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輩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樣需要英雄情懷。”沈陽便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城市，擁有着波瀾壯闊的英雄曆史和獨屬的英雄精神譜系。為了深入挖掘城市的英雄曆史，講述城市的英雄故事、弘揚城市的英雄精神，讓崇尚英雄、尊重英雄、争當英雄成為全市人民的價值共識與文化自覺，進一步凝心聚力推動振興發展，本報自今日起設立“弘揚英雄精神，傳承紅色基因”專欄，陸續推出系列理論文章。
一座有英雄魂的城市
——以三大精神譜系為主線解析沈陽“英雄血脈”
伏桂明
沈陽人民歡送奔赴抗美援朝戰場的青年
沈陽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英雄的曆史，使沈陽成為英雄的城市。
沈陽近百年曆史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發生過許多足以影響曆史走向的事件，成為一座中國近現代曆史重要節點城市。在沈陽，中國抗戰第一槍打響、又以最後一批日本戰犯審判為這場戰争畫上句号；在沈陽秀水河，一場殲滅戰拉開了東北解放的序幕、又在沈陽城落下遼沈戰役的帷幕；在沈陽，幾乎所有的工廠企業都為支援抗美援朝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要人出人、要物出物、要錢出錢；在沈陽，不知有多少廠礦的勞工或撇家舍業或拖家帶口，義無反顧地遠離家鄉支援國家三線建設；改革開放，沈陽人民經曆過陣痛，卻以無數敢為人先、銳意進取的嘗試，為國家開辟出一條條改革發展之路……
沈陽，這個不斷創造曆史的城市從來不缺乏英雄的精神譜系，雷鋒精神、羅陽精神、改革開放精神、創業精神、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長征精神，等等，甚至看似與沈陽無關的絲路精神，其實也并不遙遠，因為沈陽也是草原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然而，在這些英雄的精神及其創造的英雄曆史中，有三種精神譜系與沈陽更為血肉相連：抗戰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勞模精神。它們既有着獨立的屬性又互為影響、傳承，幾乎串聯起了沈陽近百年的英雄曆史，并且在1950年代這個特殊曆史時期實作了不同程度的“合流”。
第一部分
沈陽擁有中國抗戰“第一群像符号”
十四年的抗争家國起死回生，十四年的峥嵘沈陽塵埃落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争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序幕。”從中國抗戰14年角度來講，沈陽抗戰曆史具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的飽和度與完整性。
從1931年9月18日抗争起始到1945年9月6日沈陽光複，再到1956年審判最後一批日本戰犯，沈陽便是這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争的縮影版。尤其是對于中國抗戰前六年，以沈陽為代表的東北抗戰是中國抗戰的“主單元”。無數英雄來到這裡，留下浴血奮戰的身影；也有無數英雄離開這裡，成為影響曆史的關鍵力量。由于滿洲省委早期駐地是沈陽，作為黨團方面的重要上司，核心的活動地點也在沈陽。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等後來的東北抗聯英烈在沈陽留下了他們在東北地區的第一行戰鬥的腳印。奉天第一監獄曾關押過任國桢、陳為人、吳麗石、劉少奇、孟堅、楊靖宇、趙尚志、饒漱石、林仲丹等著名中國共産黨人。
沈陽這個中國抗戰的起點，是由中國抗戰“第一群像符号”構成的。
符号1
以王鐵漢為代表的部分東北軍愛國官兵
打響中國抗戰第一槍
“九一八”之夜，在北大營突圍戰中，東北軍620團團長王鐵漢率領官兵違抗“不抵抗”軍令，打響了中國14年抗戰第一槍。此後衆多義勇救國的隊伍中也并不缺少愛國軍人身影，如耿繼周：曾是東北軍湯玉麟所部營長，不滿“不抵抗”政策憤而辭職，潛回新民扛起東北群眾抗日義勇軍第四路軍大旗。
符号2
以黃顯聲為代表的沈陽愛國警察
打響中國地方治安力量抗戰第一槍
