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時任某府某縣一把手的陸子遹陸知縣，征用農民土地六千畝，按每畝一萬文的價格，出讓給開發商。征用土地要補償，陸知縣定的補償标準，每畝隻補五百文，和出讓價格相差二十倍。失地農民當然不幹，去找陸知縣講理，陸知縣不接待，他們就上訪，告到宰相史彌遠那裡。史宰相先是大罵地方官胡鬧，把好好的政策念歪了，然後當着大家的面，給陸知縣寫了封信，讓他改正錯誤，秉公辦理，最後一一握手，送大夥回去。
這些上訪者高高興興回到家，等到的卻不是合理的土地補償，而是陸知縣帶來的捕快和弓箭手，所有上訪的，以及在下面起哄的，都被點了名，牽了牛，拆了屋，燒了房，和父母兄弟老婆孩子一起，進了“學習班”，用大糞灌了個溜夠。
從學習班出來，還有人納悶，不明白史宰相的親筆信為啥不頂用，一打聽才知道，原來人家史宰相就是買地的開發商。這回徹底服了，乖乖地交出地契，乖乖地在協定書上簽字。至于補償，原先是有的，大家偏要鬧，把陸知縣惹火了，一文錢也沒給。
說起史彌遠，大家可能聽說過，他是南宋有名的奸相。南宋絕大多數居高位者對買地都有強烈的愛好，史宰相作為居高位者之首，買地也算合乎情理。那個陸子遹陸知縣，《宋史》無傳，本人名氣不大，他爸爸卻是赫赫有名的陸遊陸放翁。不過這厮征地不給錢，還下狠手治老百姓，丢了他爹陸遊的臉。是以跟他同時代的詩人劉宰罵道：
“放翁自有閑田地，何不歸家理故書？”
另一個詞人魏了翁也罵，說他“巧取豪奪，大傷陰德，虧負乃父多矣”。但“陰德”這玩意兒是虛的，史彌遠不怕别人給他戴“奸相”帽子，陸子遹也不怕“虧負乃父”。在上述案例中，通過這次土地征用，史宰相和陸知縣都撈了不少好處。還記得紹定元年（1228），史彌遠在臨安城郊買地二十五畝，支付價款二百萬文，每畝花了八萬；這回從陸知縣手裡買地，每每畝隻花一萬，總共六千畝地，一下子省了四個億。而陸子遹按每畝一萬出讓土地，補償款是零，又不用搞什麼“三通一平”，六千畝地賣六千萬，完全是白賺。這六千萬，本級财政存一點，上級主管送一點，再給辦學習班的縣尉、捕頭們分一點，剩下的，當然是要塞陸知縣腰包的啦！
除了經濟上的好處，還有政治上的好處。陸知縣讓史宰相省下四個億，又用雷雷厲風行的手段平息了上訪事件，史宰相會忘了他嗎？當時三年一大計，五年一遷轉，大計就是考核，遷轉就是換屆，不管考核還是換屆，史宰相都會關照一下吏部：“那個誰，精明幹練，很有魄力，放翁家的千裡駒嘛，回頭你們研究一下！”陸知縣還不嗖嗖地往上蹿？
當然，陸知縣取得這些好處，并非完全沒有風險。按照大宋律條，官府征用私田而不給補償，或者補償低低于市價，屬于“在官侵奪私田罪”，侵奪一畝以内，受杖六十；超過一畝，受杖七十；三畝以上，杖一百；超過五畝，徒一年半。“杖”是往屁股上掄闆子，“徒”就是勞動改造。陸子遹強征民田六千畝，掄闆子能把他屁股打爛，勞改能讓他把牢底坐穿，真要有人告到刑部，風險還是蠻大的。但律條是律條，現實生活是現實生活，他老兄辦上幾期學習班，哪個皮癢的敢上訪？即使上訪了，還有史宰相撐腰呢，刑部官員敢定罪，不要前程了他！
啟蒙思想家盧梭說過，每個官員身上都有三種意志，一種是人民的意志，一種是上級的意志，一種是他自己的意志。陸子遹身上也有這三種意志。
通過查南宋方志，發現此人剛做官時，“興辦學校，習行禮儀，習俗頓革，民賴以安”，兢兢業業做了不少好事。後來為什麼變壞了呢？我能給出的解釋是：陸子遹剛開始還是生手，以為上有朝廷，下有百姓，人人都能監督他，如果做好官，朝廷提拔，百姓擁護；如果做壞官，朝廷處罰，百姓檢舉，是以還是做好官更好。換言之，他必須服從上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才能達成他自己的意志。可是做到後來，終于明白上級的意志跟他是否清正廉明并沒有必然聯系；至于人民的意志，百姓們人數雖多，卻不掌握選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既然這兩種意志都不用服從，那麼他自己的意志就蹦出來了，無論為了升官還是為了發财，招數都多着呢！
為了避免官員們隻服從他自己的意志，盧梭設計了一套雙重監督系統。在這套系統裡，僅憑上級考察不作數，一個官員的前程還取決于老百姓的選票。無論西方世界還是我們這兒，這套系統都在使着，盡管使用效果各有差别，但像征地不給錢這樣的荒唐事兒畢竟不多了。可是您得明白，陸子遹活在南宋，拉他進雙重監督系統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