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提起北京，它是一個常住人口2189萬、面積16410平方公裡的超級城市，文化發達，商業成熟，各個次元都堪稱強大。但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非常了解北京，這座城市仍處于高速變化之中，一些地域是以混雜了不同的氣息和面貌，地鐵最後一站，就是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便利與不便之間、擁擠與空曠之間的第三種空間。
文 | 徐晴
編輯 | 金匝
營運 | 月彌
落腳城市
對許多人來說，地鐵最後一站，是他們落腳北京的第一站。
去年10月，畢業生陳曦揣着4000塊來了北京，對她而言，4000是個有些尴尬的數字。在西二旗，網際網路大廠的房補擡高了附近的租金，一套兩居月租8000塊。在三裡屯，4000元可以勉力租下兩居中的一個小房間。北京五環以内的大多數地方，一個單間的價格至少是2000元。
最後，陳曦選擇寄住在表姐家。表姐在北京工作，房子租在朝陽區，一個房間裡，兩個人得擠一張床。白天，表姐離家工作，她出門面試，焦慮一直環繞着她，找到合适的工作和便宜的房子同樣急迫，而前者影響着後者的選擇。這不是找工作的好時機，政策縮緊，北京的網際網路大廠幾乎都在裁員，陳曦投出200份履歷，隻面試了四家，一個月後，她入職一家線上教育公司，月薪是8000元，去年同樣崗位上的人，薪水是她的兩倍。
她迅速入職，浏覽各大租房軟體，看中了地鐵4号線最後一站天宮院附近的單間，第二天就搬了進去。這是她綜合考慮做出的選擇：12平米的空間，每月房租1900元，算上她一共住四個，其中三個是女生。新公司在中關村附近，住在4号線最後一站，雖然通勤時間被拉長，但也意味着她可能會有一個座位，全程坐着，不用換乘。
▲ 圖 / 視覺中國
5年前，許海洋大學畢業後來北京做銷售，他住過地鐵4号線北段的西苑、南段的生物醫藥基地，也住過1号線八通線的九棵樹，10号線的豐台站，都是房租相對便宜的地方。兩年前，他搬到北京最西邊S1線的倒數第二站小園，之後又搬到了最後一站——石廠。這些年，他的薪水越來越高，住得反而越來越便宜。他掌握了一種租房規律：北京北邊通常比南邊貴，地鐵越靠近最後一站，價格越便宜。在豐台站，一個12平方米的一房間月租2100元，但在小園，2200元可以租到42平米的開間，“有了質的飛躍”，到了石廠，相同的房子還要再便宜200塊。
如果希望價格再低一些，可以将目光投向北京的東北角，這裡有最大的汽車物流園，王朝曾經的公司是這個行業裡的龍頭，他是以租住在15号線最後一站俸伯附近的前俸伯村。那裡的租金便宜得驚人。有些平房老舊，月租隻要500塊；有些被外地人承包，改建成兩層小樓，精裝修後，有水、電、wifi、空調、馬桶、熱水器，租下四十多平米的二層，每月也隻要1000元左右。身處前俸伯村，物價與小縣城持平，商店裡最貴的冰激淩賣兩塊錢，那些包裝花花綠綠、沒有品牌的雪糕，多數五毛錢一支。
但同時，王朝也看到有不少戴着位元組跳動工牌的人會在俸伯站上車——從這裡坐上18站地鐵，花費56分鐘，可以抵達位元組跳動在六道口附近的一個辦公室。那是一棟叫學清嘉創的大廈，除了位元組，順豐科技、新浪VR也在這辦公，附近一房間的房租在6000元左右。如果工作在這裡，住在俸伯，意味着房租至少可以降低一半。
