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機兩周年：世界正在重構
▍ 疫情是塊試金石
疫情危機之下，最難處理的是抗疫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疫情好似一塊試金石，考驗着不同國家的價值理念與治理能力。
美國和歐洲為避免疫情危機引爆經濟危機乃至大蕭條，推動大規模的财政擴張，央行利率降至接近零，其大把撒錢的力度，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時代。這種強化版的凱恩斯主義危機治理，遏制了經濟大蕭條的結局，阻止了墜崖般下降的經濟列車。2020年，全球經濟萎縮4.4%，而至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經濟重上增長軌道，G20中約半數經濟體GDP有望超過疫情前水準。
然而，保經濟的負面效應也已同樣明顯：狂發貨币帶來的天量債務，歐美各國5~7%的通貨膨脹率，未來幾年隐約可見的滞脹格局，資本市場非理性繁榮累積的泡沫，以及美聯儲縮債效應外溢可能導緻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金融危機……與此同時，為保住經濟增長，歐美付出了慘重的人命代價。兩年下來，美國感染人數達6000多萬例，死亡超84萬人；歐洲感染9300餘萬例，死亡達160多萬人。這種慘烈的生命健康代價，不知如何才能折算成經濟增長數字，更遑論這種大面積的死亡對一代人心靈造成的深刻傷害，以及對社會的深刻傷害。大疫面前，在防疫與經濟兩難考題前，多數西方國家考了個不及格。這種結果對西方世界的損害将是深刻而長遠的。
▍ 疫情 之下，“大分流”風險重制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報告，受疫情影響，2020年，全球有近10%（7.7億）的人口遭受饑餓，相較于2019年增加了1.18億人。另一項資料表明，2020年，世界人口的18.5%（14億人）處于中等水準的糧食不安全狀态。換句話說，2020年世界人口的近30%（22億人）面臨糧食安全危機，一年之内增加了3.3億。另據聯合國資料，新冠疫情在2020年使大約1億人陷入極端貧困，有超過5億人生活在擴大後的貧困線以下，有2億人失業。
在疫情危機暴發前，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曾預測，2020~2022年間110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将與發達經濟體趨同。而現在IMF則估計，其中58個國家将失去發展勢頭。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警告稱，世界可能出現“大分流”。
何謂大分流？它是指在疫情危機、氣候變化危機等危機的持續打擊下，新興經濟體和開發中國家将喪失近十幾年來的經濟發展成果，喪失發展動能，重返幾百年來與發達國家始終存在的發展鴻溝和發展差距。這意味着全球的不穩定、資源争奪和戰争風險都将加劇。
▍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持續承壓
疫情危機之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壓力日增。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等思潮持續泛濫，不斷破壞着自由主義世界本已動搖的秩序基礎。
在美國，拜登政府的上台某種程度上标志着自由主義秩序的回歸。拜登聲稱“美國回來了”，就是向自由主義國際夥伴的信心喊話。拜登政府始終面對國際、國内兩個戰場。在國際上，他面對中國、俄羅斯的戰略競争，兩國在意識形态上被美國歸入所謂“威權國家”，不斷挑戰美國倡導的自由主義的普世秩序。在國内，他始終面對雖然卸任卻無處不在的特朗普的陰影，面對激烈的黨争、撕裂的民意以及2022年中期選舉的不測後果。所有這些國内的挑戰，都來自反自由主義的勢力。
2021年12月9日，美國召開“世界民主峰會”，召集100多個國家群組織參與這個具有鮮明意識形态色彩的國際會議。這個會議一方面有孤立中國、俄羅斯之意，另一方面則是美國作為自由主義民主的“燈塔國”，對世界範圍的“反民主”浪潮的大力度回應，捍衛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價值。然而，峰會的效果卻大打折扣，全球範圍内關注這個峰會的觀衆寥寥無幾，完全沒有實作拜登意欲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站台打氣的訴求和目标。
▍ 疫情危機與中美戰略競争
疫情危機期間，中美戰略競争不斷加劇。盡管中美雙方都有管控競争、控制競争烈度的訴求和願望，但中美關系卻始終處在不斷下行的慣性通道上。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戰略報告的說法，“應承認戰略性和持久性競争是當代中美關系的基礎，不應因為奢望不切實際的友好合作而造成過度的失望”。從長遠看，中美關系存在一些戰略性和結構性的沖突，疫情隻是使這些沖突愈發尖銳激烈。
首先，拜登倡導美國外交為美國中産階級利益服務。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美國中産階級利益的核心就是維護美國在高科技、高端制造業、電子資訊等産業的持續擴張。而這種經濟與外交戰略，恰與中國産業更新、推動經濟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過渡的戰略需求互相沖突。中國的發展，如欲創造出大量中等收入人群，以及更多的高價值就業崗位，就必須向産業鍊的中高端更新，向更高附加值的領域邁進。而這勢必挑戰美國産業發展的利益，挑戰美國中産階級的利益。目前中美經濟結構之是以互補，乃在于中國的中低端與美國的中高端互相需求。但隻要中國不滿足于中低端的位置，就一定會動美國的奶酪。這種沖突是結構性的，是零和博弈，它必然導緻美國的戰略圍堵。
