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时任某府某县一把手的陆子遹陆知县，征用农民土地六千亩，按每亩一万文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征用土地要补偿，陆知县定的补偿标准，每亩只补五百文，和出让价格相差二十倍。失地农民当然不干，去找陆知县讲理，陆知县不接待，他们就上访，告到宰相史弥远那里。史宰相先是大骂地方官胡闹，把好好的政策念歪了，然后当着大家的面，给陆知县写了封信，让他改正错误，秉公办理，最后一一握手，送大伙回去。
这些上访者高高兴兴回到家，等到的却不是合理的土地补偿，而是陆知县带来的捕快和弓箭手，所有上访的，以及在下面起哄的，都被点了名，牵了牛，拆了屋，烧了房，和父母兄弟老婆孩子一起，进了“学习班”，用大粪灌了个溜够。
从学习班出来，还有人纳闷，不明白史宰相的亲笔信为啥不顶用，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人家史宰相就是买地的开发商。这回彻底服了，乖乖地交出地契，乖乖地在协议书上签字。至于补偿，原先是有的，大家偏要闹，把陆知县惹火了，一文钱也没给。
说起史弥远，大家可能听说过，他是南宋有名的奸相。南宋绝大多数居高位者对买地都有强烈的爱好，史宰相作为居高位者之首，买地也算合乎情理。那个陆子遹陆知县，《宋史》无传，本人名气不大，他爸爸却是赫赫有名的陆游陆放翁。不过这厮征地不给钱，还下狠手治老百姓，丢了他爹陆游的脸。所以跟他同时代的诗人刘宰骂道：
“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
另一个词人魏了翁也骂，说他“巧取豪夺，大伤阴德，亏负乃父多矣”。但“阴德”这玩意儿是虚的，史弥远不怕别人给他戴“奸相”帽子，陆子遹也不怕“亏负乃父”。在上述案例中，通过这次土地征用，史宰相和陆知县都捞了不少好处。还记得绍定元年（1228），史弥远在临安城郊买地二十五亩，支付价款二百万文，每亩花了八万；这回从陆知县手里买地，每每亩只花一万，总共六千亩地，一下子省了四个亿。而陆子遹按每亩一万出让土地，补偿款是零，又不用搞什么“三通一平”，六千亩地卖六千万，完全是白赚。这六千万，本级财政存一点，上级主管送一点，再给办学习班的县尉、捕头们分一点，剩下的，当然是要塞陆知县腰包的啦！
除了经济上的好处，还有政治上的好处。陆知县让史宰相省下四个亿，又用雷雷厉风行的手段平息了上访事件，史宰相会忘了他吗？当时三年一大计，五年一迁转，大计就是考核，迁转就是换届，不管考核还是换届，史宰相都会关照一下吏部：“那个谁，精明干练，很有魄力，放翁家的千里驹嘛，回头你们研究一下！”陆知县还不嗖嗖地往上蹿？
当然，陆知县取得这些好处，并非完全没有风险。按照大宋律条，官府征用私田而不给补偿，或者补偿低低于市价，属于“在官侵夺私田罪”，侵夺一亩以内，受杖六十；超过一亩，受杖七十；三亩以上，杖一百；超过五亩，徒一年半。“杖”是往屁股上抡板子，“徒”就是劳动改造。陆子遹强征民田六千亩，抡板子能把他屁股打烂，劳改能让他把牢底坐穿，真要有人告到刑部，风险还是蛮大的。但律条是律条，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他老兄办上几期学习班，哪个皮痒的敢上访？即使上访了，还有史宰相撑腰呢，刑部官员敢定罪，不要前程了他！
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过，每个官员身上都有三种意志，一种是人民的意志，一种是上级的意志，一种是他自己的意志。陆子遹身上也有这三种意志。
通过查南宋方志，发现此人刚做官时，“兴办学校，习行礼仪，习俗顿革，民赖以安”，兢兢业业做了不少好事。后来为什么变坏了呢？我能给出的解释是：陆子遹刚开始还是生手，以为上有朝廷，下有百姓，人人都能监督他，如果做好官，朝廷提拔，百姓拥护；如果做坏官，朝廷处罚，百姓检举，所以还是做好官更好。换言之，他必须服从上级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才能达成他自己的意志。可是做到后来，终于明白上级的意志跟他是否清正廉明并没有必然联系；至于人民的意志，百姓们人数虽多，却不掌握选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既然这两种意志都不用服从，那么他自己的意志就蹦出来了，无论为了升官还是为了发财，招数都多着呢！
为了避免官员们只服从他自己的意志，卢梭设计了一套双重监督系统。在这套系统里，仅凭上级考察不作数，一个官员的前程还取决于老百姓的选票。无论西方世界还是我们这儿，这套系统都在使着，尽管使用效果各有差别，但像征地不给钱这样的荒唐事儿毕竟不多了。可是您得明白，陆子遹活在南宋，拉他进双重监督系统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