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财金時刻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銀行家。民國初期，一方面，國家積貧積弱、内憂外患頻仍、人民苦難深重；另一方面，恰逢兩次世界大戰間隙西方列強無暇東顧，給中國民族工業和民族金融業赢得了難得的發展時機。不少接受過西方現代經濟金融教育的銀行家們學成歸國後，于這一風雲際會的特殊時期書寫了屬于自己的曆史。被譽為“中國現代銀行之父”的張嘉璈就是其中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
現代銀行支付
張嘉璈（1889-1979），字公權，江蘇寶山（今上海市）人，清末秀才，先後擔任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中國銀行副總裁、總經理，中央銀行總裁等職，是民國時期銀行家的傑出代表；著有《通貨膨脹的曲折線——1939至1950年中國的經驗》《中國發展鐵路的鬥争》《近代中國經濟變化的制度和動力》等。
張嘉璈出生于一個普通的醫生家庭，8歲入私塾，13歲時師從吳宗鐮習法文，15歲考中秀才，17歲考進北京高等工業學堂，翌年赴日本留學，入慶應大學。但因其家境貧寒，最後一學年因無力繳付學費辍學回國，在北京當了幾年報紙編輯，1911年9月離京赴滬，還當過浙江都督府秘書，往來于京、滬、杭之間。1913年底，他經湯覺頓推薦就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自此步入金融界。入行不久，他就打響了保護信用、堅持獨立的“第一槍”，堅決抗拒執行北洋政府的停兌令，以維護銀行信用，亦是以聲名鵲起，被擢升為總行副總裁。
為把中行辦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他按照現代銀行的經營管理理念和規則，對中行進行大膽改造，不僅推動采取西式簿記、注重顧客服務、提拔新式人才等，并且成立股東總會和董事會、監事會，積極招募商股，擴充商權。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有效削弱了政府對銀行的控制，既保證了總裁、副總裁等高管的相對穩定，又確定了經營與管理方面的相對獨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權更疊帶來的影響。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政府欲将中行直接改組為中央銀行，但遭到張的成功抵制。作為交換，他不得不接受政府增加官股的行為和改組為國際彙兌銀行的要求，并出任總經理。随後，他先後到歐洲、美國、日本考察，并參照當時最新的銀行組織體系，對中行進行兩次大規模改組，特别是1930年“國外部”的成立至關重要，标志着中行業務重心開始轉移，注重外彙資金的籌措與營運，建立國外直接通彙處60多個，特約代理處90餘家，使中行成功與國際接軌并實作國際化。此舉在當時國内銀行界屬于首創。
令人遺憾的是，1935年國民政府以尚未流通的國債形式強制參股中行，并利用占據50％股份的條件，使高管任免權再次落入當局手中。在此背景下，張嘉璈被迫離開中行，此後任國民政府财政顧問委員會副主席、鐵道部部長、交通部部長。1947年初，蔣介石想倚重這位“金融奇才”，張嘉璈予以回絕，後雖幾經推辭不成而勉強出任中央銀行總裁，但當時國内經濟金融已一派頹勢，積重難返，他于1948年辭去政府所有職務遠赴他鄉從事高等教育工作。
學者型銀行家
張嘉敖不僅是優秀的銀行家，更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如其主持創辦了近代中國最早、曆史最為悠久的金融類期刊——《銀行周報》。該報既有論述宏觀經濟的分析報告，又有介紹各國金融情況的文章，旨在向銀行從業人員灌輸近代銀行知識并提供各類金融參考資料。1918年10月，上海銀行公會成立後，該報也成了上海銀行公會的會刊。
張嘉璈墨迹
在擔任中國銀行總經理其間，他先後對中行總管理處進行兩次重大改革，将承擔銀行智庫職能的“調查室”相繼更名為“調查部”和“經濟研究室”，特聘英國專家主持，對國内外各地财經、金融狀況開展調研，為中行日常營業提供資訊與決策參謀，并編發《中行月刊》（系第一份由一家專業銀行編輯出版的全國性金融刊物）《金融統計月報》《中行生活》《中外商業金融彙報》等期刊，出版《中國重要銀行業務概況》《中國銀行年鑒》《中國對外貿易研究》及各種主要農産品調查專刊，還從事信用調查，接受咨詢等。
