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以科學的态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列甯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他深刻把握革命理論與革命運動的辯證關系，既高度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也始終強調實踐對理論的決定作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錯誤傾向，既态度堅定地反對拿狹隘了解的“馬克思主義”來裁剪現實，也旗幟鮮明地反對借口現實變化背離馬克思主義；注重認真學習、靈活運用、創新發展的結合，實作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統一。
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在理論上關系到對馬克思主義的内在本質、科學方法的了解，是馬克思主義觀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實踐上關系到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方式、創新态度，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長期的革命鬥争實踐中，列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根本原則，深刻把握革命理論與革命運動的辯證關系，堅決反對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錯誤思潮，實作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統一，為我們樹立了以科學的态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光輝典範。時代的變化和實踐的發展要求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采取教條主義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實用主義的态度”。[1](P13)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新境界，要求我們要像列甯那樣，堅持以科學的态度對待馬克思主義。
一、深刻把握革命理論與革命運動的辯證關系
實作革命理論與革命運動的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理論創新發展和革命事業發展的雙重需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甯基于俄國勞工階級事業發展的需要，從理論之于實踐的指導作用和實踐之于理論的決定作用兩個次元，深刻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革命運動之間的辯證關系。
第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曆來強調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辯證法，重視革命理論對革命實踐的指導，強調：“為了保證革命的成功，必須有思想和行動的統一”。[2](P385)然而，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各國勞工階級的結合卻經曆了一個曆史過程。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角度看，各國都經曆過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互不聯系、各行其是的時期。列甯明确指出俄國也存在這種情況。究其原因，“一方面，這是因為社會黨人不了解馬克思的理論，認為它不适用于俄國；另一方面，是因為俄國勞工運動還完全處于萌芽狀态”。[3](P213)俄國的勞工運動由于得不到先進理論的指導，是以長期在低水準徘徊，規模和影響有限。
直到19世紀末，俄國無産階級飽經苦難才最終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論。正當俄國勞工運動由于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而蓬勃發展的時候，經濟主義這個伯恩施坦主義在俄國的變種，卻極力推銷“自發論”，醉心于自發的勞工運動，而貶低理論指導的意義。如果任由這種思潮自由泛濫，俄國勞工運動必将受其影響而誤入歧途。在俄國勞工運動發展的關鍵時刻，列甯挺身而出并大聲疾呼：“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4](P23)他鄭重地提醒全黨，要警惕經濟主義的短視給俄國革命運動帶來的嚴重危害，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運動結合的現實意義。經過不懈的努力，俄國革命運動終于走上正确的發展道路，并最終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正确上司下走向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
可以說，高度重視并反複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是貫穿列甯一生的重要思想特點。但在一段時期内，有人認為，列甯是一位實踐家，而不是理論家。普列漢諾夫甚至多次嘲諷說，列甯對于理論似乎是很不關心的。斯大林認為，這種奇特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絲毫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他對列甯的有關思想作了深刻的闡釋：“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不是别人而正是列甯說過和重複過幾十次下面這個著名的原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5](P199-200)他是以得出結論：“列甯比誰都更了解理論的重要意義”。[5](P200)毫無疑問，斯大林的這一結論是非常正确的。對于理論的重視，對于理論之于實踐作用的重視，這在列甯思想中是非常突出的。其中，列甯在《怎麼辦？》中的有關思想極具代表性。他從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幼稚性、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性、俄國革命任務的艱巨性三個方面，深刻論述了革命理論的重大意義，并引用恩格斯的有關觀點加以闡釋和佐證。列甯結合俄國革命運動的曆史和現實，深刻指出：對勞工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對勞工的影響”。[4](P36)列甯要求勞工擺脫資産階級思想的影響，是從促進勞工運動健康發展需要的角度而言的。他提出這樣的要求，并沒有否定資産階級思想在曆史上的進步性，特别是它在反封建方面的曆史作用。對于資産階級革命思想之于法國大革命的作用，列甯在《哲學筆記》中曾評價說：這是人第一次達到了這個地步：“人是靠頭腦，也就是說靠思想站立起來，并按照思想創造現實”，“這是……光輝燦爛的日出……”[6](P276)借用這個表達方式，可以說，十月革命是無産階級依靠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的指導，在世界曆史上第一次站立起來，實作了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日出，是革命理論與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碩果。