“九一八”之夜，遼甯省警務處長兼沈陽市警察局長黃顯聲率沈陽縣警察局、三經路警察署、商埠公安三分局、南市場警察大隊及公安分隊2000多人與日巷戰。黃顯聲等西撤錦州後，沈陽縣警察局局長兼公安大隊長張鳳岐潛回沈陽，于1932年5月初召集部下密商刺殺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後被日僞當局察覺，張鳳岐及其部屬楊春元、耿光漢、程雲橋、陳範、洪德彰（被稱為“抗日六志士”）被捕，先後遇害。
符号3
中國抗戰“第一宣言”
從沈陽發出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發表《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簡稱“919宣言”），号召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沈陽地區義勇軍最早受到中國共産黨的影響，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了中國共産黨的上司。
符号4
沈陽是中國第一支群眾抗日義勇軍的
誕生地
1931年9月27日，即九一八事變後第9天，綠林首領高鵬振在沈陽新民姚堡鄉沙嶺崗子樹起“鎮北軍”大旗（同年10月10日改名為“東北國民救國軍”）。此後，沈陽的義勇軍很快遍及了郊區和各縣，其成分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農民、手工業者、鄉紳、地主和民團武裝，原東北軍及警察隊伍的成員、綠林武裝、知識分子等。在當時中共滿洲省委直接上司下，李兆麟、宋黎、趙一曼、劉瀾波等均在沈陽組織抗戰，也為以後中國共産黨上司的東北抗日聯軍武裝鬥争打下堅實的基礎。
符号5
沈陽“九君子”推動了近代弱國外交時代
第一次外交勝利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當時國民政府寄望于國際調停。1932年4月21日，以英國人李頓為團長的國聯調查團來到沈陽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大學教授劉仲明、畢天民、于光元、張查理、李寶實，銀行家鞏天民（中共早期黨員）、邵信普，社會活動家張韻泠，醫學家劉仲宜組成“愛國小組”（後被稱為沈陽“九君子”），冒着生命危險編纂《TRUTH》（中文名《真相》），通過國際友人向國聯調查團實名遞交了這份英文書寫的日軍侵華證據彙編。這套證據一一揭穿了侵華日軍的欺世謬論，被作為重要依據納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1933年2月，國聯大會審議《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裁定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的侵略行為，僞滿洲國是日本炮制的僞政權，推動國際社會對九一八事變和僞滿洲國首次定性。
符号6
東北流亡抗戰力量鑄造了
中國抗戰最廣泛的喚醒力量
九一八事變後，閻寶航、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盧廣績、杜重遠等流亡關内的愛國志士，在北平組織成立“東北群眾抗日救國會”，組織、支援東北群眾抗日義勇軍。東北流亡青少年學生及東北籍流亡作家，唱着“松花江上”“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為中國抗戰作了先鋒性實踐，喚醒民心，共赴國難。屈辱的經曆堅定了他們抗戰的決心與行動，猶如一股鐵流，在全國播撒了抗日火種，激發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熱情，鑄就了一座移動的“山海關”，成為全民族抗戰最廣泛的喚醒力量。
……
這些“第一符号”值得我們珍惜。每個“第一符号”都代表了一個沈陽抗戰英雄群體，都是大文章，都是需要重點研究的曆史課題。它們相融相生、相輔相成，構成了沈陽的中國抗戰“第一群像符号”，也奠定了沈陽在中國抗戰起點地位。在中國抗戰前六年，以沈陽為中心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孕育了偉大的抗戰精神。在此期間，沈陽人民充分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甯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
