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曆來重視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要“知彼”，就要研究敵軍，熟悉敵軍，了解敵軍的曆史與現狀，掌握敵軍的特長與缺陷，洞察敵軍的部署與動向。華東野戰軍在這方面的建樹，是值得一書的。除了上文提到的通過戰俘研究敵軍，上級與友鄰通報敵軍情況，以及戰場當面偵察敵情等手段外，打入敵軍内部擷取戰略情報，是達到，“知彼”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之一。
由我們政治部直接掌握的戰略情報組織，叫華野聯絡部外線工作組，也叫華東野戰軍徐州辦事處。由聯絡部組織科副科長邵曉平同志兼辦事處主任，成員有李彬人、姜子翌等同志。他們根據中共中央關于“長期埋伏，結交朋友（可以而且必須個别謹慎地發展黨員），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敵軍内線工作方針，以“積極為戰争服務”為目的，以徐州國民黨軍剿總司令部為主要工作對象，在敵軍内外建立了戰略情報網絡。分别在國民黨軍徐州剿總司令部第一處（軍務處）；國民黨軍聯勤部在徐州的十八區電台；徐州剿總司令部警衛團阻擊連；津浦鐵路徐州火車站；國民黨徐州陸軍總醫院；徐州萬字會國小等多處開展了地下情報工作。其中有打進去的中共黨員掌管國民黨軍的核心機密，有的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有的與中國民主同盟徐州分部建立了反蔣同盟。并分别配置地下交通聯絡員，分别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搜集、彙總和傳遞敵軍戰略情報，做了大量的很有成效的工作。
我們華東野戰軍戰區正面敵軍的最高指揮機構，是三易其名的徐州國民黨軍戰區總部：先是叫“徐州綏靖公署”；薛嶽撤職後，顧祝同坐鎮徐州，改名為“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後來又改稱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
為了擷取敵軍戰略情報，我們派遣中共黨員錢樹岩同志打入徐州敵軍總部達3 年之久。他的工作十分出色，左右逢源，機動靈活，既博得“上司”信賴，又圓滿完成了情報搜集任務，始終沒有暴露。他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第一處少尉司書，經辦指令下達、來往快郵代電、人馬實力統計、部隊部署調動等機要檔案，是非常理想、十分難得的情報來源。通過他的巧妙工作，又通過地下交通員朱伯平、王兆軒、袁潔如（侯五嫂）等和臨近徐州的我第10 縱隊電台的傳播，各種敵軍重要戰略情報源源送到我們華野前委。重要的敵情資料，及時上報中央軍委，并抄送友鄰部隊首長。比如顧祝同制訂的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東至黃海、西臨潼關的徐州戰區兵力部署，包括徐州司令部和鄭州指揮所70 多個整編師的番号、主官姓名與實力統計等核心機密，敵軍正在實施之中，就為我們所獲。待其部署完畢，我們的對策決心早已下達，甚至有的尚未部署完畢，我們的軍事鐵錘就已砸向敵軍頭上。華野首長的指揮自如，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情報的及時與準确。
我們在徐州郊區建立的地下黨組織“中共徐州第二工作委員會”，在書記李凱同志上司下積極開展情報工作，也很有成效。他們與中國民主同盟徐州分部的江濤聲、莫少彰、鄒鋒等人組成反蔣聯合陣線，以江濤聲任院長的國民黨徐州陸軍總醫院等多處為據點，通過來醫院視察、慰問的敵軍将領、黨政官僚、社會名流和住院的傷病員等，了解敵軍的内部關系、指揮官的變動與特點、新老兵的比例、部隊士氣、後勤保障等情報，為華野前委分析形勢，判斷敵情和下定殲敵決心，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參考資料。
敵軍戰略情報真，我軍耳聰目又明。在解放戰争國共兩軍的激烈對抗中，許多生動傳神的戰争奇觀都與戰略情報的及時準确提供有關。比如，1947 年秋冬，當我劉鄧、陳粟和陳謝三路大軍以建立和鞏固大别山根據地為主要任務時，國民黨蔣介石急忙從山東等地回調重兵，妄圖與我在中原決戰。由于我們的情報及時準确，洞察敵軍的一舉一動，明白其戰略意圖，華野首長偏不與其決戰，而是利用敵軍急于求戰的心理，用部分兵力牽着敵軍鼻子保持一定距離與接觸，我們在前面運動，他們在後面緊追。前面是我華野外線兵團，後面是尋我決戰的新5 軍等王牌敵軍，其後跟着國民黨的還鄉團。還鄉團不敢停留，他們又被我們地方武裝和民兵所驅趕。這樣，一圈又一圈地由我軍一部牽着敵軍走，形成豫皖蘇地區敵我兩軍“武裝演習”大遊行，而我軍的大部隊卻分散在豫西和冀魯豫等地休整，養精蓄銳，當敵軍被我牽着東奔西竄，疲憊不堪時，我華野外線兵團各縱隊時分時合，破襲鐵路，攻城略地，逐漸消耗敵軍，奪取敵軍糧彈裝備自己，最後于1948 年春發動洛陽戰役，殲敵約2 萬人，随後又在豫東戰役中殲敵9 萬餘人，給中原之敵以重創，為後來的濟南戰役與淮海決戰，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