第二，“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在列甯看來，實踐離不開理論的指導，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理論也離不開活生生的實際。脫離實際的理論說教，“可以說是一文不值”，“而這正是資産階級舊社會的一個最令人厭惡的特征”。[7](P330)
首先，革命理論隻有聯系革命實踐才能最終形成和發揮作用。恩格斯很早就指出：“勞工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點……法國和德國的勞工共産主義是它的直接産物，傅立葉主義和英國的社會主義以及德國有教養的資産階級的共産主義是它的間接産物。”[8](P84)正是以現實的階級沖突和社會狀況作為根據，而不是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正是與現實的勞工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不是離開現存的階級鬥争和曆史運動，将徹底的革命性與高度的科學性融于一體的馬克思主義才得以形成。“革命理論是不能臆造出來的，它是從世界各國的革命經驗和革命思想的總和中生長出來的。”[9](P15)這是列甯對馬克思主義形成的重要曆史特點的高度概括。他反對那種将馬克思、恩格斯的具體論述簡單地直接地應用到俄國來的做法，認為這種做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方法論原則。那麼，究竟應該怎樣來運用呢？列甯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所根據的不是别的，而是俄國的曆史事實和現實情況”，[10](P356)它必須“從大家公認的事實出發”，[10](P357)因為實際情況是不能抹殺的。
其次，理論正确與否，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列甯提出，“理論符合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标準”。[10](P133)他還說：“活動的結果是對主觀認識的檢驗和真實存在着的客觀性的标準。”[6](P188)對于當時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和運用，列甯運用的正是這個标準。就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運用而言，存在着把馬克思主義與俄國的實際怎樣結合的問題，以及結合以後産生新的理論形式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問題。毫無疑問，這要經過實踐的檢驗，要依靠實踐來回答。無産階級政黨的政策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運用，但是對于黨的政策經常會有意見分歧，那麼，究竟誰對誰錯，最終也要靠實踐來檢驗。“必須盡可能經常地根據新的政治事變來檢驗以前通過的政策決議。這種檢驗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是必要的”。[11](P126)就當時對工農群衆的思想理論教育而言，存在着一個是否正确、是否有效的問題，其檢驗标準也隻能是實踐。關于思想理論教育内容的正确性，這要“用各個階級所采取的每一個步驟，用每一個政治事件和經濟事件表明”。[12](P164)對于思想理論教育的實際效果，列甯指出，我們宣傳馬克思主義，要求勞工階級去掌握它，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決不在于背誦詞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須永遠遵守‘正統的’公式，而在于促進廣泛的勞工運動，促進群衆的組織和主動性”。[13](P240)
最後，理論由實踐賦予活力，隻有聯系實際的理論才不會僵化而永葆生機。列甯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同任何理論一樣，隻能是對現實生活的抽象，至多隻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東西，隻能大體上概括實際生活中的複雜情況。相對于理論而言，現實生活是具體、豐富的、多樣的，并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是以，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确切事實，而不能固守馬克思、恩格斯過去在某些情況下得出的具體結論。針對一些人生搬硬套理論原則、抹煞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多樣性的做法，列甯不無諷刺地指出：“再沒有比‘為了曆史唯物主義’而一律用淺灰色給自己描繪這方面的未來，在理論上更貧乏，在實踐上更可笑的了”。[14](P163)
理論也隻有聯系豐富多彩的實際生活，不斷給自己注入新的内容，以此發展自己，才不會僵化而永葆活力。1910年，正處于俄國第一次民主革命失敗以後、新的革命高潮到來之前。針對俄國革命形勢的複雜變化，列甯強調：“必須善于貫徹我們的政策路線，必須善于建設我們的組織，既要估計到已經變化了的客觀情況，又不縮小、不削弱鬥争任務，不貶低那些即使乍看起來是極平凡、極不顯眼、極其瑣碎的工作的思想政治内容”。[15](P216)這裡的“善于貫徹”，其實就是對靈活運用思想理論教育方法、方式的要求。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内，俄國社會民主黨是通過秘密的、地下的方式來組織和教育群衆的。後來随着政治局勢的變化和勞工運動的發展，利用合法形式宣傳和教育群衆成為可能。此時，“利用杜馬的講壇是絕對必要的”。[16](P334)當與資産階級的分裂不可避免、無産階級革命勢在必行的時候，合法的形式退居其次，用革命鬥争來教育群衆又成為主要的形式。根據實踐的發展變化，“就在于把各種不同的鬥争方法結合起來，巧妙地從一種方法過渡到另一種方法，不斷提高群衆的覺悟，擴大群衆的集體行動的廣度”。[17](P59)在列甯看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理論在變為實踐，理論由實踐賦予活力，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18](P212)這是列甯關于實踐之于理論重要作用的高度概括。他幾次引用詩人歌德的名言：“我的朋友，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他引用這句話，決不是來貶低理論的作用，而隻是為了強調：隻有把理論和一般公式導入現實的世界，才能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體化，進而改變它的面貌，賦予其新的内容，永葆其鮮活的生命力。