一位大廠員工曾在深圳和北京生活過，在她看來，深圳是塊狀的，每一塊都有一個中心，而北京是環狀的，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圍出了幾個同心圓，地鐵就像是一張細密的方形網格，疊加在同心圓之上，越靠近圓心，租金可能越高，而嵌在網格之中的大大小小的城中村，是租金的絕對窪地。
對租房難有深切感受的邵珺，也是一家網際網路公司的産品經理，兩年前，他專門制作了一張地圖，統計了北京最便宜的租房地。他眼中成本效益高的房子應該滿足三個條件：租金1500元以内，有獨立卧室、獨立衛生間，房東直租。滿足這些條件的房子，大多是城中村，1号線四惠東的康家溝村，1号線雙橋的東柳村，6号線草房的皮村，以及地鐵最後一站的農村自建房，例如天通苑北附近的東三旗村、半截塔村，俸伯的前俸伯村、後俸伯村，以及北安河的草場村等。這份租房地圖在知乎上被收藏了4097次。文章的末尾，邵珺寫道：“如果北京10年之内沒有把我答案裡的所有房源清退掉，那我在北京剩下的10年還是有容身之處的。”
在地鐵最後一站，便宜的房租有時是犧牲了确定性和安全感換來的。年輕的女孩小寒曾住進半截塔村的一個筒子樓，樓兩邊都是廢墟，淩亂的電線把天空分割成碎片。天黑之後，從地鐵站走回家的一小段路沒有路燈，風吹起來，塑膠袋嘩嘩作響，小寒感到害怕，她的爸爸給她買了一個有報警器、電擊功能的手電筒，讓她時刻帶在身上。
為了盡可能地減少租金，有人不隻住到地鐵最後一站，還想出其他辦法。23歲的胡英俊在10号線蘇州街的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工作，去年7月，他搬到16号線最後一站北安河，整租了一個80平的房子，然後打上隔斷，一個房間自己住，另外兩個租出去。做二房東讓他每月的租房成本降到了1200元，但很快，他發現租客不好找，很多人隻租三個月就離開了北安河，或是離開了北京。
這個位于北京西北角的房子裡，曾經住過一個00後男孩。男孩大專畢業，實習的公司跟學校有合作，但來了之後，原本講好的5000元工資被克扣到3000元。租房時，他跟父母借錢交押金和房租，也沒來得及買被褥，當晚就睡在隻有一張鐵闆床的屋子裡。胡英俊看不過去，給了他一條毯子。3個月後，男孩的媽媽生了一場病，他所有積蓄都付了醫藥費，之後他說要回老家，離開後，再也沒有回來。還有一位租客做過奶茶店員工、地産銷售，最後誤入一家涉嫌違法的金融公司，他突然失聯了一個月，在一個晚上給胡英俊打來電話，說自己的身份證被質押，人也被派遣回老家，讓胡英俊幫忙把行李寄回去。
在這些租客身上，胡英俊看到了與自己相似的軌迹。他沒上過大學，當過保安，被招工的人欺騙，也騙過别人。直到網貸一萬多元上了一個計算機教育訓練班，拿到結課證書，他才找到現在這份還算安穩的工作。這座城市就像一個大篩子，來了的人，也可能從大大小小的縫隙裡掉下去，胡英俊說，他是沒被篩掉的、幸運的那一個。
▲ 2021年底，北京地鐵開通了8号線三期剩餘段在内的9條線（段），營運裡程達到783公裡。圖 /視覺中國
通勤旅程
00後地鐵愛好者陳元瀛說，北京很大，大到沒有一場雨可以覆寫整個北京，郊區的天氣經常跟城區不同步。北京的建設速度也很快，地鐵連接配接四方，2001年隻有1号線、2号線，2003年底到2007年10月，也隻多了兩條線路，但2008年之後爆炸式增長，一不注意，新線路就出現了。
