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高宗趙構，人們首先想到的詞就是：昏君。龜縮江南，屈膝求和，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殺民族英雄嶽飛的正是此人。在宋史學家王曾瑜看來，宋高宗實為“多面派”。由王曾瑜所著的《宋高宗傳》一書，以豐富紮實的史料為基礎，以宋高宗跌宕起伏的一生為主線，多層次多元度展現南宋初年内困外憂的政治局勢，描繪皇權與相權之間複雜激烈的鬥争，再現南宋社會、政治、文化所經曆的“中國向内轉”的曆史程序。
宋朝是中國古代官史纂修發達的一個朝代。記錄宋高宗的主要官史有月曆1000卷，實錄500卷，今已失傳，而其傳世史料之富，則超過宋朝其他各代皇帝。
作為研究宋史的大家，王曾瑜先生認為，宋高宗個人經曆的戲劇性，也非其他皇帝所能比拟。按照傳世史料很多虛美之詞、隐惡之筆，要塑造一位尊号為“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谟盛烈太上皇帝”，谥号為“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的形象，确是綽綽有馀的。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這個具有荒淫、殘忍内涵的皇帝，說成是“恭儉仁厚”之主。這應當承認是南宋官史對“中興之主”裝扮的成功，更應當承認是宋高宗對自我形象裝扮的成功。然而，王曾瑜卻坦言：“這種形象的塑造愈是成功，必然距離史實愈遠。記得我曾對前輩學者李埏先生說，宋高宗可以說是個兩面派。他糾正我的說法，說是個‘多面派’。‘多面派’一詞很準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質及其形象的複雜性。”
北宋末年，強敵入侵、内廷混亂，徽欽二帝及衆多皇族被俘，僥幸漏網的康王趙構意外繼位，史稱宋高宗。趙構經曆了時代狂飙下的家國喪亂，更有維揚驚夢、苗劉之變、淮西之變等一系列變故，在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搖擺，執掌南宋這艘巨輪行駛在風雨飄搖的時代浪潮裡。趙構是聰明人，善于把自己僞裝成一個仁厚之主，中興之主，也越來越擅長帝王之術，把嶽飛、李綱、韓世忠、秦桧等當作他的棋子；而深入骨髓的“恐金症”是他一連串對金政策的根源。
▲宋高宗畫像
中國曆史上的内亂外禍，一般都與專制政治下的腐敗密切相關。談及《宋高宗傳》的寫作初衷，王曾瑜表示：“希望通過對宋高宗趙構罪惡一生的描述，對當時專制腐敗政治的剖析，有助于人們了解古代特色的專制，以及專制與腐敗互相依存的關系。”
金軍揮戈南下，打碎了汴京城内的酣歌醉舞。後來，趙構在宗澤、李綱等人的輔佐下，終于在臨安立穩腳跟。掌管着南宋小朝廷這艘巨輪，行駛在風雨多舛的社會大轉型時期，生性驕奢淫逸的趙構，如何應對這沖突重重的内憂外患？《宋高宗傳》以史實為基礎，限度地重返曆史現場，透過宋高宗多變面具背後，引領讀者去僞存真，看清宋高宗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比如關于趙構的出生，據明代文人周清源《西湖二集》載：宋徽宗趙佶一日于汴京宮中同鄭娘娘遊壽山艮嶽而同樂，飲酒醉卧，夢見宮門“呀”地一聲，闖進一人。此人頭載沖天冠，身著衮龍袍，腰系白玉帶，足穿無憂履，堂堂一表，俨似天神之貌，凜凜一軀，巍然帝王之形。而王曾瑜通過考據史料，發現周清源的記載純屬穿鑿附會。他在書中寫到：宋徽宗的王皇後死後，鄭氏立為皇後，喬氏也于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進貴妃”，她為皇帝連生七子。韋氏“才一禦幸”，便懷身孕。按前述宋徽宗待宮女的慣例，遲至“崇甯末，封平昌郡君”。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二月，“進才人”。五月二十一日（公元6月13日）夜，時年二十八歲，生宋徽宗第九子趙構。韋氏後“進婕妤，累遷婉容”。（以上記事見《會編》卷211，《要錄》卷147紹興十二年十月丙戌，《宋史》卷20《徽宗紀》，卷24《高宗紀》，卷243《鄭皇後傳》，《韋賢妃傳》，《喬貴妃傳》，《宋會要》後妃1之5，3之9，《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顯仁韋皇後》，《皇宋十朝綱要》卷15，卷20。韋氏身世據《周益國文忠公集·雜著述》卷10《思陵錄》上，乃蘇頌之孫蘇文瓘所述，當是可信的。喬貴妃的年齡據《靖康稗史箋證·開封府狀》。）她顯然并不受宋徽宗的寵愛，依賴喬貴妃，生了貴子，才得以在皇宮中占有“嫔”的地位，但與義妹喬氏相比，尚差十一階。
▲歌頌趙構即位之作《中興瑞應圖》（局部）