二、堅決反對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錯誤傾向
列甯始終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性，決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和俄國革命實踐中，曾經多次出現過割裂理論與實際辯證關系的錯誤傾向。為了消除這些錯誤影響，進而正确引導革命運動的發展，列甯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傾向，并始終堅持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
第一，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反對脫離實際來對待理論、空談理論。從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普列漢諾夫等人逐漸成為教條主義的代表。他們在俄國革命發展的重要關頭，不顧客觀實際，往往從抽象的理論出發，并以此來規定實踐。在第一次俄國革命前後，他們根據過去的認識，習慣于在所謂一般真理的單純邏輯發展中去尋找具體問題的答案，執拗地認為資産階級将在民主革命中起上司作用。按照這種了解，無産階級隻能尾随着資産階級去搞民主革命，農民在這場革命中将無所作為。列甯指出，如此機械、教條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完全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嘲弄。他辛辣地諷刺說：“對于這些人，馬克思大概會把他一度引用過的海涅的話重複一遍說：‘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19](P12)列甯認為，在當時的經濟基礎上，俄國革命在客觀上可能有兩種基本的發展路線和結局，在一定條件下，無産階級和農民群衆将在民主革命中起主要作用并為進一步革命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如果離開對俄國獨特而複雜情況的具體分析，“單靠引證馬克思關于另一曆史時代的某一論述”來設計俄國革命的道路，那隻能是“不可救藥的書呆子”。[19](P13)
1917年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存在着兩個政權并存的特殊局面。此時，無産階級面臨着千載難逢的革命時機。孟什維克不顧發展變化的革命形勢，固執地認為俄國必須經曆資産階級專政時期以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而支援資産階級臨時政府，自願把政權拱手奉送給資産階級。在此關鍵時刻，列甯明确指出，如此做法，實際上是削足适履地拿狹隘了解的“理論”來硬套複雜的、迫切的、迅速發展着的實際革命任務，而沒有将理論看作首先是、最主要是行動的指南，這是大錯特錯的。“無産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作了，但是實作得非常奇特，有許多十分重大的變異。”[20](P138-139)如果“誰按舊方式提出資産階級革命的‘完成’問題，誰就是為死教條而犧牲活的馬克思主義”。[20](P139)列甯提出，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紀的俄國，想站在原地不動是不可能的。不是前進，就是後退。是以，以列甯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充分利用特殊的革命形勢，将廣大人民群衆争取“和平、土地、面包”的鬥争巧妙地引向了社會主義革命。正是由于列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忠于馬克思主義而又不拘泥于某些具體結論，才上司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将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一個嶄新的曆史階段。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孟什維克的理論家又與第二國際的“理論權威”一起，以俄國生産力不夠發達、還沒有達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程度為論據，指責布爾什維克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針對他們的攻擊，列甯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争。他明确指出，這些人“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卻迂腐到無以複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了解”。[21](P373)針對其割裂曆史發展道路一般和個别關系的錯誤，列甯指出，他們隻看到過資本主義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而不了解俄國的某些特殊性。“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别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21](P374)列甯的這些論述，深刻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有力回擊了教條主義者的責難。
