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繼青先生走了，時在正午，節分小寒。
其實我與張先生隻見過兩面。
在2018年春末，我接到人民網的邀請，負責執導一組名為《聽見中國》的系列紀錄片中關于昆曲的一集。我組建了一個人數不多的團隊，在仲夏奔赴南京。那次拍攝，時間将近兩個月，主人公是張繼青的弟子單雯。拍攝過程中我們對張先生做了一次訪談，後來在“紫金文化藝術節”上拍攝了張先生與單雯合作的《牡丹亭》中最脍炙人口的“皂羅袍”一曲，那是張先生最後一次登台。
昆曲大師張繼青（1939.1-2022.1）在《牡丹亭》中飾杜麗娘。
故園無此聲
登台前，我陪着張先生一起去吃江蘇大劇院的演員餐，張先生還指點我唱“宕三眼”的用氣方法。她是那麼的親切，用單雯的話講，就像是一個鄰家的老奶奶。可當她穿上自己帶來的一件在旁人看來非常普通的對開襟紅毛衣，戴上兩個海螺狀的金質耳環，化上一點淡妝，從舞台後帶着那個慈祥的微笑、緩緩走出的時候，我們團隊中之前從未接觸過戲曲的人都驚呼，那真是光芒萬丈。本雅明的“光暈”，誠非虛言。單雯是彩扮，而張先生是清唱，可我卻覺得那一刻，神性降臨在張先生身上，“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舉手投足，是最後一瞬的煙花，是漫天飛舞零落的山櫻。這就是杜麗娘。
2018年，張繼青（左）與弟子單雯登台表演，這是她最後一次站上舞台。
兩次拍攝的接送，我都在車裡，車的旅途連接配接起張先生在紫金大戲院旁、小火瓦巷中略顯局促的住宅，古樸幽深也漸次蕪落的江甯府學，和恢弘壯麗睥睨長江的江蘇大劇院，從白下到建邺，從秦淮河到揚子江。這三個地理空間，同時也是時間的錨點，到底哪一個更加厚重、更加長久呢？滾滾東流的巨川，逝者如斯！
南京城市天際線、秦淮河與明城牆。
我時常以為，昆團與屬地的氣質有相輔相成的趨向性。南京遠離上海的喧嚣沸反，遠離北京的金阙朝天，不争不搶，獨自芳華。我曾經對一位南京的友人說，南京是放大了的秦淮，她深以為然。秦淮的波光槳影，鐘山的鳥鳴花落，一則是于過客的來去中的冷眼，和冷眼下的仍蓬勃跳動的熱烈的心髒；一則是亘古不易的天地八荒間栖息的自己，和自己神接的空谷中履疊的厚重的時間。看淡而不冷漠，迷醉卻有堅守。這種環境，适于滋養純淨厚樸的藝術。
我與張先生談戲、談人、談昆曲的狀況，我的情緒較之張先生更加激動，張先生總是那麼平和，用一種淡淡的微笑回應着。但我永遠無法忘記當張先生進入久違的江甯府學，也就是江蘇省昆劇院駐地的時候，當西廂房的機器還在調試，屋内的溫度因為燈光而逐漸上升，她走出屋外，長久地注視着府學中那片翠綠的草坪時，眼中噙淚的畫面。我知道，她與我的感情是一樣的，隻是她無法言說。
上世紀府學院落中此起彼伏的吊嗓聲浪，兩邊廂房中不住的練功腳步，都已化作草坪上青翠的露水，東南角的幾壟菜畦，歪脖石榴樹上晾曬的布服。南京，相比于上海、北京，已經夠慢的了，但仍是匆匆。體悟和成長都需要時間，而時間卻像沙漠中的海綿，水分幾無。張先生曾對我說，她們當年的演出有很長的間隔期，是以也可以充分總結，不斷提高。而現在的青年演員們都很忙，社會活動多、演出多。上級交辦、市場需求，奔忙的縫隙是留給他們積澱、學習的餘裕，雖然他們都努力、盡心，但餘裕畢竟極少。雖然同在一城，相隔不過數裡，彼此間見面的次數還是有限的，更不用說那些不在一城的青年演員了。也許張先生的晚年更像一個等待的人，而等來的是少數。多少老藝術家也是如此呢？
得知張先生去世的消息，于我真是晴天霹靂一樣。我不是一個追星的人，與張先生也隻見過數次，為何會有這麼濃烈的情感？以至于當天一旦獨處，便淚流滿面？隔日清晨的夢醒時分，朦胧的意識中想到張先生的逝世，還是止不住地潸然。這到底是為什麼？我想，這種悲痛不完全指向張先生一人。
江蘇省昆劇院，原江甯府學故址。
常懷千歲憂
