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晚，國民黨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從廣播裡聽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條文後，于第二天乘飛機來到北平，見面後，傅作義說

1949年1月21日晚，國民黨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從廣播裡聽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條文後，于第二天乘飛機來到北平，見面後，傅作義說：“在這麼忙亂的時候，你幹什麼來啦？”

董其武說：“正是這會兒，才要來看看您。”

傅作義将北平和平的過程簡單向董其武介紹後，又說：“我也不是不能走，蔣介石先後派了蔣緯國、鄭介民、徐永昌等人來勸我率大軍南撤，并許諾任命我為東南軍政長官。蔣緯國還帶來了蔣介石的親筆信，說什麼‘千軍易得，一将難求’等語，我都拒不接受。同時美國海軍的白吉爾等人先後飛來北平，勸我直接接受美援，我當即義正詞嚴地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中國人能辦得了。”

接着，傅作義傅加重了語氣又說：“現在局勢的轉變，是任何力量也扭轉不了的。你回去告訴咱們的幹部，在抗戰時期,我把大家的家屬送到蘭州去，甯夏去，那可以的嘛，現在呢，很快全國都要解放了。除非你們有錢，把家屬送到外國去，否則沒有你的立足之地。”

當晚，傅作義設便宴，請董其武吃飯，并專門叫上了北平的中央軍兵團司令石覺、李文等人。石覺、李文是蔣介石的嫡系，傅作義承諾放他們回南京，是以兩人在北平和平起義時表現得比較配合，這點還是要肯定的。

第二天，董其武乘飛機傳回綏遠，當晚他就召集當地軍政大員開會，傳達了與傅作義晤談的情況，并着重說明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全國形勢的發展，挑明了國民黨大勢已去無可挽回的事實。

在會上，雖然大部分人認為應當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但還是有少數人持懷疑态度，有個别的人态度暧昧，一言不發，有的甚至怒氣沖沖。

就在董其武回來不久，綏東的解放軍的前線部隊，同綏遠前線的國民黨部隊在歸綏以東六十裡的陶蔔齊車站地區發生沖突。綏遠局勢頓呈緊張，董其武立即給傅作義發電報請示，經傅作義和華北局聯系後，轉達了毛主席的訓示：“雙方部隊停止戰鬥，綏遠問題和平解決。”這樣一來，綏遠局勢便趨于平靜。

正在前線沖突之際，國民黨綏遠省黨部主任委員潘秀仁(兼建設廳長)、副主任委員張遐民(兼财政廳長)，竟然要求董其武帶着綏遠的軍政主要力量立刻西撒。董其武看出了兩人的真實意圖，婉言拒絕。

四月下旬，為了加快綏遠起義的步伐，傅作義派綏遠系的原一O四軍軍長安春山帶着拟定的《綏遠和平協定》草案和雙方軍隊駐地臨時分界圖來到了綏遠，安春山對董其武說：“傅先生讓我告你，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認為适宜的時候舉行起義，要實行完整的起義，勿使部隊分裂，緻使人民遭受損失。”

自北平和平解放後，為了防止綏遠起義，國民黨當局對綏遠采取了一系列幹預。首先是以停發軍費的手段來強迫董其武帶着部隊西撤。當時駐在綏遠的國民黨部隊加上軍政公務人員，總數不下十萬，突然斷絕軍費，導緻軍政人員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

董其武多次發去電報索要軍饷，得到的回複都是:“讓董主席來。”董其武當然是不能去的，去了輕則被軟禁，重則有可能遭到殺害。綏遠是個貧瘠的小省，在斷了軍饷後，董其武隻好千方百計采取措施，來維持部隊官兵和行政人員最低的生活。夏季到來，綏遠的國民黨士兵無單衣可換，隻得把棉花抽掉，改冬裝為夏裝。盡管如此，董其武卻并沒有被這些困難所吓倒，他起義的決心是堅定的。

6月16日，遷到廣州的國民政府發來電報，稱召集國民黨各省主席在廣州開會，要董其武去參加，由在蘭州的西北軍政副長官郭寄峤派飛機一架，并派綏遠省在蘭州催發補給的綏遠第三十二兵站分監部分監馬良弼乘飛機來接董其武去蘭州，再轉往廣州。董其武以前方軍事重要，便離開為由堅決不去。馬良弼乘飛機傳回蘭州時，天已黃昏，迷失方向，在蘭州附近會甯縣境内觸到山崖上，導緻機毀人亡，董其武多虧沒有去，否則就是有去無回了。

随着北平、天津、察哈爾、晉北等地先後解放，這些地方的國民黨特務都逃到了綏遠。中統在華北的特務頭子張慶恩也由北平來到綏遠，在張慶恩的指使下，綏遠特務的活動非常猖獗，制造了許多破壞綏遠和平解放的謠言。

7月24日，華北局派往綏遠的工作小組成員王士鑫遭到特務的槍殺，這給綏遠地區和平解放蒙上了一層陰影。

董其武對特務的罪行非常氣憤，對綏遠的和平前途十分焦慮，當即電報傅作義。毛主席得知此事後，專門接見了傅作義，訓示說：“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沒有犧牲，綏遠解放,用‘綏遠方式’不變。你告訴董主席多加注意。”

同時，毛主席還訓示傅作義在必要時，可和鄧寶珊去綏遠一趟，并說:“綏遠起義後用不着軍管方式，起義後設軍政委員會。”

傅作義将毛主席的訓示電告了董其武，讓其安心，不久之後又和鄧寶珊來到綏遠，親自協助起義。就這樣，董其武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組織、實施并最終在1949年9月19日，成功發起了綏遠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