列甯不僅尖銳地批判教條主義的錯誤，而且深入地剖析了教條主義的成因。為什麼像普列漢諾夫等這樣通曉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論家，卻屢犯教條主義的錯誤而背離馬克思主義呢？在列甯看來，個中原因固然複雜，但主要在于他們未能正确認識客觀實際的變化，墨守成規，把馬克思、恩格斯過去的某些論述當作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他們“不敢正視由于客觀條件的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變化，而繼續重複那種簡單的、背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争辯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與其說像算術，不如說像代數，與其說像初等數學，不如說更像高等數學。實際上，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切舊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是以在數字前面出現了一個新符号即‘負号’，可是我們那些聖哲仍然（現在還在）固執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負三’大于‘負二’”。[7](P81-82)如此對待理論，不管他怎樣熟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其結果必然“隻會抓住書中的一些引文，像一個腦袋裡似乎裝着引文卡抽屜的學者一樣，随時可以把引文抽出來，可是一旦遇到書中沒有談到的新情況，就束手無策，從抽屜裡抽出恰恰不該抽出的引文來”。[22](P346)正因為如此，像普列漢諾夫這樣一位曾經反對過教條主義的理論家，最終成為教條主義者的典型，“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個嘴巴”。[23](P143)列甯認為，普列漢諾夫等人的這種經曆可以（而且應當）作為無産階級的“有益的教訓”。
第二，堅決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借口實際變化來歪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恩格斯在世的時候，就曾經多次嚴厲批評過黨内的機會主義。例如，他在1891年就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偏離理論原則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批評說：“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隻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24](P294)恩格斯逝世以後，列甯成為反對這種日益“成熟”、泛濫的機會主義的旗手。
19世紀末世界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引起了馬克思主義内部和外部的理論家的理論反思。其中，伯恩施坦打着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旗号，實施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修正。他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歪曲為“曆史宿命論”，指責它忽視了人的主體能動性；他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視為純粹的思維構想，指責它缺乏現實性，進而否定剩餘價值理論的科學性；他極力否定無産階級革命的必然性，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和平轉入社會主義。這些觀點表明，伯恩施坦已經徹底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列甯深刻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實質在于，“為了實際的或假想的一時的利益而犧牲無産階級的根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16](P17)列甯明确指出這種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方向性錯誤，深刻批判了以“反對思想僵化”為名而大行否定馬克思主義之實的錯誤行徑，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反對思想僵化等等的響亮詞句，隻不過是用來掩飾人們對理論思想發展的冷淡和無能”。[4](P22)在列甯看來，馬克思主義必須發展才有生命力，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關鍵是向什麼方向發展。他在批駁俄國經濟派對“正統思想”的诋毀時深刻論述了這一問題。他說：“我所說的正統思想決不是指單純地解釋馬克思”；[19](P583)對待馬克思主義，“‘單純地解釋’顯然是不夠的”，但是想改造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上有兩種人，其中，“一派想始終做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據改變了的條件和各國當地的特點來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另一派想抛棄馬克思學說中若幹相當重要的方面……第一種人是以指責第二種人是折中主義，在我看來，這種指責是完全有根據的。第二種人稱第一種人為‘正統派’，使用這個用語時決不能忘記，這個用語是論敵在論戰中提出來的，‘正統派’并不拒絕一般批判，而隻是拒絕折中主義者的‘批判’”。[19](P584)毫無疑問，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屬于打着“發展馬克思主義”旗号的第二種人。對于這種人，列甯毫不掩飾自己的憎惡，譏之曰：“那些糾集在德國社會黨人伯恩施坦周圍、在這一時期大喊大叫要‘革新’這個理論的人，究竟對這個理論有什麼新的貢獻呢？什麼也沒有”。[3](P160-161)這是對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也是對其後一切形式的修正主義者的有力呵斥。
除了對理論信仰上的背離、思想方法上的錯誤的分析以外，列甯還從國際視角揭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形成的經濟原因。在他看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産階級利用從殖民地掠奪來的财富和金融資本獲得的超額壟斷利潤，來培植勞工貴族階層，是“革命勞工運動受到阻礙的一個主要原因”。[7](P190-191)
修正主義是善于隐藏自己的，但是，不管具體形式、口号主張發生怎樣的變化，它們始終存在一種共性，即它們往往借口時代的變化，打着“發展”“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旗号，用折中主義和詭辯方法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磨滅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對于修正主義，列甯始終保持高度警惕，一旦發現其苗頭和傾向，就堅決與之鬥争。