他晚年在國外教學之餘筆耕不辍，英文專著《通貨膨脹的曲折線》成為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問題的權威著作之一。為表彰其在經濟研究領域中的出色成就，美國聖約翰大學、斯坦福大學、日本慶應大學等世界著名高等學府先後授予其名譽博士稱号。
書法僅為餘事
由于張嘉璈在經濟金融方面成就卓著，以緻書法等其他方面的成就被人忽視。好在當下傳統文化持續複興，一大批文人出身且在其他領域成就顯著者的墨迹開始被挖掘并受關注，如近年來在筆者的研究和推介下，一批經濟金融家的書法開始進入人們視野和研究領域。
張嘉璈這代人正好處于時代交替之際，他們幼年或多或少地接受過舊式私塾教育，對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傳統文化具有實踐體驗和深厚情感。張嘉璈無疑是有傳統文化底蘊的，能在末屆科舉考試中取得秀才，一手“館閣體”定是過關的。這也說明他在孩童時期臨摹過大量經典的碑帖，娴熟的用筆和規範的結構都為其精熟流利的書寫提供了技術保障。在其小楷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他寫給時任中行河南分行農貸業務負責人李效民的函。此函不僅行筆穩健，結構嚴謹，行氣貫通，而且展現了一位銀行高管對基層反映的農貸業務發展困難的了解、體恤及對具體情況的分析、指導以及鼓勵和支援。更可貴的是，這位50多歲的總行高管對30多歲下屬還尊稱為“兄”、自謙為“弟”。這也是目前公開面世的最早探讨普惠貸款的寶貴文獻。是以，這些非專業書家随手揮就的信劄，不僅能勾勒出其專業脈絡與成就，更折射出其道德人品。
張嘉璈信劄
與專業書法家相比，張嘉璈們都有自己的事業，或從政，或從學，或從商，基本上都視書法為餘事，至多算是工作生活的“調劑品”，從不以書法為專攻或職業，這點與傳統文人頗為相似，故往往不計工拙。張嘉璈若不是壯志在心終難酬，後來事業遇挫，晚年有一些閑暇的時光來練習書法，可能自始至終都不會将自己的墨迹拿來示人，但書法作為其興趣所在和業餘愛好則是不争的事實，平時關注書法、練習書法甚至在工作中還會“以書取人”。如有一次張嘉璈随浙江省都督朱瑞到杭州府中視察時，發現一位學生文好字佳，極具才氣，便心生喜歡，此人正是徐志摩。愛才心切的他不僅将徐招為妹夫，後來還将其推薦給梁啟超。
可喜的是，張嘉璈這群學人對“碑”與“帖”的觀念已不再那麼強烈和固執，也基本沒有地域或流派束縛。他們既不“尊碑抑帖”，也不“崇帖輕碑”，取法更加自由多元，整體書風開始脫離碑學的籠罩，逐漸走向碑帖的融合。張嘉璈的書風就是典型的碑帖一體、互相雜糅，既有碑的雄渾寬博，亦有帖的陰柔内斂。盡管今天我們見到的其墨迹并不多，但凡能見的均屬精品。比如，其行書“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以黃庭堅為基，筆畫舒展，長槍大戟，轉折分明，一派大丈夫氣。又如，緻銀行家金潤泉的函則是另一種書風，以顔體為本，入筆剛勁有力，中鋒運筆，采用篆籀手法，圓轉藏鋒，筆畫橫細豎粗，結體緊實剛正，全篇行文疏中有密、密中顯疏，墨色有濃有淡，枯濕相間。尤其在寫捺的時候，強化一波三折之勢，顯得飽滿、霸氣。
需指出的是，這些學人成年後接受新學，又經曆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有的還有長期的海外留學經曆，故書寫工具不僅限于毛筆。張嘉璈亦不例外，他經常使用鋼筆，但潛意識裡仍沿用了毛筆書寫的慣性，如運筆、字型結構、字與字之間的連帶關系等都力求展現出濃濃的“毛筆味”，使書法的實用性與藝術性達到了高度統一。這從其留存的那些硬筆寫就的勁健、挺拔的筆記、文稿、題簽、眉批等就可見一斑。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時代可以變遷而精神卻可永存，銀行家精神與家國情懷亦是如此。因為銀行是國家公器，公器為公，公而利天下。銀行家的“家國情懷”，概當如此吧。（作者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金融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浙江省金融書法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