截至2020年12月，北京有25條地鐵線路，450座車站，總裡程783千米，相當于從北京到江蘇徐州的距離。在北京，一個人可以從門頭溝坐地鐵去通州，隻需要換乘一次；也可以換乘兩次，從最南端的天宮院坐到最北邊的天通苑。在2020年，北京地鐵客運量達到22.94億人次，日均628.5萬，這意味着，地鐵上的擁擠可能是無法避免的。
搬到天宮院第一天，陳曦就發現，住在地鐵最後一站，不一定能獲得一個座位，站了一個多小時後，她到公司，“腿已經不是我的了”。後來她吸取教訓——等三趟地鐵過去，能排到門外第一個，坐下就有希望。每天早上七點，當地鐵呼嘯而來，睡眼惺忪的陳曦立刻會被洶湧的人潮喚醒。地鐵越靠近，就越緊張，像要參加拔河的運動員，她不動聲色地較着勁兒，隻等門打開的那一刻。
陳曦身高172厘米，重60公斤，高中時參加學校的運動會，長跑拿過第一。她自诩身體強壯，但那一刻，強壯也不太管用。地鐵不是走上去的，一股巨大的推力把她推進車廂，其餘的人以最快的速度把空間塞滿，有許多個瞬間，陳曦覺得，“我的雙腳好像離開了地面”。
沒住在天宮院的人很難想象，造成這種擁擠的原因之一，居然和50公裡外的固安有關。那是行政上隸屬于河北廊坊的一個小縣城，與北京大興區相望，隻有一河之隔。
10号線天宮院站B口，是計程車師傅或是黑車司機的聚集地，“固安固安，就差一個人。”“30塊錢，固安走不走？”再往前，就是北京-固安專線。從2015年起，這條專線每天清晨5點30分發車，從固安出發，經過1個小時抵達天宮院，一天内通過這條專線在天宮院和固安之間往返的有三四千人次。
過着“雙城生活”的上班族，滋養了固安當地的房地産開發商。走進固安最大的房地産公司的總部，能看到牆上挂着的巨幅地圖，标記固安與北京的距離。地圖前有一個長約四米的模型，固安的每一個樓盤、每一條高速公路、醫院、學校、公園都等比例縮小。模型上接着小燈串，打開開關，燈接連亮起，有規律地閃爍，每一個人站到地圖前的人，都難免對眼前的這座城心潮澎湃。
去年5月，90後亭風在固安買了房。有一段時間，他嘗試在固安與北京之間通勤，先乘1小時專線到4号線最後一站天宮院，再坐地鐵，或者與鄰居拼車，通過大廣高速到北京南六環，再換乘地鐵或公交。具體多長時間要看運氣，固安與北京之間有兩個檢查站，進京時每個人都要下車一次，接受身份檢查。一旦河北出現疫情，進京要查健康碼，檢查站前的擁堵會更加漫長，道路上每個車的尾燈都亮着，一片紅光。
▲ 固安縣城内，住着很多和亭風一樣需要跨城通勤的人。圖 / 視覺中國
北京地鐵路線圖上，連接配接着固安的天宮院是這座城市最南端的地鐵站，與此對應的是5号線北邊最後一站天通苑北，兩個站點的擁擠程度難分高下。
多樂是北京人，十幾年前家裡拆遷，她和家人從東四環搬到天通苑社群。這是全亞洲最大的社群，在1999年由順天通房地産集團開發，面積隻有8平方公裡，住的居民卻超過了40萬，比冰島整個國家的人還要多。
地鐵肩負着衆多天通苑人出行的重任。從北往南，有三個站點穿過社群——天通苑北、天通苑、天通苑南。每個早晨，進站口的隊伍又長又擠，像貪吃蛇一樣把地鐵站圍攏起來。剛上車的前幾站，“手機是不可能掏出來的”，當然，也不需要扶住什麼，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把人穩穩當當地卡住，就算急刹，也不會讓這些人摔倒在地。多樂一直疑惑，天通苑北之後的幾站，人是怎麼突破封鎖、見縫插針似地擠進來的？
