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
———《韓非子》
縱橫家是戰國時代的一群特殊群體，他們作為擅長的是邦交斡旋，所謂三寸不爛之舌可敵百萬雄師。據說其傳于鬼谷子，在邦交政治方面有着獨特的行為特點，而我們縱覽整個戰國時代的曆史也可以發現，縱橫家的舞台和市場都是很大的，一般攪動風雲的人都出自于縱橫一派。
比如說提出了合縱的蘇秦、提出了連橫的張儀、提出了遠交近攻的範雎，或者《鄒忌諷齊王納谏》裡鄒忌，這些人都屬于縱橫家一派。
而整個戰國時代的邦交關系也基本上圍繞着縱橫家所提出的政策進行演變，是同盟還是互相攻伐幾乎都依賴于此。
但是縱橫家的發展快，衰弱也快，在戰國之後，大一統王朝建立，縱橫家也就失去了發展的舞台，在曆朝曆代都有餘音，但是很少有大的作為，那麼為什麼曾經不可一世的縱橫家在後世的曆史長河中漸漸的消失了呢？這大概與縱橫家的行為特點和對待政治的态度有關。
一、注重外力
縱橫家是一個非常主張外部環境的流派，并且非常誇大謀略的作用，這多少有些華而不實的意味。
也就是說，陰謀權術或者是邦交政策在縱橫家看來要比實際的内政發展更有作用，他們與法家大體是兩個對立面，形容縱橫家最貼切的詞語在于三寸不爛之舌可敵百萬雄師，立足的就是一個邦交謀略。
比如說張儀，張儀曾經憑借他的口才破壞了楚國與齊國的同盟，坑騙楚國數座城池，甚至在此之後，張儀還如同無事人一般繼續出使楚國，就是憑借着過人的口才迷惑了楚懷王，讓楚懷王不僅沒有向他發洩怒火，反而聽從他的建議，孤身一人進入秦國，最終被秦國扣押，無奈之下，客死異鄉。
由此可見，縱橫家對于外部謀略有多麼注重。再比如說蔺相如，我們在史料的記載中可以看到，蔺相如在完璧歸趙和渑池之會兩起邦交事件當中，要麼是通過遊說的方式，要麼是通過以死相逼的方式來逼迫秦王放棄對趙國的觊觎。
他們不像法家，法家注重的是内部的改革，是國家體系的完備，像是商鞅、李悝等人，他們都有着具體的治國措施和理念，都在不同的方面進行了改革，對于國家内政的貢獻是非常大，但是縱橫家卻是一個主張外力的學派，這也就讓縱橫家的發展道路變得相對比較窄。
而且他們對于邦交謀略的過分崇尚，導緻這個學派是以實際的政治主張為出發點的。
二、隻考慮實際政治需求
縱橫家是一個以切實謀取利益為目标的學派，他們并沒有長遠的規劃，不像變法改革那般，就算是見效再快的變法也是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進行輔佐的，但是縱橫家卻不同，他們以這個國家實際的政治需求為标準來策劃具體的遊說措施和謀略。
比如說範雎所提出的遠交近攻。在其遊說秦昭襄王的時候就曾經說過，不如與距離較遠的國家交好，對距離較近的國家進攻，如此，得一寸土地就是秦國的一寸，得一尺就是秦國的一尺。
由此來看，他對實際利益的謀求是非常之深的。也就是說，國家需要什麼縱橫家就會規劃什麼，但是這樣的謀求并不一定與國家的成員利益相輔相成，比如說南韓的申不害，雖然申不害是法家人士，但是部分曆史學家在研究的過程中都會認為其擁有一點縱橫家的性質。
因為他的變法就不具備着長遠的目光，而是以君主的實際需求為準的，這讓申不害在為南韓制定法令的時候過分的考慮韓昭侯的思想，這也就讓法令完全變成了君主的附屬品。
可是隻考慮君主的喜好，考慮君主的需求，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國家發展的真正需求，這也是申不害于商鞅最大的差別。
商鞅完全是建立在國家的需求之上的，是以後來才會觸怒貴族，才會招緻殺身之禍。當然，如果縱橫家能夠與君主的觀念相一緻，也可能會有驚人的效果，比如張儀與秦惠文王的配合，範雎與秦昭襄王的配合，都是堪稱頂級的。
但這也會造成一個緻命的缺陷，那就是有利害紛争才有縱橫家的市場。
三、有紛争才有生存
我們從上述的學派性質來看，縱橫家是以一個國家切實的政治需求為目标出發，然後在各大勢力之間進行穿梭，通過對政治需求的達成來對對手進行迷惑，或者是對自己的國家進行利益收割，這就是縱橫學派對于謀略的展現。
但問題在于，這樣的形式最好的生存環境就是在各大勢力互相角逐的時候，如此才有進行謀略的基礎條件，才有穿梭于各國不斷更改利害關系而帶來的收益，這也是為什麼縱橫家在戰國時代非常盛行的原因。
因為戰國時代是七大諸侯國共同角逐的戰場，無論是戰争也好，還是邦交也好，牽扯的利害關系都是巨大，這就給謀略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場所，也讓縱橫家有了牽動局勢和時代格局的舞台。
但是在大一統的王朝建立之後，整個中原地區隻有一個統一的王朝或者國家，這讓縱橫家的謀略很難試用，無法在各大勢力當中進行遊走，也就無法展現出謀略的價值，無法通過口才或者是權術進行利益擷取，也就失去了君主對他們的興趣，如此一來，自然會有發展上的不穩定。
甚至，不僅是在大一統王朝建立之後縱橫家會失去市場，在利害關系并不錯綜複雜的年代，縱橫家也很少有市場。
比如說秦朝末年，在秦朝滅亡之後，劉邦和項羽的分就非常的激烈，而劉邦麾下的韓信則是邦奇出奇制勝的一個關鍵，韓信的軍事才能也是得到了衆人的認同的，再加上劉邦曾經隻是一個市井混混，這就讓某些縱橫家看到了市場。
曾經就有一個名為蒯通的人去遊說過韓信，差一點就讓楚漢相争變成三國演義，但是蒯通最終并沒能成功，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天下紛争其實并不混亂，雖然激烈但卻不複雜。
以劉邦為首的勢力和以項羽為首的勢力是天下人在潛意識當中的君王選擇，當此之時，如果韓信真的反叛，他不一定能夠獲得天下人的承認，甚至也不一定能夠獲得成功。
是以縱橫家其實隻有在利害紛争相當複雜的年代才會有一席之地，而真正符合條件的或許隻有春秋戰國。
因為那時不僅有複雜的利害關系，國家也沒有完全成型，大家是天下共主之下的絕對勢力，與後來三國或者是五代十國的時代性質還不相同，是以縱橫家在後世很少有發揮的空間。
小結：
是以，我們綜合上述的叙述可以發現，縱橫家之是以在後世為能繼續發光發熱與他們本身的學派性質是有很大關聯的，以實際的政治需求出發，同時又相當注重外力，這讓他們隻能夠在利害紛争比較複雜的年代裡才有存在的條件，也才能通過達成不同的政治需求來獲得賞識。
可是随着時代的發展，天下一統，統一王朝之下的國家紛争成為曆史，縱橫家也就随之成為了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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