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與古蜀文明探源（上）‖譚繼和

本文載《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專刊

三星堆與古蜀文明探源(上)

譚繼和

以三星堆和金沙兩個古蜀國王都為文化地标的殷周時代巴蜀輝煌青銅文明,代表初期古蜀文明最光輝、“亦殊玮瑰絕麗”的最高成就。三星堆青銅時代遺址相當于殷墟中期古蜀人建立的規模最大的古蜀方國王都。三星堆文化衰落後,古蜀人遷移到成都平原中心,創造性轉化發展為十二橋文化,建立以“金沙遺址”為辨別的古蜀方國新王都。從那時起,至今3000多年,成都城址再沒有遷徙,這是成都成為一座具有“城不改址三千載,址不改名二千五”唯一特征的世界曆史都市的文脈發展的根與基因。

三星堆博物館館藏青銅頭像(雲何視覺 供圖)

一、三星堆與古蜀青銅時代的考古文明

中華古文明緊接新石器時代晚期,以距今5300年前河南鞏義“河洛古國”遺址為文化辨別的農業與城邑文明形成和出現以後,迎來中國夏商周三代邦畿千裡多地域産生和形成各具特色風貌的青銅文明和玉器文明時代。它開始于夏朝中晚期的王都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被稱為“二裡頭文化”。其第一期至第三期年代為公元前1750—前1600年,正是夏朝中晚期;第四期為公元前1500年,已進入商代早期。除發現大型宮殿建築群和宮城外,還出土種類齊全的青銅器,包括鼎、爵、斝、盉等禮器和钺、戈、镞等兵器,以及各種玉钺、玉璋等玉禮器。其中出土的各種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和銅鈴,直接影響于西蜀三星堆,三星堆的銅牌飾即源于二裡頭。

夏朝青銅器已顯示出中原禮樂文明的民族風格和價值取向,其向四方輻射的過程,也就是同其他地域特色風貌互相影響和融會,形成中華禮樂文明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各地域文化心向中原,以中原文化為向心力、凝聚力核心聚合的廣域文化共同體;與此同時,不少地域又顯示出自身獨特的青銅文化神韻。總之,中國的青銅時代顯示出青銅文化的多元一體性和廣域一脈性。三星堆青銅器和玉器的獨特風格和高超冶煉技術就是在中華大一統共同體這樣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在二裡頭和殷墟中原文化的影響和潤澤下發展起來的。三星堆卓越的青銅地方藝術文化作為古巴蜀地域文化和長江上遊古文明江源文化的結晶,又反過來為殷商時代中華青銅冶鑄和造型藝術達到巅峰,作出了卓越貢獻。

三星堆博物館館藏青銅尊(雲何視覺 供圖)

巴蜀整個地域不同地點分别發生的青銅文化便是在這樣的中華青銅文明曆史大背景下發生和發展并達到高峰。三星堆遺址群由三大要素構成:一是三星堆、月亮灣、三星村、西泉坎、真武宮、仁勝、煙堆子、石佛、大堰、毗盧、金谷堆等10多個文化遺址;二是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以及倉包包祭祀坑,還有最近新發現緊鄰1号、2号祭祀坑的3—8号祭祀坑重大遺址;三是數段環繞四周排列的高大夯土城牆,總面積達12平方公裡,其文化年代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到西周青銅文化時期。

三星堆文化從地層關系分析,共分為四期。

(一)三星堆遺址第一期

最下層是三星堆遺址第一期,出土磨制石器和以灰褐夾砂陶為主的陶器,特别是高柄豆、小平底罐、镂空圈足豆、喇叭口高領罐、花邊口繩紋深腹罐等陶器乃蜀文化特征典型器物,與成都平原寶墩文化遺址的特色和内涵相同,是以,把它劃入寶墩文化範圍,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它證明神奇的三星堆青銅文化是在成都平原寶墩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是成都平原土生土長,由新石器時代晚期不間斷地一直延續到青銅器和玉器時代。它不是外來文化,更不是猶太人或蘇美爾人從西方帶來的兩河流域巴比倫文化。三星堆文化“西來說”是完全脫離中國本土考古文化與曆史文化證據的謬說。

