之谈，有乖《世说》“志人”之特质，却又能兼及该书并列美丑对立面在分类学上探索的努力（第234页）。
至于易宗蘷《新世说》反对“谈鬼说孤、幽冥果报”阑入“世说体”的弊端，而力主概不采录的严正立场，刘强亦能肯认其在文体自觉与审美态度上的坚定（第331页）。这般悦纳差异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作者总能在诸多说法中博综广采，使其立论得以兼顾横向的连结与纵贯的发展。
本书第六章“近现代的世说学”第七节有夏敬观《清世说新语校注》，此乃刘强整理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中发现之新文献的成果，曾于2015年以专书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对于《世说》续仿之作的校注伟业，再添一笔贡献。正是这般续航不断的治学坚持，才能由点而线，由线而面，最后汇成如今沛然莫之能御的大川。
诚如龚斌在该书《序》中所言：“评议当代的‘世说学’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全面评议以上《世说》名家之作，在指出各家优拙长短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学术眼光与旨趣，是书中的精彩部分。”[6]
《世说新语新评》，刘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刘强在检视前辈论述与研究成果上，或修正纠谬，或申论发微，由于没有无谓的权威崇拜，反而更能突显为学术而学术的真切诚恳。如他深知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的影响力与学术贡献，仍不吝指出“根据与《世说》无关的其他文献来擅改《世说》原文及刘注，让人匪夷所思”，对于古本，则有“误判失考”“以偏盖全”“过度诠释”……等诸多缺失，最后表以“非为唐突前贤，求备一人，实亦用以自警自励，并与知者共勉也”的寄意（第365、362页）。他实将这种不卑不亢的治学精神贯穿全书，故得以使严谨与包容两不相碍而兼摄评赏与批判之功。
犹记2011年在宁稼雨教授与张蓓蓓教授的推荐下，笔者透过“中华发展基金会”的申请补助，邀请刘强教授来台客座东华大学两个半月，结束后他更将走访台湾各处的所见心得，撰为散文游记，出版《惊艳台湾》（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其中传载不少宝岛的山水与人物、风俗与民情，造成不少回响。
《惊艳台湾》
除此之外，刘强更善用此次访学的机缘，广纳来台所探查与考辨的专业资源，并且成功地在两岸的研究文献及学术成果上搭设交流的桥梁。这一部分的点滴成果，亦可以在浏览本书中欣然再见，笔者对此格外亲切与兴奋。
如他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关注到刘应登批注《世说新语》，遂指出刘注当是刘应登而非刘辰翁（第159-160页）；他在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藏翻查到马森教授1959年的硕士论文《世说新语研究》（马森教授，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毕业，曾为东华驻校作家，为笔者的前辈好友），其中提及：“临川王与刘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后，向为元王五世孙，义庆为向兄阳城节侯安民十八世孙，义庆书成，即以其先世亡书之名以名之。”（第10页）
马森看似忠实传载这一条历史线索，然此一血缘纽带的揭示，却足以证成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有弘扬家族文化，延续祖先功业之微意，从而定调刘义庆主编《世说》有着远绍先祖的编撰动机。刘强固然可谓马森之知音，若推究此因缘，何尝不是其续承刘氏血脉而来的历史召唤！
刘强说：“台湾学者对大陆学者的研究比较了解，并能加以充分吸收和利用，而大陆学者对台湾学者的研究则相对隔膜，较少引用。”（第384页）这当是目前两岸学术生态的现况，他藉此访学互通有无，特于第七章“当代的世说学”补上第五节《近六十年台湾“世说学”之检讨》，并依将其六大分支予以分类说明，用心可感。
然若详加检视，我们仍可以察觉到他对于两岸“世说学”的研究，尚处在分别并列却未必有真正深层对话的阶段。
《神超形越——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试举几例如下：
（1）譬如他相当重视王世懋对于《世说》分类不当的关照，可谓指证历历（第198页）；但在提及张蓓蓓《容止别解》与《任诞别解》两篇论述时，仍流于一般的简介交代；[7]实则张氏这两篇文稿若能与王世懋分类不当的判读两相对接，必可在《世说》分类议题上展开深刻的对话。
（2）再如他肯认刘辰翁在《世说》评点史上的成就，对于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亦如数家珍；惟论及台湾接受学研究时，虽有罗列杨玉成《刘辰翁：阅读专家》一文的名目，然并未真正理解杨氏在刘辰翁之评点学上极具创辟性的研究成绩，最终只能与所提王能宪的四大特色失之交臂，相当可惜[8]。
（3）他考核《世说》全书，乃如鲁迅所谓“纂缉旧文，非由自造”，故认为编者始终采取作者退隐式的客观视角，即全用白描手法如实勾勒人世众生相，而不做现身说法之评论，最后于页78的注处引《尤悔》第14条作为例外。
实则针对此议题，笔者曾依《世说》两例（《任诞》第11条与《识鉴》第10条）最后断之以“时论”的文本现象进行分析，彰显编者介入的体例殊趣；[9]若能两相对照，就此议题而言或可有透视性的转进。
《魏晋玄义与声论新探》
