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走上長征之路。隸屬于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國家銀行，被編為中央縱隊第十五大隊，由十四位來自銀行的同志以及一百多名運輸隊員組成，袁福清任大隊長，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毛澤東的大弟）任政委。他們從瑞金雲石山下陂子村出發，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盡管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民已經把金庫中大部分“家當”分給各軍團保管使用，但由于左傾路線上司人要求實行“壇壇罐罐大搬家”式的轉移，第十五大隊出發時，仍配置了一百多副擔子，其中有兩擔黃金、幾十擔銀元、幾十擔“紅軍票”、四五擔銀毫和銅币，以及印鈔的石印機和油墨、紙張等。這些都是國家銀行近三年時間辛苦攢下的最後家底。第十五大隊是以被稱為“扁擔上的銀行”，另外還配備了一個警衛連，前後左右都有紅軍部隊保護。
在長征開始的前三個月，紅軍日夜兼程，一路強行軍，幾乎沒有停過腳步。第十五大隊的運輸隊員們每人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擔子，走的又是山間小路，勞累和辛苦可想而知。毛澤民跑前跑後，盡全力照顧猶如長龍一般的“扁擔銀行”。有些運輸隊員身體不好，毛澤民就接過擔子，挑過最艱險的一段路。他以前因闌尾炎在上海做過手術，後來又患上嚴重的胃病，身體一直很差。當部隊進入雲貴高原後，在一次翻山途中，毛澤民因肩上擔子太重，累得口吐鮮血。
血戰湘江，紅軍瀕于絕境。第十五大隊也把印鈔機和笨重物資抛到了江水裡。
1935年1月7日淩晨，紅軍先頭部隊占領黔北重鎮遵義。
遵義是貴州省僅次于貴陽的第二大城市，一向為各種土産的集散地，漢、苗等族商旅雲集，市場十分繁華。貴州軍閥王家烈在遵義開有煙館、鹽行，囤積了價值幾十萬元的食鹽和大量煙土。當地缺鹽，他一手操縱市場，以高價出售。其時豬肉才兩角錢一斤，鹽巴倒要四角錢一斤。許多老百姓因為買不起鹽而患大脖子病。
紅軍到達遵義後，戰士們急需休整，既要購買藥品，又要購買衣物等物品。可他們手裡隻有少量不能在當地流通的“紅軍票”。此時，紅軍沒收了很多食鹽，僅王家烈所經營的鹽行裡，就有價值幾十萬的食鹽；紅軍還沒收了王家烈囤積的大量“白金龍”牌香煙。毛澤民和林伯渠商議，決定将沒收的食鹽和香煙公開向群衆平價出售，唯一的條件就是，要用中華蘇維埃銀行發行的紙币“紅軍票”購買。這樣一來，老百姓就要用銀元兌換“紅軍票”，或賣給紅軍商品來換取“紅軍票”。這就使得“紅軍票”成為能夠流通的紙币，部隊就可以用“紅軍票”購買很多急需物資。
毛澤民等人利用紅軍入城式和遵義萬人大會的有利條件，宣傳黨的工商業政策，使遵義群衆和工商業者明白：紅軍隻沒收軍閥、官僚、豪紳通過剝削窮人掠奪來的财産，對于商人則實行保護政策，支援他們發展貿易、活躍市場、穩定物價、公買公賣，鼓勵他們與紅軍合作、正常營業。毛澤民還專門到一位姓餘的商會會長家拜訪，又到丁字口協記綢緞鋪老闆劉伯莊兄弟家做工作。劉伯莊兄弟因黔軍潰退時搶劫了他們家财物，而紅軍先頭部隊進城則保護了他們的财産，便欣然出面說服動員商界同人開門營業，還積極幫紅軍采辦貨物。由此，“紅軍票”的發行就有了相應的市場。
國家銀行設在遵義老城國民黨黔軍副軍長猶國才的私宅裡，樓上樓下幾十間房，業務室和庫房都很寬敞。為了友善群衆和紅軍指戰員随時兌換“紅軍票”，在遵義新城商業中心設立了六個兌換點，又在遵義周邊駐有紅軍部隊的桐梓、綏陽、鴨溪、團溪、龍溪、餘慶、湄潭等地設立了十九個兌換點。紅軍不僅買賣公平，“紅軍票”的面值還與銀元相當，大小商家都十分滿意。“紅軍票”信譽盛極一時，市面也空前繁榮。
在遵義，忍饑挨餓、長途跋涉了三個月之久的紅軍指戰員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機會，手中被“當機”的“紅軍票”也重新恢複了價值，于是洋貨鋪裡的膠鞋、毛巾被搶購一空；書店裡的新舊圖書、鉛筆、抄寫簿也所剩無幾；城裡的面館、酒樓無不利市三倍。遵義的酒店多為四川風味，且價格低廉，回鍋肉、辣子雞以及各種泡菜，讓紅軍官兵大飽口福。
然而十二天後，紅軍決定轉移。而老百姓手中仍然握着許多“紅軍票”，國家銀行當然不能一走了之，讓百姓蒙受損失。于是，他們在城中設立許多兌換點，貼下布告，限時三天，讓百姓把手中的“紅軍票”按一比一的比價兌換成銀元或食鹽。由于時間緊迫，毛澤民親自挑着銀元，送到各個兌換點。為了避免群衆擁擠，國家銀行的同志專門找了帶通道的、能前門進後門出的房子作為兌換處。國家銀行很快完成了“紅軍票”的回籠工作。
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回籠“紅軍票”的做法，既活躍了市場，保障了紅軍的供給，又維護了蘇維埃鈔票的信譽，維護了群衆的利益，因而在當地留下了很好的影響。群衆都說“紅軍好，不坑人，‘紅軍票’值錢”。對于當年少數還流散在群衆手中的“紅軍票”，1955年國家發行新的人民币時，還是以一比一的比價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