(二)三星堆遺址第二期和第三期

三星堆遺址第二期和第三期是古蜀青銅文化出現時期,主要遺存物是獨具特色的青銅器和玉器。這一期出土的神奇青銅立人、縱目人頭像、人面具、人身鳥足像、人面鳥身像與青銅面具群像、各種青銅鳥群像、青銅神壇、神樹、金杖、金虎、金面罩以及魚形玉璋、中華牙璋、巨型石磐等遺存,數量衆多,内容豐富,令人歎為觀止,可謂天下絕觀,其神奇神秘神妙的面貌及特異魅力,引起世人恒久不衰的關注和熱忱。第二期還出土有獸面紋銅牌飾和鑲嵌綠松石的銅虎,這是夏代二裡頭文化遺址中的典型器物,表明三星堆與二裡頭有親密的淵源關系。三星堆文化的青銅時代,就是指三星堆遺址的二、三期,距今4000年至3200年左右,是當今海内外關注的熱點。我們平時所稱的“三星堆文化”,即就其二、三期而言,即青銅時代階段。這兩期出土的陶器也有巴蜀文化特色。如陶系是以夾砂褐陶和泥質灰陶為主,具有明顯的灰陶體系特色;“夏尚黑”,也是夏代就已産生的灰陶系。其中,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鳥頭形柄勺(包括鷹頭和鵝頭)以及三足袋鬲,都是蜀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

三星堆青銅時代最光彩奪目的經濟、技術、藝術和文化成就,先是在三星堆遺址1号祭祀坑和2号祭祀坑中發現。這兩個坑的年代也是在三星堆遺址二、三期範圍内,距今3450年左右,屬商代晚期殷墟中期以後,2号祭祀坑比1号祭祀坑年代略晚。1号祭祀坑埋藏各種金杖、玉器、銅器和陶器共400餘件、海貝124枚。2号祭祀坑埋藏金面罩、青銅立人像、神樹、大型面具、玉璋等1400餘件,象牙、海貝600餘枚。

三星堆博物館展品(雲何視覺 供圖)

最近,3—8号祭祀坑初步發掘,出現更加令世人震驚、全世界矚目的青銅文明成果。經碳14測定,其年代區間在距今3200年左右,與1号、2号祭祀坑均屬殷墟中晚期,但年代略有差異,有待準确判斷和索解。其出土文物主要是青銅人像、金箔、玉器、象牙和絲綢灰燼5類,都與1号、2号祭祀坑有緊密聯系。其中,3号祭祀坑出土青銅人像和青銅面具16件,特異的有青銅頂尊跪坐人像,雙手合握,頭頂有龍形裝飾的大口尊。這個龍形是中原龍形象,與神樹上的中原龍一緻。此外,三星堆還有本土羊頭龍形,表明中原與本土龍信仰交彙交融。至于其頂尊人形象,很明顯與2号祭祀坑青銅頂尊跪坐人像同類;不過,2号祭祀坑的人像是乳房凸出的女神像,3号祭祀坑則是男力士形象,展現古蜀文明包容男、女神的高禖信仰特征。其上半部尊和下半部銅人“産地很可能是不同的”,上半部尊作為禮器,源自中原殷墟;下半部銅人可能是三星堆本土制造。“它代表了三星堆文明,吸收借鑒了源自中原地區的青銅文明,在它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改造”,展現了中原文化與本土蜀文化融為一體一脈的特征。3号祭祀坑還出土體積最大青銅面具,奇異的戴冠編發人頭像、頭戴尖帽拱手胸前人像、立發青銅人像,以及各種青銅小立人像,是出土青銅器最多的一個坑。3号祭祀坑出土青銅神樹,與2号祭祀坑神樹類似。

4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銅扭頭跪坐人像,頭沖大長辮,似“敬而遠之”神态,很是奇特迷幻,此前從未見過。8号祭祀坑出土有青銅神壇(此前2号祭祀坑也出土)、青銅神獸,出土青銅面具的眼睫為彩繪,很可能三星堆各坑出土青銅人頭像都有彩繪。這次出土的金面具、金箔類也多,其中3号祭祀坑的金面具是首次發現最完整的一件。金箔制成的神鳥,頭頂鳳冠,尾展長翅,前雙足各有3爪,是迄今為止最大最完整的金箔神鳥,與金沙太陽神鳥類似,皆為一足三爪,讓人充分聯想它是華夏信仰的“三足金烏”雛形。這幾個新坑發掘玉器類特别多,也很完整,沒有如青銅器一樣被砸燒的現象,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差別。其中,3号祭祀坑的玉琮刻有神樹紋,表明神樹信仰已成三星堆人的泛神化風習。這次發掘的象牙類也很多,3号、7号、8号祭祀坑埋有完整象牙達450餘根之多,其他祭祀坑還有象牙碎片。這次最新、最令人振奮的出土遺物是絲綢灰燼的首次發現。3号、4号、6号、8号祭祀坑都發現絲綢殘留蛋白灰燼,包括原1号、2号祭祀坑用于青銅人頭像、青銅蛇和青銅尊包裝的灰燼殘留物,均被查明是平紋斜編組織結構的絲綢。它們是古蜀文明作為中華絲綢文明的搖籃和繁盛發展的文明傳承的明證。以上各類文物遺存豐富、面貌奇特,其文化内涵和使用這些遺存的三星堆蜀人面貌留下許多謎,有待索解和解讀。