家在地鐵最後一站，天氣會決定多樂的出行方式。她發現，一遇到刮風、下雨或下雪，天通苑開車的人就少了，公交站和地鐵站會出現超長的隊伍。在天通苑住得久了，多樂已經掌握一套乘車法則：“如果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想有個座位，那就去天通苑北；如果正常上班，覺得自己體力還行，就去天通苑擠一擠；如果遇上雨雪天氣，就去天通苑南，至少不用在露天排隊。”
住在地鐵最後一站，也意味着漫長的出行時間。天通苑被稱為“睡城”，多數居民在主城區工作，通勤距離在10公裡以上。胡英俊住在16号線最後一站北安河，但他的女朋友住在1号線傳媒大學附近。因為距離過遠，坐地鐵要兩個小時，一個月才見一次，兩個都在北京的人，好像在談一場異地戀。
▲ 16号線最北端的北安河站外，天際線不是高樓而是群山。圖 /徐晴
才華曾住在前俸伯村，當時他在中關村工作，通勤路線貫穿了整個北京的北部，從最東北到最西北，接近45公裡，這意味着他每天有5個小時在地鐵上。一次出勤，他要經曆步行、公交、地鐵、共享單車四個步驟，每一段路程精心計算好時間。通勤久了，他找到規律，如果早上8點還沒能到望京，他一定會遲到。下班後，他習慣在公司點好外賣，吃完再回家，否則晚飯會被延遲到晚上9點。
原本他想在拿到第一個月工資後趕快搬家，但趕上疫情，諸多不便，半年之後，他才搬到一個離公司走路隻要10分鐘的地方，他突然擁有了一段空白時間，以及一些不知該如何支配的自由。
陳曦的房子離天宮院站走路約5分鐘，坐70分鐘地鐵後，再走10分鐘可以到公司。她晚上6：30下班，到家已經快要8點，簡單吃飯、洗漱之後，就到了睡覺時間。她得保證自己在10：30前睡着，才能在第二天早上6：30準時起來擠地鐵，時間被壓縮到不容許有一絲浪費。
在北京，像陳曦一樣的年輕人承受着最長的通勤時間。國家統計局釋出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時間利用調查報告》是這麼說的：15歲至39歲的青年每天的通勤時間平均為1小時52分鐘，40歲至64歲的中年人為1小時15分鐘，65歲以上的老年人為52分鐘。
因為通勤時間長，對住在最後一站的人來說，地鐵可能是除了公司和家之外第三個重要的場所，它是中轉站，也是兩者的結合。有人曾在6号線最後一站潞城看到一個女孩風風火火地跑上地鐵，頭發還是濕漉漉的，人群擠出來的熱氣充當了她的吹風機。也有人在地鐵裡化妝、睡覺、學習，胡英俊甚至在地鐵裡上完了一套與自己工作有關的程式設計課，一片嘈雜中，他戴着降噪耳機，安心聽課。
陳曦會在前一天晚上下載下傳好綜藝節目，第二天在地鐵上看完。她不願意面對車廂裡每個人臉上相似的無力、麻木和疲憊。但擁擠随時會打斷她，好幾次，有人被迫“壁咚”她，身體懸到她的手機上方，還有一次，一個中年男人的肚子就快要貼上她的眼鏡。劇烈的争吵她也見過，那是早高峰，兩個男人在站台上揮舞起拳頭，一個大叔站出來勸了兩句，沒什麼用。此時，地鐵駛入站台，人們小跑着沖上車，争吵煙消雲散，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第三種空間
1号線最西端的古城，王朝生活的社群有三個名字。在地圖上，它叫“健康南裡”，附近的老人叫它“北鍋爐廠”，但如果去問居委會，它又被為“水泥管廠員工樓”。很長一段時間裡，王朝十分苦惱自己的快遞位址該寫什麼，一些新來的快遞小哥常常迷失在這片區域，送錯件是常有的事。
