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隶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由十四位来自银行的同志以及一百多名运输队员组成，袁福清任大队长，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任政委。他们从瑞金云石山下陂子村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但由于左倾路线领导人要求实行“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转移，第十五大队出发时，仍配置了一百多副担子，其中有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元、几十担“红军票”、四五担银毫和铜币，以及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等。这些都是国家银行近三年时间辛苦攒下的最后家底。第十五大队因此被称为“扁担上的银行”，另外还配备了一个警卫连，前后左右都有红军部队保护。
在长征开始的前三个月，红军日夜兼程，一路强行军，几乎没有停过脚步。第十五大队的运输队员们每人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担子，走的又是山间小路，劳累和辛苦可想而知。毛泽民跑前跑后，尽全力照顾犹如长龙一般的“扁担银行”。有些运输队员身体不好，毛泽民就接过担子，挑过最艰险的一段路。他以前因阑尾炎在上海做过手术，后来又患上严重的胃病，身体一直很差。当部队进入云贵高原后，在一次翻山途中，毛泽民因肩上担子太重，累得口吐鲜血。
血战湘江，红军濒于绝境。第十五大队也把印钞机和笨重物资抛到了江水里。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是贵州省仅次于贵阳的第二大城市，一向为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汉、苗等族商旅云集，市场十分繁华。贵州军阀王家烈在遵义开有烟馆、盐行，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当地缺盐，他一手操纵市场，以高价出售。其时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盐巴倒要四角钱一斤。许多老百姓因为买不起盐而患大脖子病。
红军到达遵义后，战士们急需休整，既要购买药品，又要购买衣物等物品。可他们手里只有少量不能在当地流通的“红军票”。此时，红军没收了很多食盐，仅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里，就有价值几十万的食盐；红军还没收了王家烈囤积的大量“白金龙”牌香烟。毛泽民和林伯渠商议，决定将没收的食盐和香烟公开向群众平价出售，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用中华苏维埃银行发行的纸币“红军票”购买。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要用银元兑换“红军票”，或卖给红军商品来换取“红军票”。这就使得“红军票”成为能够流通的纸币，部队就可以用“红军票”购买很多急需物资。
毛泽民等人利用红军入城式和遵义万人大会的有利条件，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使遵义群众和工商业者明白：红军只没收军阀、官僚、豪绅通过剥削穷人掠夺来的财产，对于商人则实行保护政策，支持他们发展贸易、活跃市场、稳定物价、公买公卖，鼓励他们与红军合作、正常营业。毛泽民还专门到一位姓余的商会会长家拜访，又到丁字口协记绸缎铺老板刘伯庄兄弟家做工作。刘伯庄兄弟因黔军溃退时抢劫了他们家财物，而红军先头部队进城则保护了他们的财产，便欣然出面说服动员商界同人开门营业，还积极帮红军采办货物。由此，“红军票”的发行就有了相应的市场。
国家银行设在遵义老城国民党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里，楼上楼下几十间房，业务室和库房都很宽敞。为了方便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随时兑换“红军票”，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立了六个兑换点，又在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十九个兑换点。红军不仅买卖公平，“红军票”的面值还与银元相当，大小商家都十分满意。“红军票”信誉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繁荣。
在遵义，忍饥挨饿、长途跋涉了三个月之久的红军指战员们，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手中被“冻结”的“红军票”也重新恢复了价值，于是洋货铺里的胶鞋、毛巾被抢购一空；书店里的新旧图书、铅笔、抄写簿也所剩无几；城里的面馆、酒楼无不利市三倍。遵义的酒店多为四川风味，且价格低廉，回锅肉、辣子鸡以及各种泡菜，让红军官兵大饱口福。
然而十二天后，红军决定转移。而老百姓手中仍然握着许多“红军票”，国家银行当然不能一走了之，让百姓蒙受损失。于是，他们在城中设立许多兑换点，贴下布告，限时三天，让百姓把手中的“红军票”按一比一的比价兑换成银元或食盐。由于时间紧迫，毛泽民亲自挑着银元，送到各个兑换点。为了避免群众拥挤，国家银行的同志专门找了带通道的、能前门进后门出的房子作为兑换处。国家银行很快完成了“红军票”的回笼工作。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回笼“红军票”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钞票的信誉，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影响。群众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对于当年少数还流散在群众手中的“红军票”，1955年国家发行新的人民币时，还是以一比一的比价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