4号坑出土扭頭跪坐人像(圖檔來源:《巴蜀史志》編輯部)

規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建築,也是三星堆青銅時代的偉大成就。這個古城建築于三星堆遺址二期,一直使用到三星堆遺址四期,即夏商之交到西周早期。整個城址呈北窄南寬的梯形布局,東西寬1600—2000米,南北寬2000米左右,面積達3.6平方公裡,比寶墩文化時期城址大得多。城牆也很宏偉,用分段夯築法築成梯形,有的地方還用土坯磚砌築。牆基寬40米左右,牆頂寬20米左右,分别向牆的内外兩側斜行呈斜坡狀。城牆外側挖有護城河壕溝。城門還發現有從水道進出的水門。城内房屋建築,早期為幹欄式建築,有方形和圓形兩種,面積約7—12平方米,這是從遠古巴蜀巢居文化發展而來;後期主要衍變為木骨泥牆建築,面積在15—20平方米之間。這兩種建築成組,應是民居建築群,其中出現的200餘平方米大房子,應是部族禮儀祭祀公共活動中心。總之,三星堆時期的城牆和房屋建築,明顯承襲于寶墩文化,隻是其布局和規模更大,建築技術水準更高,已與中原鄭州商城大小相當,是國家文明在蜀地起源和形成的象征,應是巴蜀方國文明的“王都”都邑。

(三)三星堆遺址第四期

在三星堆遺址二、三期地層之上的文化遺存,是第四期,其文化性質與面貌同成都十二橋文化相同,已進入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與金沙遺址文化面貌有互相承襲關系。三星堆文化發展到第四期以後,已因某種不明原因,或為災害,或為戰争,突然衰落;王都被廢棄,遷到成都平原腹心,在金沙遺址地建立新的王都。

按蘇秉琦先生主張的古文明發生發展“三部曲”規律,第一步是由原始文化發展到“古城”,即中心聚落,開始出現不平等、有統治服從關系的大小聚落和尊卑貴賤的社會等級結構,國家文明的初始形态就發生在這個階段。第二步是由“古城”進步到“古國”,即協和萬邦時期的族邦都邑文明,也就是部族聯盟時期。這個階段在巴蜀地區相當于曆史文獻中所說巴人蜀人及其所屬冉駹邛筰徙榆與六夷七羌九氐等部族聯盟階段的族邦。第三步是由“古國”發展到“方國”,即族邦和邦國已産生共相認同的“共主”關系的一方之方國的王都。三星堆和金沙,就是統治巴蜀區域的“共主”王都。

在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北緣的三星堆文化走向衰落之時,其文化軌迹和文化中心遂向西南轉移到成都平原腹心區域,即今成都中心市區範圍崛起的十二橋文化。其代表性遺存,除三星堆遺址第四期外,主要是成都十二橋、金沙、羊子山土台、新繁水觀音等遺址和彭州竹瓦街窖藏;其他尚有指揮街、方池街、撫琴小區、新一村、岷江小區、雅安沙溪等諸遺址和博雅庭韻、芙蓉國、金牛交通局諸發掘點以及黃忠村蘭苑陶窯址,分布範圍甚廣。

其中最重要的是殷商晚期至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十二橋遺址和金沙遺址。十二橋遺址發掘出商代大型木地梁和幹欄式木結建構築遺存,表明王都宮殿式建築與民居建築群已經出現。它清晰地證明成都是古老的巴蜀巢居氏族的起源地,從巢居文化到幹欄——樓居文化,在巴蜀有長遠曆史,是不同于黃河流域穴居文化的另一種特色文化。出土石器、骨器、獸骨、蔔骨以及青銅器,既有較多三星堆文化常見器物,又有新出現的尖底陶器和圓底陶器,“說明十二橋文化是繼承了三星堆文化并有所發展”。

另一處标志性遺存是十二橋文化晚期的金沙遺址,屬于殷墟晚期至春秋初期,是迄今所知繼三星堆之後古蜀國又一處王都遺址。其重要文化價值有三:一是它已進入稻作粟作相容、耒耜鋤耕進階農業發展階段;二是它的青銅器、金器、玉器、陶器,多是三星堆文化的直接翻版,隻是多為小型化,當然也有嶄新的發展。特别是金器和玉器,其中太陽神鳥和金箔蟾蜍的出現,應與華夏民族“金烏”“蟾魄”的日月神信仰有關;三是精神信仰境界有新提升。太陽神鳥與玉琮羽人展現的崇拜飛鳥,羽化登仙,飛進太陽,追求光明熱力的蜀人非凡的夢幻浪漫想象力,達到古代青銅文明精神的最高境界。

(本文載《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專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