在古城一帶，大多數建築、道路都圍繞着首鋼集團規劃，後來迎來拆遷。原本屬于石景山體育場的社群，因為規劃調整，隻拆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不知該歸屬于哪裡。社群沒有水，沒有電，沒有瓦斯，最初住在這裡的人喝井水，家裡都安裝一個過濾器，後來，大家去隔壁小區買水、電、瓦斯，向隔壁的物業付款。購買時間是固定的，周一上午或是周五下午，是王朝還在上班的時間，他隻能拜托鄰居幫忙。鄰居也去不了的時候，王朝會在公司裡點外賣，吃完再回去，以及在家附近買桶裝水，解決喝水的問題。
王朝住的房子後面有一塊空地，長滿雜草，十分荒蕪，一到周末，不知道從哪兒來的三輪闆車依次排開，穿着厚棉襖的男人女人吆喝着賣菜。到了夜晚，這裡通常漆黑一片，沒有路燈，隻有附近居民挂上去的小燈泡發出黯淡的光。200米外的另一個小區，有現代城市裡該有的一切，差了幾百塊錢租金，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在地鐵最後一站，王朝找到了陌生又熟悉的感覺。他喜歡騎自行車到處轉悠，住在前俸伯村時，從村裡出發，順着主幹道一直騎，可以騎到牛欄山酒廠，沿途所有10層左右的樓房都是回遷房，兩側是開闊的麥田。六七月的時候，村裡的人開始收割小麥，整個村子彌漫着一種鐮刀割過植物留下的草腥味。
許海洋對比了石廠和小園，盡管石廠離城市更遠，但相對小園更便利。小園有不少回遷房，樓下的底商沒有入駐，顯得格外空蕩。這裡便宜的房租吸引了不少人，附近的超市、商鋪逐漸多了起來。在石廠，許海洋可以每個周末走路去一趟物美超市，買一些生活必需品。有趣的是，超市裡什麼都有，但隻有最基本的那一款，薯片隻有一個味道，香煙隻有兩個品牌，紅星二鍋頭隻有經典紅色款。周邊還兩個公園，一到晚上或者周末，就聚集了很多孩子和老人。許海洋習慣這樣的生活，他沒有太多朋友，不常出去社交，也不愛看短視訊，閑暇的時候，他去公園的籃球場跟一群十幾歲的少年打球。
16号線最北端的北安河也是如此，附近很清淨，電影院、商場、KTV，一概沒有，多數房子是回遷房，老人居多，一位70歲的大爺會在陽光很好的下午出來遛彎，跟自己80歲的好兄弟聊聊天，晚上再回去。大爺是本地人，坐擁數套回遷房，他嫌城裡空氣不好，不願意進城。傍晚，他坐在地鐵口旁邊的石椅上，聽秋天最後的蟬鳴，一群年輕人魚貫而出，他有些感概：“白天看不到他們。”
但胡英俊覺得，他在北安河的房子有家的感覺。房租不貴，他有了閑錢，買了一個沙發，一個茶幾，置辦了投影儀，能在家看電影。周末的中午，陽光透過窗子照進房間，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挂在衣架上，洗衣液是清淡的柑橘味，牆上是一個老式挂曆，“一頁一頁撕的那種”。
家住地鐵最後一站，像小鎮生活的延伸，時光倒流回從前。走在北安河街上，兩個老人迎面遇到，一聊就是半個小時，接下來的行程并不要緊，時間可以随性地漂浮、流動。奶東村的主幹道兩側開着飯館、洗衣店、修車鋪，招牌用店主的名字命名，比如“王家面館”，連鎖品牌、标準化服務，敵不過熟悉和人情。離村子幾百米的地方還保留着集市，下午四五點，老人拉着孩子去趕集，那裡有十塊錢三斤的猕猴桃，五塊錢一斤的蜂蜜小面包，再往裡走，一個小小的攤位在賣假牙，有人用紙币交易，有人忘記帶錢，可以跟攤主賒賬。
▲ 奶東村每天下午的集市。圖 /徐晴
成為北京
在地鐵最後一站，多樂看到一個社群是怎麼越長越像北京的。