另笔者曾就余嘉锡的“世说学”予以深究，[10]刘强在第七章第五节《近六十年台湾世说学之检讨》有提及名目予以交代（第394页），然在《余嘉锡平议》中仍未能予以参照讨论，使海峡两岸的研究成果依旧处在各行其是的并行线上，没有真正的交锋与对话，终是有憾。不过也正是留着这层隔膜，后进者方能据此展开进一步的弥合！
刘强以数十年的心血与功力，打造这座《世说》研究的文献宝库，不禁由衷感佩他矢志宏愿的筑梦踏实，尤期待这场结满累累果实的成果，可以召唤更多有志之士，一同为文化重建的学术工程踏上精进不已的永续大道而努力。
笔者另一语重心长的叮咛是：传统“世说学”的版图实已逐渐清晰明确，刘强在《绪论》时即提及：“考察近来的研究，可知还有一种研究方向正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即世说诠释学或诠解研究”、“目前此类已经兴起，但贯通式的整体研究尚待进一步开拓与推展”（第32页），如果本书不只是《世说学引论》的余绪或加强版，诚如龚斌教授于《序》中所提及：“不仅勾勒《世说》研究的前世今生，也指示未来的研究。”[11]是以承《世说学引论》的六大分支之外，加上“诠释学”的面向当是最值得转进深耕之处。
《名作欣赏》2022年第1期
这般带有解构思潮的作法与视域，实已大别于旧有的注疏传统，也未必需要依赖一种贯通式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毕竟它走的路线反而是随兴、零星与不求完备的片断。由于所重在当机而发、灵光乍现，故其创意的起点却每发端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中。
笔者认为若能有此转向的体认，面对《世说》的片语只言以迎向后现代光景，“新世说学”的契机早已经揭开不必等待的序幕了。
2021年7月10日完成于台湾花莲东华大学
作者简介
吴冠宏（1965-），台湾花莲人。台湾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台湾东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东华汉学》主编、台湾中文学会副理事长。研究领域为魏晋学术、儒道思想、中国思想史。著有《魏晋玄论与士风新探——以“情”为绾合及诠释进路》、《圣贤典型的儒道义蕴》《走向嵇康：从情之有无到气通内外》等著作并学术论文数十篇。
《走向嵇康：从情之有无到气通內外》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注释：
[1] 刘强《一种风流吾最爱——今读》，台北：麦田出版社，2011年，第11-24页。
[2] 刘强《世说学引论·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7页。
[3] 刘强《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02页。为省文计，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页码，不出脚注。
[4] 见该书，第104、112页。有趣的是，刘强还依据《新唐书》的记载，对刘知幾的祖籍身世与刘义庆非系同宗予以辨识，指出：“刘知幾并不认为自己是彭城刘氏苗裔。自以祖先乃系居巢刘氏。如其确为彭城刘氏，即便真理在握，亦当不至于唐突先辈若此。”《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第112页。
[5] 刘强《研究史论》第四章第一节与第二节处理的即是《何氏语林》与《世说新语补》两书与《世说》的关系及其异同。对于前者，指出：“其后‘世说体’仿作，无不规模其书，甚至将《何氏语林》与《世说》等量齐观，而其立足孔门圣教，祖述经史，匡时济世之大志，则渐渐堙没无闻矣。”（第184页）对于后者，则说：“王世贞显然以《世说》为‘正宗’，以《何氏语林》为‘补续’，故将这部新书命名为《世说补》，以彰显《世说》‘说部第一’之地位与价值，这一立场，显然是对何良俊‘宗经征圣’、补偏救弊之撰述宗旨的反拨，其对‘宋时经儒先生’之‘清言致乱’观点的奚落，更可见王氏以名士而非儒者自居的价值取向。”（第188页）其实这两条路线之争，在其“世说学”史论的考察中不时出现。
[6] 龚斌《序》，见《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第2页。
[7] 刘强提到：“涉及‘世说学的就有五篇，其中直接以《世说》标目者两篇，分别是《别解》与《别解》，这些论文，体现了研究者的功力和见识，为魏晋学术及名士人格的诠释打开一途径。”见《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第394页。
[8] 王能宪之作在1992年，杨玉成之作在1999年，见刘强《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第164、391页。刘强将杨玉成之刘辰翁的评点学研究置于“《世说》接受学”研究之中，只是良莠不齐之研究成果名目的罗列而已，至于此一研究方法如何“渐趋自觉”，如何“日臻成熟”，若能深究杨作底蕴，便能真知其关键所在。
[9] 《玄解以探新——中“时论”之示例考察与延展》一文，最初曾发表于台湾《中山文与哲学报》第19期，2011年，后收入拙著《从儒理到玄义——与之诠释理路的探索》（台北：新文丰，2017年）一书。
[10] 《余嘉锡以史评进路笺疏的现象考察》（《东华汉学》第8期，2008年）、〈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之诠释特色及其文化意义初探〉（《成大中文学报》第22期，2008年）、《魏晋“方正不阿”及“与世委蛇”之人物论述的探索——从余嘉锡笺疏
[11] 龚斌《序》，见《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