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經評價他“學界泰鬥，人世楷模”，能當得起這八個字稱贊的人，我們很難想象，那個人對中國的文化界，到底做出了多大的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的中國确實有這樣一個人，他以一己之力，讓中國的教育在那樣一個動亂的年代，能夠不落後于西方，甚至中國之是以能夠在陣痛中前行，更是離不開他的教育影響。那這個人到底是誰？他到底做了什麼，能讓今天的我們想起來仍充滿敬佩？
蔡元培，這個人的名字或許沒有，魯迅、陳獨秀、胡适等人的名字響亮，但他憑借自己的一股“執拗之力”，讓北大成為了聞名中外的名校，也正是他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北大學子，讓他們不論是在探尋中國的出路，還是在建設新中國的時候，都能奮不顧身，毫不畏懼，勇往直前。蔡元培到底在北大做了什麼？這不得不讓人充滿了好奇。
鴉片戰争中，英國人用槍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在帶來了不少西洋玩意兒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思想，但軟弱的清政府在面對洋人的欺辱時，不是選擇奮起反抗，而是苟且求和，妄想在腐朽不堪的封建統治上，開出一朵虛僞的和平之花，京師大學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其在建立之初是打着為朝廷培養“新式人才”的旗号，當然也确實湧現出了一批，在當時來說是引領風潮的人物，如嚴複、詹天佑等。但世事變幻，清政府正處于風雨飄搖之際，慈禧太後無暇顧及其他，此時的她正在籌劃着，如何搞垮梁啟超等人發動的戊戌變法，企圖将權利牢牢抓在自己的手裡，在守舊派的打壓下，很快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就宣告失敗了。不幸中最大的幸運是，這位垂簾聽政的老佛爺，沒有對這所在當時來說是高等學府的，京師大學堂痛下殺手。可即使是這樣，京師大學堂還是受到了八國聯軍的破壞，一度停止辦學長達兩年之久。
戰事結束，京師大學堂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中艱難前行。在這所當時堪稱太學正宗的學府中，學生多為官宦子弟，這些人上學有随從，有侍婢，派頭之大前所未有，甚至這些學生在學校被稱為老爺，而教這些“老爺”們的教師則是在官府任職的官員，他們既是教師，也是官員，這有點類似于西周時的“學在官府，政教合一”。這些纨绔子弟隻需要在學校混幾天日子，便可以獲得一個官職，不需要付出努力，而老師更是隻會攀附在學生中，那些有着深厚家底和廣泛人脈的子弟，可想而知，當時京師大學堂的校風有多麼的糟糕，即使換了好幾任校長也無濟于事，根本無法改變這種情況，是以在當時人的眼中，京師大學堂早已經淪為了一個官僚機構，是官員們互相勾結的藏污納垢之地，根本不是什麼學校。這種狀況即使是在清政府滅亡，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後，甚至民國初期都還在一直延續。
而此時的蔡元培正在幹什麼呢？他正時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在連一間簡陋的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制定了影響深遠的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等，這也為之後他大刀闊斧的改革北大奠定了理論基礎。但無奈當時時局動蕩，袁世凱專權，耿直的蔡元培知道繼續留任也并不能實作自己的教育理想，是以毅然決然的辭職了。四年之後，也就是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的校長。由此，拉開了他對北大改革的序幕。
國家的希望在于青年人，青年人的希望在于教育，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深谙這個道理，是以在他接任之初，雖然好朋友曾多次勸他，不要跳入北大這個火坑，否則一世英名将要毀于一旦了，但是懷抱教育救國理想的蔡公還是“固執”的北上了。在他進入北大的那一刻，他的低調謙遜已經深深地印在了北大學子的心中。這位新任校長沒有仆人随從，沒有錦衣華服，更沒有小轎車代步，有的隻是一身不知道穿過多少次洗得都有些發白的西裝，一頂舊的禮帽，站在禮堂裡發表着他的就職演說，而這演說的内容聽過之後更是讓人熱血沸騰。“諸君來此須抱定宗旨，是為求學而來，學商科的不是為了個人緻富，學法科的不是為了做大官.....”。就算是時至今日聽來仍能讓人感覺到蔡公的良苦用心，不為北大的名聲，隻是單純的為中國的教育在振臂呐喊，為莘莘學子在指明前進的方向。