很長一段時間裡，天通苑被稱為“最混亂的社群”，人的流動性高，房屋數量大，幾年前，多樂的鄰居想在附近租房，遇上一個二房東，入住沒幾天，對方說電表壞了，電費有3000多元，需要多樂的同學和另外兩個室友均攤。同學拿出了租房合同，裡面有文字遊戲一樣的表達，最終，幾個人皺着眉頭交了錢。早些年，那些二房東有不少是租房平台的員工，他們通過平台系統找到房東，私下租房，打好隔斷，再出租出去，既賺了差價，又賺了中介費。
這十幾年裡，社群有了很大變化，天橋下有了警務室，等在地鐵站外的黑車司機消失了。醫院、影院、學校、大型商場逐漸建起來，人也越來越密集，反過來促進社群公共空間的完善。2014年，這裡有了第一家三級醫院清華長庚，2019年，清華附小的天通苑分校首次招生。為了纾解交通壓力，北京市政府釋出了“回天地區”第二個五年計劃，兩條地鐵線路，17号線、13号線都要從天通苑社群經過。
獨一無二的社群文化在慢慢産生。天通苑有一群“暴走族”，不管什麼季節，傍晚六七點，天一黑，大爺大媽拿着低音炮播放民族風歌曲，來自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的人排成長隊，繞着小區快步走，腳步整齊，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大多數時候由一位大爺帶隊，一邊走，一邊加入新人，隊伍越來越壯大。多樂見到過一個260斤的大爺，走了好幾年之後瘦了100斤，身上全是肌肉。她越發覺得天通苑就是一個微縮城市。“它原來是不存在的，因為城市發展、人口遷移逐漸形成了，它很包容，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來自五湖四海。”
當地鐵伸至城市更邊緣的地帶，更多地方成為最後一站。2014年底，14号線善各莊站并沒有開通，大家出行主要靠公共汽車，進城的必經之路上，有一條火車道，一聽到火車的聲音，就知道又要堵上半個小時。住在那附近時，李羊羊總聽到建築工地傳來“叮叮哐哐”的聲響，像汪峰在《晚安北京》中唱的那樣：“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國産壓路機的聲音。”以及懸在高空中的探照燈發出白色的光，穿透窗簾打在他的被子上。他住的房子隔音不太好，但他習慣了這些背景音，也知道給自己買一個遮光性能最好的窗簾。
城市的血液逐漸流過神經末梢，之後幾年，路越來越寬，越來越多，一條新的路可以直達望京，從前30分鐘出行，現在變成10分鐘。房子越長越規整，高樓建起來了，大多數在10層以上。現在的善各莊，很難看到過去的荒地、雜草，隻剩下幾十年前種下的柳樹，樹幹粗壯，在夏天垂下纖長的柳枝。
但這也意味着一些地區和一些人的消失。14号線最東端善各莊附近，一個叫香江北岸的社群，5年前，這裡是長滿雜草的荒地，一到雨天十分擁堵，人和車都會陷入泥濘之中。香江北岸建立成時，開發商表示隻能出租，不能購買，但也推銷了一種交50年房租的模式，相當于以1.7萬每平方米的價格買下50年的居住權。但在去年10月，香江北岸被政府收回，未來将作為公租房使用，原本的住戶隻能騰挪，他們成為變化的一部分。走進那些被清空的房子，可以看到人們離開時的倉促。有的房間挂着情侶合照，或是孩子的玩偶、獎狀，一間卧室的床邊，拖鞋被擺放成最友善穿上的角度。
▲ 香江北岸被清空的房子裡，牆上的裝飾和櫃子上挂着的玩偶記錄着一家人在這裡生活過的痕迹。圖 /徐晴
51歲的秀蓮和老伴2008年從東北老家出來，跟着自己的姐姐、姐夫一起到北京打工。餐廳傳菜員、商場保潔、家政阿姨，她都做過，但這些年，随着年紀越來越大，工作的選擇越來越少。地鐵盡頭的奶東村接納了她和老伴，讓他們做環衛勞工，每人月薪3000元，一個讓秀蓮滿意的數字。