其次，美國以債務陷阱、腐敗、破壞環境為由大肆攻擊、诋毀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并推動“重建更好世界”計劃與中國相抗衡。美國之是以不能容忍“一帶一路”，其實質在于維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業已形成的全球資源體系。由于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國通過軍事、經濟、法律、意識形态等手段，構造了一個有利于其經濟良性循環的全球資源體系，通過各種直接和間接手段将礦産、石油、有色金屬、黃金等基礎性戰略性資源控制在自身勢力範圍之内，這是美國霸權的真正基礎。然而“一帶一路”破壞了美國的“風水”，“一帶一路”通過幫助大量開發中國家建構基礎設施來推動發展，由此推動了沿線國家的工業化程序，這一程序勢必會重組世界資源體系，并不可避免地動搖美國的經濟秩序基礎。
最後，中美之間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沖突。美國價值與美國模式，是維系美國利益的核心環節，其作用甚至遠大于美國的軍事與金融。伴随美國實力下降，美式自由主義價值體系與美國模式也開始遭遇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來自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為那些意欲堅持獨立自主發展的國家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與新的選擇。雖然中國并無意要取代美國模式，但對習慣于一神教思維的美國人而言，如果不徹底解構中國模式，美國價值必然遭遇可怕的颠覆。
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将是中國力量不斷興起，而美國則不斷适應和打壓中國崛起的過程，世界将顯現為兩強競争與兩強合作不斷反複上演的“雙元格局”。
— 2022年2月号新刊目錄 —
▍域外
“疫情經濟學”能重振“美國夢”嗎？
于春海、章凱麗
觀察目前的美國經濟，既要看到複蘇之強勁，也要看到複蘇過程中的問題。思考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既要澄清疫情下政策選擇的基本邏輯，也要分析政策定位從短期疫情救助轉向長期結構調整的必然性。
“互聯互通戰争”？
解一然
▍焦點
大變局時代的北京冬奧會
修遠基金會
在紛繁的危機之下，2021 年7 月，國際奧委會正式提出了“更快、更高、更強和更團結”的奧林匹克新格言。人類确實需要一屆“更團結”的奧運會，更需要一個“更團結”的世界。
▍封面選題：後美國世紀的新中間地帶
美國随着自身實力的相對下降和國内問題的尖銳化，在全球各地的軍事存在和戰略投入正在收縮。“海洋霸權退潮後，大大小小的灘塗和濕地顯露出來”，廣闊的“新中間地帶”正在浮現。在這些地區，此前由霸權以強力維持的秩序出現松動和裂隙，一些中等規模的國家變得更為活躍，它們一面積極主導和推進新的地區整合議程，另一面重新開機或加速了以自身文化傳統為基礎的現代化道路探索。未來，我們将面臨一個更多極，也更不确定的世界。
霸權之後的“新中間地帶”
康傑
美國與塔利班：誰能改造阿富汗？
錢雪梅
伊朗為什麼能頂住美國的極限施壓？
吳冰冰
“軍隊主導”回歸中東：對新一輪國家建構危機的回應
段九州
▍觀念
“德谟克拉西”與“德谟克拉東”
王紹光
這幾位生活在16—18世紀的歐洲人看中國傳統政體，都有點左看右看、琢磨不透的感覺。他們的共同點是，感覺用君主政體或專制政體來指稱中國傳統政治，似乎并不完全準确。到了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一些更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曆史的西方人，或接受西方教育的東方人甚至認為，中國傳統政治實際上應被歸入“民主”之列。
▍專題：數字時代的勞動
當勞之急：服務業零工經濟的“去技能化”
陳龍、趙磊
在推動無人配送的程序中，一方面藍領勞工原本擁有的一些技能在自動化程序中悄然消退，另一方面智能化趨勢所需要的新技能又無法從現有工作中獲得自動培養。考慮到新業态勞動者數量龐大，自動化、智能化、無人化發展迅猛，新業态勞動群體的“再技能化”也是當勞之急。
平台是不是雇主——化解平台勞動悖論的新思維
許可
企業、市場還是社會？——法律如何回應技術系統
胡淩
▍曆史觀
失敗的政治繼承——蘇聯解體三十年祭
房甯
30年後回頭看，政治繼承的無序和非制度化是蘇聯解體的政治根源。由于這一問題，本來還可以通過調整和改革解決各種問題的可能和機會徹底喪失了。
▍反思美國模式
美國體系：一個制造業帝國的興起與分化
嚴鵬
制造業是美國崛起為世界體系霸權的産業基礎，也是美國迄今仍然能維持其霸權的物質基礎。但是，成為霸權後的美國選擇了符合霸權利益的全球政治經濟制度安排，促成美國體系在全球化程序中加速擴散，反而侵蝕了美國制造業帝國自身的根基，使這個體系相對完整的帝國出現了局部去工業化的分化。
美國，如何落入金融化的周期律
孫喜、何西傑、李明
過去四十多年的金融化程序，是資訊與通信技術(ICT) 大爆發時期産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互動的階段性表現，它深刻塑造着從政治制度到企業行為，甚至社會常識等各個方面，并導緻了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就業危機、金融泡沫以及周期性的金融危機；随着ICT趨于成熟，要充分實作其經濟價值，需要通過必要的制度重建重塑産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關系，确立産業資本的主導地位。
▍學術評論
美國“邊疆”及其封閉
鄭凡
本文為《文化縱橫》2022年2月刊（第1期）新刊手記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