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域廣闊民族衆多，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所謂百裡不同俗，十裡不同音，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直到新中國成立在全國範圍内推行國語，這一問題才得以徹底解決。
大臣與皇帝之間的交流
滿洲貴族發源于長白山，努爾哈赤初期，别說是漢語就是女真話每個部落的發音也不一樣。統一女真各部後，才開始創立滿文，到了皇太極繼位時，滿文的推廣卓有成效，并成為官方的文字。
天聰、崇德時期，一大批漢人降清，滿漢交流逐漸加深，不少貴族子弟開始學習漢語，至于一般的八旗子弟中很少有人能熟練掌握漢語。順治元年定都北京後，滿漢文化融合，在明朝官話的基礎上，融入了一些滿文的基因，這就形成了清代的官話。所謂的“官話”，其實已經和現在的國語十分接近。
順治時期以及康熙朝初期，旗人由于長期定居北京，說一口流利的官話已經不是問題，但有很多滿員大臣尚不能書寫漢文，是以這一時期，滿洲、蒙古乃至漢軍旗的大臣，通常上奏折都是滿文奏折。
漢大臣在書寫漢文方面自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由于漢臣來自全國各地，是以在口語方面不少人官員都帶有濃厚的方言。尤其是廣東、福建、廣西以及偏遠省份的官員，在奏對時存在障礙，但皇帝也不至于完全聽不懂。
換言之，清代的官員不管來自哪個省份，他們都是會講官話的。這是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通過科舉這條路入仕，自接受啟蒙教育那天開始，其實他們就一直在學習官話。是以自宋代開始就有“四方各有方言，唯讀書人然後為正”的說法。意思就是讀書人講的話就是正音。
理論上來講，讀書人自《三字經》、《千字文》等啟蒙階段開始，乃至進入《四書》《五經》，習作八股文這一階段，每個字都有标準的讀音。這一點與我們現在的中國小标準發音是一樣的。
隻不過，由于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教書先生同樣存在發音不标準的情況，是以每個地方的考生通過科舉入仕後，都帶有一口濃厚的家鄉音。如果是直隸、山東、河南這些省份，問題倒還不大，南方各省以及雲貴地區，則存在較大的溝通障礙。
官員發音不标準的這一問題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方言這個東西是很難徹底去除的。但是在朝為官者，由于環境的影響，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觀，與皇帝溝通基本問題不大。
盡管如此，清代皇帝每次召見大臣時，往往還會配上一個翻譯官，通常是由身邊的侍衛擔任。比如慈禧太後掌權時，召見軍機大臣，身邊都有翻譯官随時待命。
最讓皇帝頭疼的廣東、福建籍官員
前面提到，皇帝與官員之間交流基本上都是能聽懂的，唯獨廣東、福建這兩個省份的官員讓皇帝很頭疼。我們都知道，這兩個省份就是現在，也是方言口音最重的，很多話依然聽不明白。
根據清宮文獻的記載，康熙、雍正在召見廣東、福建官員時必配翻譯。配翻譯本來也不稀奇，但是清代的皇帝皇權高度集中，凡軍政大事從不假手于人，君臣之間最重保密，是以有個翻譯在中間，既瞎耽誤工夫，還不利于保密。
雍正皇帝最終還是忍不住了，他于雍正六年下了一道聖旨，說：“福建、廣東人多不谙官話，着地方官訓導，廷臣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生不谙官話者不準送試。”
雍正這是要從娃娃抓起，從根子上解決這一曆史遺留問題。從此以後，兩省地方官員狠抓官話普及工作，讀書人更是不敢馬虎，因為不能熟悉掌握官話，連鄉試的考場都進不去，何來功名之說呢？
雍正到底還是個務實的皇帝，在頒布聖旨的時候，也令兩省官員在地方設立“正音書院”，“正”即矯正的意思，以訓練讀書人掌握官話。雍正還不放心，特地讓當地的駐防八旗當老師，因為他們的人發音最标準。
正音書院的推廣，還是很有成效的。自乾隆朝以後，廣東、福建籍官員的官話水準顯著提高，皇帝單獨召見時也就不存在語言溝通障礙了。
官員與百姓之間的溝通是個大問題
在很多清代影視作品中，我們經常見到知縣老爺在審案的時候，百姓跪在堂下接受問詢并進行申辯。這種情況基本和曆史真相應該是有不小的出入的。
清代的地方官有嚴格的回避制度，不允許官員在籍貫地、寄居地任職，一律要實行地域回避。而且地域回避一般都是五百裡起步，甚至更遠。清代不像明初那樣嚴格實行“南人官北，北人官南”，但跨省任職也是常态。
和讀書人不一樣，普通百姓根本不懂官話，知縣與百姓之間的交流就必須要依靠衙門中書吏的翻譯，當然方言與官話接近的省份除外。
知縣不能直接與百姓交流是個很嚴重的問題，不僅僅展現在訴訟審案，涉及的方面很廣。由于不是直接溝通，便給衙門中充當翻譯的書吏有可趁之機。百姓的意願如果要不折不扣地反映給知縣老爺，隻有花錢找人以文字的形式上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