大約3年前，奶東村的房子重新修繕。周圍的村子，比如奶西村，都已經或面臨拆遷，周邊可以廉價租房的範圍不斷收窄，最後隻剩下北京市政府要保留的自然村落，奶東村。曾經租住在周邊的人在拆遷之後搬過來，人一多，租金再次上漲。秀蓮記得，10年前，奶東村的房子剛剛蓋起來的時候隻要800塊一個月，三年前漲到1400元，然後逐年增加，先漲到1700元，又漲到2300元。
在北京的十幾年，秀蓮的大部分收入給了房租，但她不願意回家，老伴有慢性肺病，得一直吃藥，他的社保落在望京，能報帳不少。此時的秀蓮站在北京和家鄉的中間，站在日漸上漲的房租和社保報帳中間，她猶豫着，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
離開的，留下的
來北京之前，陳曦覺得自己是一個敏感、自卑的女孩，等擠了一個月地鐵，她發現自己變了。那天，她在地鐵的樓梯上摔得四腳朝天，但完全顧不上丢人，腦子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我得趕緊站起來，不然就趕不上這趟地鐵了。”拿到第一個月工資後，陳曦立刻找中介看房，她不願意再受通勤的苦，最後把目光投向了4号線最北邊的最後一站——安河橋北，離公司近了許多。她覺得，等搬離天宮院，北京的新生活還會向她徐徐展開。
許海洋發現，北京地鐵最後一站的成本效益在消失。2018年，石廠一房間的租金是2000元，今年合同到期，房東漲到了2800元，比倒數第二站小園還要高。很難判斷是來這裡的人多了，還是其他原因。李羊羊也記得，14号線善各莊一帶，“有一年整治群租房，租金上漲，有一次着火了，又漲了一次房租，還有一年地下室不讓住了，又漲了一次”。
盡管房租越來越貴，李羊羊卻願意一直住在這裡。他覺得自己習慣了。“自從來北京就住這邊，每年都會給自己添置一些新的東西，東西越來越多，搬家也就越來越麻煩。”許海洋則從地鐵最後一站轉向公交最後一站，他了解過，在快速公交4号線的最後一站，一個40平的一房間，月租在2100元左右。
多樂搬家後反而想念天通苑。城市裡的理發店，辦卡的最低額度是2000塊，天通苑是500塊。每到晚上，北三環車水馬龍，嘈雜的聲音直到午夜仍不散去，不遠處的寫字樓，不論白晝還是黑夜都亮着燈，而天通苑的夜晚隻有安靜。多樂跟朋友說：“年輕的時候可以住在城裡掙錢，等退休了，我一定要回天通苑住，主要是我不想買根香菜都得專門去商場地下一層的超市。”
▲ 天通苑附近的九台大集，種類豐富，價格也相對低廉。圖/視覺中國
隻要不提教育，天通苑的生活一定是友善的。總有人要去追逐更好的機會，“一到孩子上學的時候就會很明顯發現，大家基本上還是把孩子弄回城裡”。這也是多樂搬家的最大原因。
越修越遠的地鐵，成了一部分人留在北京的希望。亭風來自一個衰落的能源城市，2014年畢業後，他住過北京地鐵最後一站的地下室、上下鋪的小單間、機關提供的宿舍，也跟陌生人合租過三房間。這幾年他存下一些錢，想在這座城市裡紮下根，但遍尋整個北京，能負擔得起的房子隻有東邊的燕郊、三河、大廠、香河……對比之後，他選了固安。固安的北城離北京更近，房子的均價在每平方米1.4萬左右。與北京的距離直接決定了房價，固安南城的房子每平方米比北城至少便宜3千塊。但那個房子更像是一種安慰。受不了固安到天宮院的漫長通勤，現在，亭風住在房山的出租房裡，周末有空再去固安。值得安慰的是，他在固安收獲了一份戀情，戀愛對象就是他新房的鄰居，一個也過着雙城通勤生活的女孩。