王曾瑜先生無疑掌握了遠比書中所寫多得多的史料，但在運用過程中卻并不囿于史料，而是融入自己對史料的辨識和研究成果。比如對于嶽飛的死，宋人記載說法頗不一緻，有“賜死”說、“枭首”說、“中毒”說、“拉脅”說種種，王曾瑜在比較諸說之後，認為宋佚名《朝野遺記》中“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脅而殂”的記載較為合理，更能表現宋高宗及其幫兇的殘酷，于是采而用之。而對于誰是殺害嶽飛的真兇之問，王曾瑜在《宋高宗傳》中也作了解讀。“嶽珂對于祖父（嶽飛）的遇害，隻引用《野史》的記述：‘按《野史》，方獄之未成也，秦桧自都堂退入小閻，食柑，以手書柑皮者競日。俄以小紙付老兵，持至寺，而先臣遂報死。初未有旨也。嗚呼！桧其欺君哉！’《朝野遺記》又增添了情節，‘秦桧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當秦桧‘食柑玩皮’，若有所思之時，‘王氏窺見，笑曰：老漢（此詞宋時含貶義）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于是秦桧以‘片紙入獄’，殺害嶽飛。這兩條記載都屬荒誕不經。沒有宋高宗首肯，秦桧連正八品小官胡铨也未能随便處死，豈能輕易處死一個正一品大臣呢？嶽珂是以單取《野史》之說，是為了強調‘初未有旨也’。他必須諱避宋高宗的罪責，不能把宋高宗的聖旨寫進《鄂王行實編年》，卻又無法否認‘有旨’的事實。其實，《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2的刑案原件已記載得一清二楚，不容有任何誤解。刑部、大理寺狀提議，‘嶽飛私罪斬，張憲私罪絞’，‘嶽罷私罪徒’，并說‘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宋高宗當即下旨：‘嶽飛特賜死。張憲、嶽雲并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斬，仍多差兵将防護。’秦桧、萬俟離以刑部、大理寺名義上狀，主張保留嶽罷生命，尚不能滿這個獨夫民賊的意。紹興十一年的陰暗歲末，即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個許身民族戰場的鬥士，終于慘死在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可以作為秦桧矯诏，殺害嶽飛等三人的一條證據，是《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記載：紹興十一年，樞密使張俊使人誣張憲，謂收嶽飛文字，謀為變。秦桧欲乘此誅飛，命萬俟禹鍛煉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霎及憲于市。汾州進士智浃上書訟飛冤，決杖，編管袁州。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贓污僭拟，又以書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獄。飛與舜陟死，桧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诏獄，實非诏旨也。其後所謂诏獄，紛紛類此，故不備錄雲。此段文字估計是元朝史官抄自南宋《中興四朝國史》。從語意上看，似并非說嶽飛和胡舜陟兩獄‘名目诏獄，實非诏旨’，而是說嶽飛與胡舜陟死後，秦桧‘屢興大獄’，‘名目诏獄，實非诏旨’。筆者曾查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史書，結論為即使是胡舜陟以後的诏獄，‘秦桧可以在進呈冤案和獄中嚴刑逼供時，上下其手，但并未在制度上突破诏獄的有關規定，而私自矯诏。诏送大理寺和最後裁決權仍操于宋高宗之手’。《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記載，實際上不過是反映了南宋史官為這位‘中興之主’諱惡，而诿罪于秦桧，故不足憑信。”
總之，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這部《宋高宗傳》，颠覆了按順序羅列史料的叙述傳統，把艱澀的古文史籍轉化成趣味盎然的大衆語言，以史家的大手筆和大氣魄，取專題分講的形式，以簡馭繁，提綱挈領，通過剖析兩宋之交的社會結構、文化心理，再現當時南宋小朝廷内政外交窘迫而又複雜的社會局面。（讀者報全媒體記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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