總之，在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問題上，教條主義固守理論而輕視實際的變化，修正主義借口實際的變化而否定理論，二者處于對立的兩極，但兩極相通：修正主義篡改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兩者都給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勞工階級的解放事業造成了傷害。正因為如此，列甯對它們總是雙拳出擊，在反對教條主義的同時反對修正主義。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列甯實作了理論與實際之間具體的、曆史的統一。
三、實作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統一
在長期革命鬥争實踐中，列甯堅持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實作了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統一，為我們樹立了真學、真懂、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的光輝典範。
第一，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19世紀下半葉，俄國先進知識分子為了尋找俄國通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經過了探索與實驗、比較與選擇，“真是飽經苦難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論”。[7](P6)在列甯的一生之中，自從他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無論環境怎樣變化、條件如何艱苦，他都始終不忘刻苦攻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正是因為有了大量的閱讀、長期的積累，列甯在開始登上俄國革命曆史舞台之初就表現出過人的理論素養。1894年，年僅24歲的列甯就寫出了批判自由主義民粹派的名篇《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5—1899年期間，為了寫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列甯盡力收集和認真研究各種文獻資料，僅在該書中引用和提及的文獻就達600餘件。其中，為了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指南，他刻苦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重點閱讀了《資本論》第1卷和第2卷的德文版和俄文版。當《資本論》第3卷德文版剛剛出版（1894年），列甯就迫不及待地進行了閱讀。《〈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準備材料》第一部分“在卡·馬克思《資本論》各卷上作的有關批注”，[25](P3)反映了學習和研究《資本論》的有關情況。191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在斯圖加特剛剛出版，列甯就立即給予高度關注，認為“這些信件的科學價值和政治價值都非常大”。[26](P278)他精心研讀了通信集，在書上畫了許多着重标記，并在筆記上作了重要書信的内容提要和一些有關段落的摘錄，還編了兩個簡單的名目索引。《〈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一書反映了列甯的有關研讀情況。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當歪曲和攻擊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國際時髦之時，列甯卻愈加發憤地刻苦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在緻伊·費·阿爾曼德的信中重申了堅定的理論立場，還談及自己的研讀體會：“我又把恩格斯的附有1887年序言的《論住宅問題》看了一遍。您知道嗎？妙極了！我還在‘熱戀着’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對他們的惡意非難，我都不能漠然置之。”[27](P512)十月革命勝利後，列甯公務繁忙，但他仍然堅持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多次聯系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梁贊諾夫，借閱有關文獻。例如，他在1921年11月9日緻信梁贊諾夫表達了對後者寄書的感謝，并提出了新的借閱請求：“我看完拉薩爾寫給馬克思的信，要借用一下恩格斯論謝林的小冊子。您如能快些看完，把它寄來，我将非常感謝。”[28](P19)直到逝世前幾天，危卧病榻的列甯還在反複研讀有關著作。離開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離開頑強的學習毅力、刻苦的鑽研精神，這是難以想象的。列甯自己說得好：“誰怕付出勞動，誰就沒有可能找到真理。”[29](P66)
第二，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注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具體實踐的結合，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這是列甯的一貫主張。他在1899年《為〈勞工報〉寫的文章》中指出：“對于俄國社會黨人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讨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隻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3](P161)