1932年3月13日，義勇軍攻打沈陽城，從小東門入城、從大北門撤出。圖為沈陽群眾在歡迎義勇軍
第二部分
抗美援朝精神镌刻了沈陽的城市肌理
經曆了戰争的人們，更加懂得和平的寶貴。
對于這一點，飽受創傷的沈陽人民體會得最多、也體悟得最深。無論是在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期間還是在抗美援朝戰争期間，無論是已變成解放者的抵抗者還是已變成國家主人的受奴役者，實際上參與的主體基本是一代人，都吃盡了舊社會的苦、嘗到了新社會的甜。他們都成為了沈陽這座城市的主人。
除中國共産黨上司的解放者和一直留在本土的抵抗者外，我們發現當年那些流亡抗戰的志士、青少年學生回來了，成為城市的上司者、管理者，成為廠礦負責人、工程技術人員，成為醫生、教育工作者，成為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還有翻身當家做主的廣大沈陽勞工階級。他們經曆過抗戰的洗禮，比任何人都珍惜這朝氣蓬勃的新社會、新中國。當面對新社會、新生活再遭踐踏甚至失去的危局，他們毅然決然選擇了衆志成城、共赴國難、共克時艱。是以，為了支援全中國解放、為了支援抗美援朝，沈陽人民使出“洪荒之力”。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間，沈陽人民表現得更為突出、更為急迫，甚至沈陽的“工業之骨”與“城市之魂”也由此初步奠定。
窺一斑而見全豹。無論是抗戰精神還是抗美援朝精神，都把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抗戰精神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抗美援朝精神是“始終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與抗戰精神是有着傳承的。
對于沈陽來說，抗美援朝精神有着特殊的現實意義。從1950年開始，沈陽便被打上了“抗美援朝烙印”，且這烙印越來越深。直到今天，這場立國之戰還深刻影響着沈陽、塑造着沈陽，不斷地镌刻着城市的肌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深深植根于沈陽人的心田并化作了無堅不摧的巨大力量。
抗美援朝，締造了“獨一無二”的沈陽
在這場戰争期間，沈陽是“前線的後方”“後方的前線”，是後勤保障最重要的樞紐。沈陽市委、市政府帶領全市人民立即行動，積極恢複生産，舉全市之力支援前線并提出“後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廣大的鐵路職工、汽車司機、醫務工作者和大批農民紛紛組成運輸隊、醫療隊、擔架隊志願開赴北韓前線，擔任各種戰勤工作。據統計，沈陽有近4萬滿載人員和物資的車皮在沈陽編組、中轉開赴北韓；7400多名熱血青年參軍，3000多名技術人員頂着敵機的狂轟濫炸修複橋梁、運送物資；全市有數萬人參加輸血隊；全市人民捐獻飛機大炮的價款能購買58架戰鬥機……
如1950年11月，沈陽橋梁廠組織15人小組赴北韓定州，完成搶修、清除機車、貨車，打通隧道；1951年3月21日，沈橋廠再組織一支以架子工、鉚工為主的126人的隊伍赴朝參加鐵路搶修工作。沈橋廠在北韓戰場上共犧牲了13人。
“工廠就是戰場，機器就是武器”。
沈陽人民在戰争中實作工業的新發展，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當時全市有20個産業系統、下屬254個工廠企業（其中私營企業52個）完成了增産節約計劃和緊急情況下的軍需任務。“一五”期間，沈陽工業建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範圍内形成了4個完整的工業區，完成建設項目近1500項，其中重點項目50多項，形成了以機床、電機電器制造工業和航空工業為核心的國家重工業基地，赢得了“共和國工業長子”美譽。當時的沈陽，被蘇聯專家譽為“中國八大城市之一，中國獨一無二的大工業城市”。
沈陽是弘揚抗美援朝精神的聖地
一座陵園留忠魂。
