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星
今天，收到最新一期的《商都文化》。
我有個習慣，對于朋友們或有關機關贈閱的報刊，我在有閑的時候，總要翻一翻，似乎這是對人家贈閱的一種禮貌。其實，意義還不止于此，因為，即使是廠報甚至村報，看看他們的報道，尤其是閱讀他們的副刊版(文藝版)，經常也能讀到一些情真意切的作品。
今天這一期的《商都文化》，就有那麼一篇，一看題目就吸引了我——《書信往來成追憶》。促使作者寫下這篇文章的，是他在搬家的時候，偶然從床底下拖出一個塵封的舊紙箱，他自己已記不清紙箱裡裝的是什麼，此前他多次動過念頭尋找早年信箋時代的書信，而且付諸行動，但翻箱倒櫃，遍尋無着。他以為那些舊信早已散落，沒想到扒開這個積塵很厚的舊紙箱，真是“衆裡尋他千百度”，得來全不費功夫。那一天他的興奮是可以想見的。他也不搬東西了，就挪過一張小凳子，在紙箱子邊上坐下，打開第一封信，打開第二封信，往事湧上心頭，同時湧上心頭的，還有對過去夜深人靜時閱讀和書寫書信的遙遠而甜蜜的回憶。
看來我們的年紀差不多。在我們生命的前半程，還沒有網絡，沒有手機，沒有短信和微信，互相之間的問候和聯絡，主要靠書信。
記得大學畢業回家時，在我随身帶着的沉重行李中，除了大學四年用從牙縫裡省出的錢買的一百多本書之外，最珍貴的，就是一摞書信了。
畢業回到了家鄉的這座小城，四年同窗的學友們星散在全省各地(那時的杭州大學還主要是省内招生、省内配置設定，中文系的少數學生分往中央機關)，關山阻隔，于是深情厚誼傾瀉在筆頭信紙。尤其是剛畢業的那些年，同學之間來鴻去燕很是熱潮。
同學的來信，有寄到我工作機關的，也有寄到我老家的。我每周回一趟老家，父母都會把這一周收到的信疊放在一起。記得有一次父親在遞給我信的時候，問了我一句：“誰寫的信，這麼厚？快把信封都撐破了。”在我看信的時候，父親還說，村裡人都說你在談戀愛了。那個年代，投遞員都把平信放在村部或者村裡的糖煙酒小店裡，然後喊村民們自己去取。我的父親去取的時候，圍着小店的村民都說，不是談戀愛的，誰說那麼多廢話？
但那是我的室友阿木寄給我的信。
這些事，現在我都不好意思提起。因為我沒有那位作者那麼幸運，我的所有信件都丢失了，其中也包括阿木寫給我的厚厚的信。我不再期望忽然有一天，在哪個角落，也拖出一個紙箱或木箱子，打開來，裡面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那些書信。因為我壓根兒就沒有把書信帶到新房子裡，甚至連老房子裡也沒有存放過。它們在我擁有第一套城裡房子的時候，就不知道怎麼散失了。
不僅是這些書信，還有我大學四年的教材，課堂筆記，也都沒了。
說起來真是一部傷心史。
畢業之後，我很幸運能分到一間不足八平米的公房，不需要自己到外面租房住，後來我又搬到了位于九峰公園旁邊的政府第二招待所，也是一間房，但很大，有二十來平方米，是以我就把原先存在老家的書籍資料信件都帶進了城。同時在二招住着的，還有我的一位中學同學。
到了我該結婚的時候，機關的所謂集資建房還沒有動工，我隻好在居民區租房。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和孩子，他們跟着我過了好幾年租住别人房子的日子。尤其是孩子小的時候，尿布、換洗衣服、玩具充滿了房子，好在我們就租住在嶽父母家的邊上，不需要自己家開夥。
終于，集資建房裝修好了，我們迫不及待地搬了過去。擁有一套自己住房的驕傲和喜悅，讓我開心了好多日子。更讓我開心的是，一直到處亂放亂堆着的書，終于有了自己栖身的空間。