蔡元培曾在北大任教，他深知北大亟需改革的關鍵在于先改變學風，是以在他上任不久之後就積極聘請那些熱心且對學術研究充滿熱忱的學者來北大任教。最為知名的就是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陳獨秀來北大擔任文科學長。關于蔡公延請陳獨秀來北大任教還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小故事，陳獨秀原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但為了籌得辦報的資金而來到北平，他在當時已經是青年人所崇敬的人物了，而且頗有學識，是以當蔡元培聽說他到北平了，就趕緊來到他下榻的旅店來請，沒想到此時的陳獨秀正在睡覺，蔡公為了不打擾他休息就在門外的雪地裡生生等了好幾個小時，并且為了能夠請到陳獨秀來任教還答應将北大作為《新青年》雜志宣傳的前沿陣地，而陳獨秀看到蔡公如此誠心，于是決定将《青年雜志》遷到北京，改名《新青年》，短短十幾天時間就來到了北大上任。
不得不說，陳獨秀的到來為北大帶來了一股全新的活力，而且在他的感召下，胡适、李大钊、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接受過西方先進教育思想的年輕學者們紛紛加盟北大，此時的北大頗有稷下學宮中百家争鳴，百花齊放的姿态。當時的北大不僅有像胡适那樣一批留學歸國的先進知識分子，也有中國傳統的文人學士，比如有“怪才”之稱的辜鴻銘、劉師培等。但伴随而來的新舊教師之争也不可避免的出現了，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蔡元培及時的提出了“思想自由，相容并包”，這一舉措一經實施馬上讓北大成為了當時研究學術的沃土，學生既可以向新式教師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和科學技術，同時也可以向老式教師學習中國本國的文化精髓，這樣的思想碰撞為當時黑暗的社會帶來了前進的光亮，為苦難的中國培養了衆多救國的優秀人才。
但遺憾的是，在當時那個軍閥割據，列強欺辱，民不聊生的年代，蔡元培的教育救國理想還是破滅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了巴黎和會，但那時候的政府軟弱無能，任人欺壓，竟然接受了其他國家提出的由日本接手德國在青島的一切特權這個無恥的決定。
當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内時，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在這樣的背景下1919年5月4日，對中國曆史有深遠影響的五四運動爆發了。這是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而在那些遊行的青年學生中，深受蔡公“五育并舉”教育思想影響的北大學子占了多數。他們沖破軍警的阻撓，雲集于天安門前，打出“誓死力争，還我青島”、“外争主權，内懲國賊”等一系列愛國口号，但腐敗無能的政府并沒有給這些熱血青年他們想要的答複，于是當遊行隊伍走到曹汝霖家時，這些愛國學生再也忍不下被列強欺壓卻不能還手的怒火，于是沖進曹宅，火燒趙家樓。
事态進一步擴大，軍警出面逮捕了32名學生代表。當北大學生代表被捕的消息傳到蔡公耳中時，這位老校長既欣慰又心急，于是聯系各方想方設法讓政府釋放那些愛國學生，但過程是那樣的曲折，最終蔡公隻能遞交辭呈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在北京各大高校校長和北大學子的集體挽留下，蔡公答應隻做北大學子的校長。時隔不長，蔡元培深感腐敗黑暗的政府無法實作他的教育理想于是毅然辭職。
永遠的校長
這位被北大學子稱為“永遠的校長”，讓杜威發出“一個校長，能對民族、時代起轉折作用的人，除了蔡元培，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這樣的感慨的翩翩學者他用他的一生诠釋了他教育救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