這座陵園便是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它是在抗美援朝戰争期間（1951年4月），由東北人民政府撥款、東北軍區政治部負責修建，同年8月完工。1951年12月10日，東北軍區将陵園正式移交沈陽市民政局管理。陵園中所安葬的烈士遺體，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底，從北韓戰場運送回來的。在2014年前，陵園内安葬了123位志願軍英烈，有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孫占元、楊連弟五大烈士，也有其他久負盛名的戰鬥英雄，比如倪祥明，是一級戰鬥英雄，他跟楊根思都是電影《英雄兒女》王成原型；齊進虎，是一級人民英雄，電影《渡江偵察記》中立下大功的木盆渡江的偵查員原型；孫生祿，是“一級戰鬥英雄”，入朝作戰期間擊落敵機6架、擊傷敵機1架；孟琎，在開國大典時駕駛飛機飛過天安門上空；趙吉祥，是解放戰争期間“鋼八連”的連長；張學智有“拼刺英雄”稱号，車元璐被稱為“鋼鐵勇士”，毛杏表是一級人民英雄，等等。還有團職以上的志願軍幹部，也都是在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抗美援朝期間身經百戰的功臣。
城市有這樣的陵園，是沈陽人民的驕傲；身邊守着這樣的忠魂，是沈陽人民的榮光。據不完全統計，70年來，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共接待參觀群衆超過千萬人。每逢清明，各機關、各學校、各企業組織黨員幹部、職工、學生到陵園祭拜烈士，已是習慣。
一場公祭為國家。
當鴨綠江南三千裡江山的硝煙還未消散時，沈陽人民就以最莊嚴隆重的方式迎接烈士回家。1953年2月24日20時20分，中國人民志願軍戰鬥英雄黃繼光、孫占元、邱少雲三位烈士的遺體運抵沈陽。
沈陽人民也和抗美援朝烈士結下了不解之緣。三位烈士的靈柩停放在和平區二緯路與三緯路之間的空場上（即現在的八一公園内），場内西側搭起一個很大的席棚子用來停放烈士靈柩。沈陽市人民政府成立了治喪委員會，舉行規模宏大、莊嚴隆重的公祭活動。1953年3月3日至5日，公祭大會曆時兩天半，參加公祭的共計145個機關、27000餘人。由東北軍區及沈陽市黨、政、軍負責同志焦若愚等親自執绋，他們身後是蜿蜒一公裡、擡着數百個花圈的送葬隊伍。靈柩由靈堂出發，經和平大街、五緯路、市府大路、市府廣場、惠工廣場……直到烈士陵園。數十萬市民冒着寒風，肅立大街兩旁，迎候、目送烈士英靈。送葬隊伍步行一個多小時，到達烈士陵園。三位烈士的墓地被安排在陵園東邊第一排，由東至西三位烈士的排序為：黃繼光、孫占元、邱少雲。焦若愚為三烈士墓碑揭幕。從某種意義講，這次公祭大會是沈陽代表國家對三位烈士的公祭。公祭的對象也不僅僅是三位烈士，還有千千萬萬為國捐軀的志願軍烈士。
從2014年3月28日開始到2021年9月，陵園又陸續迎回了825名在韓志願軍烈士遺骸。每一次烈士遺骸歸來的安葬儀式都非常隆重，宣讀祭文，伴着《思念曲》，由禮兵護送烈士棺椁。這同樣是以國家名義舉行的公祭活動。陵園裡還有一面镌刻着174407個烈士名字，高3米、長達130多米、由黑金沙花崗岩構成的烈士英名牆，前面從來不缺少敬獻的鮮花。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成為國家一個重要的烈士紀念場所，志願軍情結已成為沈陽這座英雄城市的底色。
年複一年，日複一日，沈陽人民與志願軍烈士們之間進行着心貼心的交流與對話。每逢清明節、抗美援朝紀念日或者烈士紀念日，越來越多的抗美援朝烈士親屬從全國各地來到沈陽。沈陽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視作紀念抗美援朝英烈、弘揚抗美援朝精神的聖地。
沈陽人民為抗議美國細菌戰遊行示威
第三部分
勞模精神是沈陽循環流淌的血液
自1948年沈陽解放以來，有一種精神便在沈陽萌芽、形成并越來越根深蒂固，它是勞模精神。沈陽是中國共産黨最早接管的大工業城市，也是全國率先開展起獎勵和宣傳勞動模範活動的地區。1949年10月5日至11日，沈陽市召開第一屆職工代表大會，獎勵了趙國有、馬恒昌、朱滿堂等16名在複工生産、創新紀錄、護廠等方面的勞動模範。這批勞動模範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地方表彰的第一批勞動模範，載入了中國工運發展史冊。
如果說在迅速恢複生産、支援全國解放中，沈陽勞模精神萌芽并茁壯成長，那麼，在抗美援朝戰争期間，勞模精神則完成了基本的塑造，其典型特征為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卓越的勞動創造、忘我的拼搏奉獻。以勞動模範為代表的沈陽人民始終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鬥的國際主義精神。抗美援朝戰争期間，勞模精神與抗美援朝精神基本合二為一了。
