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一般的哲學家或者當代的哲學家們，都會把康德所确立的對于理性能力的讨論，看作是哲學的一般問題。也就是說讨論一切哲學問題，都要涉及到對理性能力的讨論。
——江怡
德國古典哲學能夠在中國這樣的文化當中，或者中國這樣的曆史傳統中被接受，不完全或者說并不能絕對地歸之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我們過去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導緻了德國古典哲學在中國的發展，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源于德國古典哲學。但是我們要知道，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進入到中國之前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也就是在中國人還不太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候，其實當時已有不少學者介紹了德國的許多哲學思想，包括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哲學思想。而且在當時可以說有很大的市場，大家都覺得德國的哲學很厲害，認為它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處的問題。由此我們看到了中國哲學和德國哲學之間的一種相似或者相近之處。
當然今天我們讨論德國古典哲學，或者重新評價德國古典哲學的時候，還有另外一個層面的考慮，就是德國古典哲學究竟在西方處于一個什麼樣的特殊位置。德國一般的哲學家或者當代的哲學家們，都會把康德所确立的對于理性能力的讨論，看作是哲學的一般問題。什麼叫一般問題？也就是說讨論一切哲學問題，都要涉及到對理性能力的讨論。是以當康德把人們的理性建立在一般知性的形式前提下時，就是告訴我們，我們為什麼能夠認識世界，為什麼能夠用命題或者概念把握世界？是因為我們先天地具有某一種認識形式，這種認識形式叫先驗知性形式或者叫先天知性形式。他把這種先驗或者先天的知性形式看作是我們用來把握任何一個外部世界對象的方式，而我們的一切經驗不過是構成了我們了解世界的材料。
康德
是以經驗在康德的哲學當中，僅僅是作為哲學材料的來源，而不是作為一切知識的組成方式。當我們要獲得知識的時候，往往是通過先天的知性的形式去把握對象，而對象是通過經驗中獲得的。是以康德有一個說法叫“知識是由先天的知性形式（概念），加上經驗中獲得的材料（直覺）共同獲得的”。是以我們需要有直覺，因為直覺是從經驗中來的，我們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從經驗中來的。那麼這些經驗給我們提供的僅僅是直覺的材料，叫做感性直覺。但我們擁有了感性直覺的材料之後，并不能形成知識。是以康德說，要想獲得知識，那你就必須還有另外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才能夠決定你所獲得的感性直覺的材料，能不能夠成為知識，這個東西就叫做“概念”，是以概念是在經驗之先存在的。
當康德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後，一下就改變了傳統哲學的整體方向。因為傳統哲學的方法不是通過概念，或者先天的概念去把握那個經驗的對象的，往往是通過首先認識世界獲得經驗的材料，然後來解釋這個經驗的世界，也就是說世界對于人來說，是被解釋的對象，而不是被構造出來的對象。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是被解釋的對象，另外一個是被構造出來的對象。被解釋的對象就是我們面對經驗世界的時候，我們要如何去了解它，去解釋它，把它作為一個解釋的對象來存在。而被構造對象是說這個世界是由我産生的，是因為我而成立的，如果我不在，如果這個認識的主體不在，那麼這個世界就不存在，或者說這個對象就不存在。
如果按照通常慣例解釋的這個哲學的概念，很多人可能馬上就會想到一個觀念叫“唯心主義”，馬上就會說這不就是唯心主義的想法嗎？實際上不是的。所謂的唯心主義，在今天我們把它了解為觀念論，觀念論是什麼意思呢？觀念論就是要承認在我們獲得關于外部世界知識之前，是以某種觀念來作為先導條件的。至于你要說這個觀念是來自于人的内心意識的世界，還是來自于某種超越于人的一種先天的客觀，或者說具有某一種普遍性的知識形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它就會強調這個觀念本身一定是先于那個對象存在的。
就像當我們說這是一支筆的時候，不會因為這一支筆的存在而認為這是一支筆，一定是把這個東西就是個實在的物件、對象，歸結為某個概念，這個概念就叫筆。是以這是一支筆，這個“這”字，是對象的名稱，而“筆”是一個概念。當我們把這個具體的物歸結為對象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承認我們一定先有一個筆的概念，然後才能把這個對象歸結為筆。這是我們經驗中經常碰到的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的現象。可是我們比較少考量這樣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用這樣的概念去規定這個對象呢？規定對象的方式是怎麼來的？
實際上在整個西方哲學的傳統當中，當我們能夠把對象作為一個解釋的對象來處理的時候，不需要使用某一個先天的概念來說明對象，僅僅需要說明我們獲得這樣的經驗的材料是如何能夠幫助我們形成概念的就行。其實講到這裡，我已經借助了很多哲學的概念來加以說明了，比如說對象、概念、意思、自我、世界，這些詞都是哲學上常用的一些詞。也就是說這些看上去很抽象的概念，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比比皆是。但是我們沒有按照哲學家的方式去解釋它，去了解它，而是按照日常語言的方式去了解它，按照生活、經驗去了解它。
導師
江
怡
著名哲學家，哲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山西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名譽理事長，北京市哲學會名譽會長。主要代表作有：《維特根斯坦：一種後哲學的文化》《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現代英美分析哲學》《思想的鏡像——從哲學拓撲學的觀點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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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牛亞傑
稽核：高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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