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历来重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知彼”，就要研究敌军，熟悉敌军，了解敌军的历史与现状，掌握敌军的特长与缺陷，洞察敌军的部署与动向。华东野战军在这方面的建树，是值得一书的。除了上文提到的通过战俘研究敌军，上级与友邻通报敌军情况，以及战场当面侦察敌情等手段外，打入敌军内部获取战略情报，是达到，“知彼”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之一。
由我们政治部直接掌握的战略情报组织，叫华野联络部外线工作组，也叫华东野战军徐州办事处。由联络部组织科副科长邵晓平同志兼办事处主任，成员有李彬人、姜子翌等同志。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埋伏，结交朋友（可以而且必须个别谨慎地发展党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敌军内线工作方针，以“积极为战争服务”为目的，以徐州国民党军剿总司令部为主要工作对象，在敌军内外建立了战略情报网络。分别在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部第一处（军务处）；国民党军联勤部在徐州的十八区电台；徐州剿总司令部警卫团阻击连；津浦铁路徐州火车站；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医院；徐州万字会小学等多处开展了地下情报工作。其中有打进去的中共党员掌管国民党军的核心机密，有的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有的与中国民主同盟徐州分部建立了反蒋同盟。并分别配置地下交通联络员，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搜集、汇总和传递敌军战略情报，做了大量的很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华东野战军战区正面敌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是三易其名的徐州国民党军战区总部：先是叫“徐州绥靖公署”；薛岳撤职后，顾祝同坐镇徐州，改名为“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后来又改称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
为了获取敌军战略情报，我们派遣中共党员钱树岩同志打入徐州敌军总部达3 年之久。他的工作十分出色，左右逢源，机动灵活，既博得“上司”信赖，又圆满完成了情报搜集任务，始终没有暴露。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处少尉司书，经办命令下达、来往快邮代电、人马实力统计、部队部署调动等机要文件，是非常理想、十分难得的情报来源。通过他的巧妙工作，又通过地下交通员朱伯平、王兆轩、袁洁如（侯五嫂）等和临近徐州的我第10 纵队电台的传播，各种敌军重要战略情报源源送到我们华野前委。重要的敌情资料，及时上报中央军委，并抄送友邻部队首长。比如顾祝同制订的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东至黄海、西临潼关的徐州战区兵力部署，包括徐州司令部和郑州指挥所70 多个整编师的番号、主官姓名与实力统计等核心机密，敌军正在实施之中，就为我们所获。待其部署完毕，我们的对策决心早已下达，甚至有的尚未部署完毕，我们的军事铁锤就已砸向敌军头上。华野首长的指挥自如，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情报的及时与准确。
我们在徐州郊区建立的地下党组织“中共徐州第二工作委员会”，在书记李凯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情报工作，也很有成效。他们与中国民主同盟徐州分部的江涛声、莫少彰、邹锋等人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江涛声任院长的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医院等多处为据点，通过来医院视察、慰问的敌军将领、党政官僚、社会名流和住院的伤病员等，了解敌军的内部关系、指挥官的变动与特点、新老兵的比例、部队士气、后勤保障等情报，为华野前委分析形势，判断敌情和下定歼敌决心，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考资料。
敌军战略情报真，我军耳聪目又明。在解放战争国共两军的激烈对抗中，许多生动传神的战争奇观都与战略情报的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比如，1947 年秋冬，当我刘邓、陈粟和陈谢三路大军以建立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为主要任务时，国民党蒋介石急忙从山东等地回调重兵，妄图与我在中原决战。由于我们的情报及时准确，洞察敌军的一举一动，明白其战略意图，华野首长偏不与其决战，而是利用敌军急于求战的心理，用部分兵力牵着敌军鼻子保持一定距离与接触，我们在前面运动，他们在后面紧追。前面是我华野外线兵团，后面是寻我决战的新5 军等王牌敌军，其后跟着国民党的还乡团。还乡团不敢停留，他们又被我们地方武装和民兵所驱赶。这样，一圈又一圈地由我军一部牵着敌军走，形成豫皖苏地区敌我两军“武装演习”大游行，而我军的大部队却分散在豫西和冀鲁豫等地休整，养精蓄锐，当敌军被我牵着东奔西窜，疲惫不堪时，我华野外线兵团各纵队时分时合，破袭铁路，攻城略地，逐步消耗敌军，夺取敌军粮弹装备自己，最后于1948 年春发动洛阳战役，歼敌约2 万人，随后又在豫东战役中歼敌9 万余人，给中原之敌以重创，为后来的济南战役与淮海决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