1951年1月，為了支援抗美援朝推動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馬恒昌小組”向全國職工提出挑戰。他曾經這樣回應全國工友：“我是一個生長在東北的四十七歲的老車工。我嘗過僞滿洲國時代亡國奴的苦味，受盡了蔣介石的壓迫。是以，我一聽到美國又要武裝日本，便非常憤怒，我決心要把馬恒昌小組搞得更好，來回答美國侵略者。”
馬恒昌的這段話一語中的，很有代表性。
單獨說抗戰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勞模精神，均有各自屬性，但放置于抗美援朝戰争這個共同語境下，三者就像三條河流在這個點位實作了合流，彙成了“一條大河波浪寬”。對于沈陽勞工階級來說，以“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為代表的愛國生産運動便是他們的應戰方式。正是在這場廣泛的愛國生産運動中，越來越多的勞動模範、先進生産者如潮水般湧現出來，如新紀錄運動的創造者趙國有，全國勞動模範小組帶頭人馬恒昌，航空工業戰線上的攻關尖兵、中國第一代反坦克火箭彈專家馬德有，全國第一個模範工廠廠長高方啟，新中國第一位女火車司機田桂英，鑿岩機“技術大拿”徐連貴，“全國工業生産建設一面旗幟”王鳳恩，“毛主席的好勞工”尉鳳英等一批批全國勞動模範。
在此後各個曆史時期，沈陽勞模精神逐漸成熟、漸成體系、愈發厚重，成為城市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為“沈陽擔當”“長子情懷”的支撐力量。進入上世紀60年代，面對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撤走專家的嚴峻考驗，吳家柱、林海豐、吳大有等勞動模範、先進生産者在沈陽率先發起廠際經驗交流和群衆性技術協作活動，全國第一個地方性職工技協組織也在沈陽成立并迅速擴充到全省、全國大部分地區，載入中國工運發展史冊。在支援“三線”建設程序中，好人好馬上三線，沈陽将工業實力雄厚企業中的優秀幹部、技術骨幹和先進裝置陸續派遣出去，還有的工廠、工廠中的房間被整體遷走。如：以沈陽的國營112廠(現航空工業沈飛)、國營410廠(現中航工業沈陽黎明)為主的全國16個省市35個航空工業企業采取對口搬遷、對口包建、對口支援三種形式，先後由老廠派出16795名上司幹部、技術人員和勞工及大量精良裝置、物資，奔赴邊遠山區，投入到大規模、轟轟烈烈的國家三線建設中。
改革開放以來，沈陽多數企業經曆了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實踐，一些敢為人先、影響全國的改革經驗在沈陽誕生。1979年，沈陽北行農貿市場成為全國第一個恢複交易的城市農貿市場；從1980年起，在全國率先進行科技成果商品化探索；1982年，東北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創立；1983年，東北最大批發市場——五愛市場建立；1984年廠長負責制，開全國先河；1986年8月3日，沈陽市防爆器械廠宣告破産；1987年，在全國率先公開招聘大中型企業經營者（廠長）……這些由沈陽創造的敢為人先、銳意進取案例，再加上新中國成立以來沈陽創造的數以百計的“全國第一”，這些都是以各級勞模、先進生産者為代表的沈陽人民創造的奇迹。
新中國成立以來，沈陽共産生市級以上勞動模範近3萬人（次）。來自沈陽各行各業的勞模們實力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贊歌，生動诠釋了沈陽人民具有的創造精神、奮鬥精神、團結精神、夢想精神，默默擔負起“共和國工業長子”濃得化不開的使命擔當，充分彰顯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激勵沈陽人民繼往開來、攻堅克難、奮勇前進的不竭動力。
抗戰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勞模精神，三大以國家為信念的英雄精神譜系已經深植于沈陽的城市肌體中和沈陽人民的心中。它們凝聚的是無數沈陽城市英雄的豐碑，濃縮的是沈陽這座英雄城市的集體記憶、情感共振與精神支撐，為沈陽這座英雄城市注入了“英雄魂”。
今天，沈陽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更需要這樣的“英雄魂”。
（來源：沈陽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