張先生以“三夢”（《牡丹亭·驚夢·尋夢》和《爛柯山·癡夢》）著名，是以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找她指導，“校園版”《牡丹亭》找她指導，蘇州沈國芳的“傳承版”《牡丹亭》找她指導，可是她幾十年的演出生涯，并不隻有《牡丹亭》啊。她不止一次地說過，想把身上的正旦戲傳給青年一代，不知道她的願望後來實作了沒有？
張繼青在《爛柯山》中飾崔氏。
中國有八大昆團，誇張一點講，現在已經快隻剩下八個版本的《牡丹亭》了。用俞平伯的話說，這到底是複興，還是“绲亂”？俞振飛曾多次提到，過去蘇州全福班老藝人，号稱能演800出折子戲，也不到存世1700多種劇本的一半；到“傳字輩”仙霓社能演400多出，僅占存世劇本的四分之一；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台上能見到的整理改編的整本戲僅僅《十五貫》《長生殿》《牆頭馬上》《牡丹亭》《西園記》《西廂記》幾種。不少人都說，中國的昆劇傳承乃是“代際減半”，怎不令人痛心！
我曾經問過一些昆劇演員能演多少個折子，其數目大約都是十幾，不會超過二十，而傳統折子的數目還要更少。能達到這個水準的恐怕已經是現在昆劇演員中的佼佼者了。況且大家學的戲、演的戲太相同了。錢投了，人多了，戲卻越傳越少。一半的原因，與市場的上座率有關。《牡丹亭》《玉簪記》知名度高、上座率高，自然演的多、學的多。而從今天普遍實行的“項目制”中，人們能找到另外一半的原因。兩條并行的軌道，其本應互補，而非合流于同一個工具理性的邏輯，隻不過一則來自市場，一則來自科層。
數百年的傳統其實就累積在這“生年不滿百”的人身上。而人用海德格爾的話說，是終有一死者。也許這樣說會非常殘忍，但張先生的去世最讓我們感到痛心的，恐怕是拉開了那群我們自以為還能永遠看下去、永遠等着我們去拜訪請益的老藝術家們漸次凋零的序幕。畢竟幾天前，上海的老藝術家們還一唱三歎、異彩紛呈。而張先生在舞台上，尤其是在前些年“大師版”《牡丹亭》中的表演狀态，絕對是那一代老藝術家中最好的一個。我們必須要從慢悠悠的享受中驚醒，時不我待了。我們承受不起整整一代的零落，尤其是這一代的零落。
1921年，張紫東、貝晉眉、徐鏡清等人成立了昆劇史上的第一所學校“蘇州昆劇傳習所”，圖為昆劇“傳”字輩藝人合影。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以，張先生逝世後，很多曲友在悲痛之餘都提出要趕緊發起搶救性的記錄工作，并強調要依靠民間的力量。自己聯系、自己拍攝、共享留存。各地的昆曲社團，高校的團學組織，都可以并且應當有所行動。也許今天的我們無法像張紫東、貝晉眉、徐鏡清諸先生一樣，借民間之力重新系統培養一批新的“傳字輩”，但我們可以為老藝術家留聲留影，不對标制作精良的視訊節目，而提倡略微粗糙的說戲、演戲錄像。現在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不是錦上添花。其實，各地的電視台，尤其是市、縣兩級的廣電系統本也應當參與到這種搶救工作當中，與其制作一些毫無意義的娛樂節目，不如利用技術優勢群組織能力為中國的未來紮紮實實做一些貢獻。
不要等待，不要遲疑，隻是為了不要悔恨。
張先生的一生是與昆劇緊密相關的。老一輩的藝術家們，其事業也就是生活，也就是全部的人生。與我們今天相比，她們把自己看得很小，而把事業看得很大，而對待生活和事業便隻有“認真”二字。自己決斷自己退出舞台的時間，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又是秉持着一股怎樣的對觀衆負責、對藝術負責的态度。這種認真和對待藝術的謹嚴，是張先生留給我們的精神力量。我們隻有接過這份認真，保護好這門藝術，不要讓這門藝術的豐富和幽微随之而去，才是對張先生最好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