列甯關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的研究，是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創造性運用。衆所周知，工業發達的英國是《資本論》關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分析樣本，而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與英國的情況大不相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是列甯19世紀90年代有關研究的總結，是創造性運用《資本論》研究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代表作。為了寫作該書，列甯不僅認真研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而且還研究和利用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文獻。對待這些文獻，列甯都以嚴謹的科學态度作了仔細甄别，注重吸收其中的積極因素。“對官方編纂的文獻，從不為了表示‘革命性’而一概盲目排斥，而是重視從中采集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原材料’。”
十月革命前夕，俄國的政治形勢複雜多變，黨内對于革命形勢的判斷存在不同意見。在曆史的重要轉折關頭，革命機遇稍縱即逝，列甯迅速作出了判斷和選擇。他明确指出，“要記住并且深入思考馬克思的關于起義的名言，如‘起義是一種藝術’等等。”[30](P234)如果錯過難得的革命時機，“如果我們現在不奪取政權，曆史是不會饒恕我們的”。[30](P234)他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及時地制定鬥争方針和政策，最終上司布爾什維克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十月革命勝利後，列甯反複告誡各國共産黨，不要照搬俄國革命的經驗，要結合自身實際特點來運用普遍原則，必須“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确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确地适應于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别，針對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運用”。[7](P71)
第三，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對于一般理論的結論，恩格斯曾評價說：“結論若本身固定不變，若不再成為繼續發展的前提，就它無用且糟糕”。[31](P511)列甯具有高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他忠于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他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特别強調：“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說過，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我想我們應當首先和特别注意這一點。”[32](P219)面對新的實際提出的新問題，他“沿着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33](P145)用新的結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其一，用科學的帝國主義理論回答時代之變。如何判斷無産階級革命運動所處的曆史方位，是當時馬克思主義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面對世界資本主義由自由競争進入壟斷階段的變化，面對當時各種帝國主義理論的流行，面對俄國革命運動提出的理論訴求，列甯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論著中依據鮮活的經濟事實材料，深刻論證了帝國主義的内在本質、基本特點及曆史趨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劃時代的貢獻。
其二，用建立新型無産階級政黨的理論回答勞工階級“怎麼辦”。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是建立一個集中上司、組織嚴密、紀律嚴格的無産階級政黨，還是建立一個組織渙散、沒有定型、成分複雜的政黨？以列甯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與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之間，存在着嚴重的分歧。列甯在《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怎麼辦？》《進一步，退兩步》等論著中，深刻闡明加強勞工運動上司等迫切問題，系統闡發建立新型無産階級政黨理論。
其三，用“一國勝利論”指明俄國革命的前進方向。在19世紀50年代前後，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根據自由競争資本主義階段的特點，基于大工業建立的世界市場使各文明國家和各國人民彼此緊密聯系的狀态，提出了“共同勝利論”。在帝國主義時代，無産階級革命有無可能取得新的曆史突破呢？列甯根據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提出了“一國勝利論”，實作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重大創新。
其四，用新經濟政策來解決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難題。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嶄新的曆史課題。馬克思、恩格斯一般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實作的，因而具有公有制、計劃經濟等特征。但是，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俄國取得的。列甯及其上司的布爾什維克黨面對的現實，完全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設想。列甯帶領布爾什維克黨開始艱辛探索，經過“戰時共産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重大轉變，終于找到了一條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行道路。
總之，在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條件下，列甯堅持以正确的态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科學回答時代之問，将馬克思主義整體推進到嶄新的列甯主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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