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晚，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从广播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后，于第二天乘飞机来到北平，见面后，傅作义说

1949年1月21日晚，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从广播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后，于第二天乘飞机来到北平，见面后，傅作义说：“在这么忙乱的时候，你干什么来啦？”

董其武说：“正是这会儿，才要来看看您。”

傅作义将北平和平的过程简单向董其武介绍后，又说：“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人来劝我率大军南撤，并许诺任命我为东南军政长官。蒋纬国还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语，我都拒不接受。同时美国海军的白吉尔等人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能办得了。”

接着，傅作义傅加重了语气又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战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去，宁夏去，那可以的嘛，现在呢，很快全国都要解放了。除非你们有钱，把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当晚，傅作义设便宴，请董其武吃饭，并专门叫上了北平的中央军兵团司令石觉、李文等人。石觉、李文是蒋介石的嫡系，傅作义承诺放他们回南京，所以两人在北平和平起义时表现得比较配合，这点还是要肯定的。

第二天，董其武乘飞机返回绥远，当晚他就召集当地军政大员开会，传达了与傅作义晤谈的情况，并着重说明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全国形势的发展，挑明了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事实。

在会上，虽然大部分人认为应当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但还是有少数人持怀疑态度，有个别的人态度暧昧，一言不发，有的甚至怒气冲冲。

就在董其武回来不久，绥东的解放军的前线部队，同绥远前线的国民党部队在归绥以东六十里的陶卜齐车站地区发生冲突。绥远局势顿呈紧张，董其武立即给傅作义发电报请示，经傅作义和华北局联系后，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双方部队停止战斗，绥远问题和平解决。”这样一来，绥远局势便趋于平静。

正在前线冲突之际，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兼建设厅长)、副主任委员张遐民(兼财政厅长)，竟然要求董其武带着绥远的军政主要力量立刻西撒。董其武看出了两人的真实意图，婉言拒绝。

四月下旬，为了加快绥远起义的步伐，傅作义派绥远系的原一O四军军长安春山带着拟定的《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来到了绥远，安春山对董其武说：“傅先生让我告你，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要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损失。”

自北平和平解放后，为了防止绥远起义，国民党当局对绥远采取了一系列干预。首先是以停发军费的手段来强迫董其武带着部队西撤。当时驻在绥远的国民党部队加上军政公务人员，总数不下十万，突然断绝军费，导致军政人员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

董其武多次发去电报索要军饷，得到的回复都是:“让董主席来。”董其武当然是不能去的，去了轻则被软禁，重则有可能遭到杀害。绥远是个贫瘠的小省，在断了军饷后，董其武只好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来维持部队官兵和行政人员最低的生活。夏季到来，绥远的国民党士兵无单衣可换，只得把棉花抽掉，改冬装为夏装。尽管如此，董其武却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他起义的决心是坚定的。

6月16日，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发来电报，称召集国民党各省主席在广州开会，要董其武去参加，由在兰州的西北军政副长官郭寄峤派飞机一架，并派绥远省在兰州催发补给的绥远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分监马良弼乘飞机来接董其武去兰州，再转往广州。董其武以前方军事重要，便离开为由坚决不去。马良弼乘飞机返回兰州时，天已黄昏，迷失方向，在兰州附近会宁县境内触到山崖上，导致机毁人亡，董其武多亏没有去，否则就是有去无回了。

随着北平、天津、察哈尔、晋北等地先后解放，这些地方的国民党特务都逃到了绥远。中统在华北的特务头子张庆恩也由北平来到绥远，在张庆恩的指使下，绥远特务的活动非常猖獗，制造了许多破坏绥远和平解放的谣言。

7月24日，华北局派往绥远的工作小组成员王士鑫遭到特务的枪杀，这给绥远地区和平解放蒙上了一层阴影。

董其武对特务的罪行非常气愤，对绥远的和平前途十分焦虑，当即电报傅作义。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专门接见了傅作义，指示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你告诉董主席多加注意。”

同时，毛主席还指示傅作义在必要时，可和邓宝珊去绥远一趟，并说:“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设军政委员会。”

傅作义将毛主席的指示电告了董其武，让其安心，不久之后又和邓宝珊来到绥远，亲自协助起义。就这样，董其武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组织、实施并最终在1949年9月19日，成功发起了绥远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