那是一個北向的房間，我平生的第一部散文集，就題為《北窗集》。又因為房子緊靠在西江邊(西江，也可算是黃岩人的母親河了)，是以我的第二部散文集，就題為《西江集》。
有了自己的住房，我想起了被我寄居在二招老同學那裡多年了的那些書籍和書信。當年在我搬離二招的時候，我把它們都托付給了老同學。但在我回到二招的時候，才知道老同學不僅早已離開了二招，早已結婚成家，而且派往了鄉鎮工作。我們也已經多年沒有聯系了。待再聯系上的時候，他已經記不起我曾經寄托給他的那些舊物。他說，當時他也急着搬往新房子，他的朋友們一起來，把放在二招房間裡自己的東西，都當做廢物給處理了，你那些舊東西肯定就在其中。
當時我一陣怅惘。
現在想起來，我的這些舊物實在也算不上有什麼價值。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教科書，都已老掉牙了，至于那些書信，無非是其實還不知真正人生愁滋味的年輕人在強說愁。但我心裡總是放不下。比如，在寫關于各位老師的回憶文的時候，我就很想翻翻當年的筆記。而那些信件，雖然是強說愁的文字，但也展現着純真和天真。如果它們今天還在，可以幫助我找回青春時代的很多記憶，更重要的是，它們可能是手寫紙信時代的最後産品了。
也正是因為手寫紙信已經十分稀罕，是以我對這些年還能偶爾收到的紙信非常珍惜。曾擔任甯波電視台台長(後任甯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局長)的趙惠峰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師長，很有才華，聽說還是一位書法家。他在收到我寄贈給他的兩本散文集後，給我回過一封信，雖然僅是一封短信，但對我鼓勵之忱，讓我深受感動。尤其這是一封由他手書的短信，更讓我感到他的鄭重。其實我們之間是互有手機号碼存着的(當時還沒有微信)，他完全可以用短信發給我，但他還是堅持了手寫。正是由于手寫，雖然用的是水筆，我也體會到了他奔放潇灑的書寫風姿。
趙惠峰先生在信的最後，特贈我一首他即興創作的一首詩：
西江波影太窈窕，
北窗夢迹醒未銷。
羨君書山享幽獨，
管它宦海濁浪濤。
這封信不僅表達了他對我的友愛，他的内心思想，他的創作才情，還具有書法上的欣賞價值，是以被我視為珍寶。
我還曾不意之中收到恩師蔡義江先生的一封手書信。講述蔡義江先生一家與黃岩的因緣不是本文的任務，但正是因為我了解到了蔡老師一家和黃岩的緣分，我才起念跟蔡老師聯系，邀請蔡老師友善時能再到小時候生活過的黃岩來。
我的這封信是在電腦上寫并列印下來的。随信我寄上了散文集《西江集》。沒想到我很快收到了蔡老師寄給我的一個小包裹，打開來，其中都是蔡老師自己的紅學著作。蔡老師是中國紅學會的創會負責人，也是《紅樓夢學刊》的創刊負責人，他是中國著名的紅學家。他随書附了一封信給我，其中說到他對我書中的幾篇“讀紅随筆”感到興趣。是以他坦言，他打開我這本書，主要就是閱讀了這幾篇關于《紅樓夢》的讀後随筆。這讓我有些激動。我隻是《紅樓夢》的普通讀者，而蔡老師是大紅學家。
蔡老師更是一位書法家。我就是在黃岩一位文友家裡看到他收藏的一幅蔡老師的贈字，才了解到蔡老師和他的一家跟黃岩的淵源的。
蔡老師寫給我的這封信，雖然也是鋼筆書寫，但全信是秀麗的行書，可當一幅書法作品來欣賞。
2022.1.21
作者簡介：張廣星，畢業于杭州大學中文系，現供職于台州廣播電視台，進階記者，台州市直作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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