對80後網際網路人羅斯而言，在燕郊買房是唯一的選擇。2014年，他的孩子出生，沒有北京戶口，也沒有足夠的錢，燕郊對羅斯一家人敞開了懷抱。從地圖上看，北京和燕郊隻隔着一條潮白河，晚上站在河岸邊，北京一側一片黑暗，而燕郊燈火通明，兩個城市組成了一個鴛鴦火鍋。大城市的邊緣比不上小城市的中心繁華，後者為羅斯提供了一個安全、穩定的家。
李羊羊喜歡北京，他覺得：“這個城市還蠻公平的，它可以弱化每個人的背景，每個人都可以從零開始，重新去搭建自己和陌生人的關系。在北京，隻要肯努力，你就可以得到自己該得到的東西。”至少現在他還不願意離開。幾個月前，李羊羊的父母來北京看他，跟他住在一起，“他們覺得在北京沒有事情做，不像在老家可以到處溜達，但是我回了老家，跟他們來北京的感覺是一樣的，也是沒事情做。”
也有人持悲觀态度，覺得那種公平就像裝在一個瓶子裡的油和水，用力震蕩，油水可以暫時地混合，但過不了多久，依然會産生分層。王朝覺得，北京是一個難以留下來的城市，“眼前有三座大山，戶口、房子、車”。在他看來，北京隻是一種追求，承載了他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才華在短暫地擁有大塊時間後，很快成為996程式員中的一個，加班和改不完的bug填補了他多出來的空白。相比北京，他更喜歡成都。在成都旅行時，晚上可能12點多，還有人在外面遛彎、喝茶，一家三口出來吃火鍋，“這在北京是不太敢想象的”。他補充說：“北京就是把所有人的時間都占據。”
住在地鐵最後一站，時間總是不夠用，就像瓦格納在歌劇《漂泊的荷蘭人》中描述的那樣，名為荷蘭人号的大船“沒有航向，不能停泊靠岸，也無法保持靜止”。這些年，許海洋心裡想的是一個字，趕。“朝九晚六，早上起床之後趕緊洗漱、趕緊吃飯、趕緊坐地鐵，我今天要坐7:54那趟，不能再晚了，再晚我後邊得跑着去公司。到公司之後也在趕，第一件事就是拿便利貼列接下來的工作，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下班也是趕着坐地鐵，趕着回家吃完飯，趕着睡覺，第二天還要早起。”
到今年，他才發現，自己在近10年的時間裡換了13次工作，搬了9次家。他不讨厭北京，但也說不上喜歡。“我覺得我到了四五十歲之後就該換地方了，這就不是我的時代了，是00後、10後、20後他們該來的地方，我就該退出這個地方了。”
劉樂和夫妻準備離開北京，去夫妻的老家西安生活。或許生活沒那麼豐富，但至少，“能買得起房”。“剛來到北京的時候，雞血滿滿，每天幹什麼都很快樂，覺得自己可以戰勝一切。現在我可以得到更多我想要的東西，但是覺得心特别累，特别疲憊。北京帶給了我一些東西，可能也帶走了一些東西。”那套買在地鐵最後一站燕山的loft，自從交給中介，劉樂已經有兩年沒有去看過它，她不知道這套房子現在被住成了什麼樣，就好像是一種摸不到的數字資産，“我一天都沒有住過，我擁有這麼一個東西，但又好像沒有擁有”。
而那些住在北京地鐵最後一站的人，仍奮力在這個逐漸飽和的城市中尋找屬于自己的位置，就像卡特琳娜·加缪在随筆集《孤獨與團結》中所寫：“他是衆生中的一人。他試圖在衆生中盡力為人。”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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