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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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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術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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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
馬援丨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原載于《探索與争鳴》2021年第5期
非經注明，文中圖檔均來自網絡
“城市風物”是打開一座城市曆史文化意義的标簽，它刻錄着一座城市遠古今朝的發展過程。城市風物是活在當下的曆史，是時空疊加的沉積﹔它不是孤立的、無結構和無序的，而是被一串串關聯的空間隐喻符号以曆史的、文化的、語言的或是藝術的方式互相交織而凝結在一起。某種程度上，從風物層面叙述城市，實作了多層次、立體化複原城市的真實風貌。在這一語境之下，城市符号的意義系統更可能被充分地打開。
注入風物的城市叙事改變了單一次元的城市形态學意義上的描述，将有内容的、具體的和材料豐富的風物繪制到城市構形的叙事中。“城市”與“風物”的接連，在于突破僅從空間秩序次元了解城市的方式，力圖展現埋藏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曆史文化印記，顯現城市跨時空的發展脈絡；在于展現城市的人文情懷，關注注入生活事件的城市文化，将醞釀着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的風物作為城市文化叙事的着眼點，使得關于城市的美的觀念更加具體而有生活氣息。因而在此意義上，具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能夠充分展現城市發展的活力，能夠更清晰地解析包孕在曆史長河中的城市文明，并進一步關涉城市可持續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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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
馬援丨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原載于《探索與争鳴》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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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風物”是打開一座城市曆史文化意義的标簽，它刻錄着一座城市遠古今朝的發展過程。城市風物是活在當下的曆史，是時空疊加的沉積﹔它不是孤立的、無結構和無序的，而是被一串串關聯的空間隐喻符号以曆史的、文化的、語言的或是藝術的方式互相交織而凝結在一起。某種程度上，從風物層面叙述城市，實作了多層次、立體化複原城市的真實風貌。在這一語境之下，城市符号的意義系統更可能被充分地打開。
注入風物的城市叙事改變了單一次元的城市形态學意義上的描述，将有内容的、具體的和材料豐富的風物繪制到城市構形的叙事中。“城市”與“風物”的接連，在于突破僅從空間秩序次元了解城市的方式，力圖展現埋藏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曆史文化印記，顯現城市跨時空的發展脈絡；在于展現城市的人文情懷，關注注入生活事件的城市文化，将醞釀着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的風物作為城市文化叙事的着眼點，使得關于城市的美的觀念更加具體而有生活氣息。因而在此意義上，具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能夠充分展現城市發展的活力，能夠更清晰地解析包孕在曆史長河中的城市文明，并進一步關涉城市可持續的未來發展。
視角切入：符号隐喻
如何看待并建構“城市”與“風物”的接連，使之成為系統化的認知結構，可以借助符号隐喻的方式。符号隐喻可将符号的“形式”“結構”“秩序”與符号承載的“内容”“文化”“意義”,以類别、配對、分離、聚類、遷移和互動等隐喻作用，形成對事物系統化的了解。符号隐喻作為輔助人類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的重要工具，運用在對城市空間的叙事中，可以系統化地綜合空間的表達形式及其描述材料之關系。它強調随着城市空間中行動者、陳設物、情境、事件和布局的互相作用力，可搭建城市符号的内在系統及城市符号之間的互相聚類、組合的關聯系統，建立具有隐喻關系機制的城市叙述邏輯。通過這一叙事邏輯将可能展現風物意義上的城市的表達方式，組建對一座城市整體風物特征的繪制:在個體上可解釋風物的物源與意義的關系，在整體上可闡述表征風物之間相關關系的城市圖景。符号隐喻也有助于實作風物意義上的城市解讀，為城市物形與城市文化的有機交融架構一座橋梁，為了解和規劃城市人文景觀發展提供一種認識視角。
城市風物不僅指一座城市的空間布局或者結構秩序，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記錄了城市發展曆程中居住者長期穩定的生活方式，傳遞和延續着城市空間與居住者之間互相作用、潛移默化而成的城市風貌。對城市風物的叙事既不能離開活動在其間的人而狀物，也無法脫離物而描述人的生活，“風物”中“人”與“物”的互動關聯結成了攜帶意義的符号集合。羅蘭·巴特在對城市符号的表述中，便将“日常服飾的白色主調是城市的符号”的表述，傳遞為“日常服裝·主調·白色=城市”的符号滑動過程。城市風物暗含着一座城市延綿演進的符号隐喻的傳遞過程，它接連過去、指涉當下而又關照未來。而單純指涉空間地理位置的城市叙事，隻是對城市風物構成關系的描述，或者說，隻是對其形成的空間載體或空間外殼的叙述。但透過城市風物的符号隐喻叙事，我們可以體察到人們是如何言之有“物”且“行”之有效地生活在城市之中的，進而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城市氣息和人文情貌。
首先，就“城市風物”本身的詞源意義來講，可搭建一種符号隐喻的切入視角。“風物”一詞主要有三層内涵:風光景物、風味物産和風俗習俗，通常情況下“風物”一詞多與“自然風物”“山川風物”“風物傳說”和“風物志”聯系在一起使用。而“城市風物”的提法則展現了“風物”一詞的現代語義流變——從自然風物向城市風物關注點的位移,建立了城市與“風光景物”“風味物産”“風俗習俗”間的聯系，拉近了人、自然與城市之間的互動距離。它的提出展現了城市叙事方式的一種轉變:從城市地理位置、布局結構和陳設物的位置關系等結構叙事抑或相對單一的城市人物描寫，轉向了呈現嵌入城市物景結構中的具體直覺、感受和經驗的文化叙事，将“物”與“人”、“結構”與“文化”等城市叙事中必備的因素關聯在一起。
城市風物所要表達的複合語義與符号隐喻之間有一定的契合之處，符号隐喻機制可為城市風物叙事研究提供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政策。城市風物的語義核心和研究意義在于，它展現出對于城市彰顯的“形式”與城市承載的“文化”的積極關照，将城市空間載體的形式、結構和秩序，與城市的特質——包括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和地域風貌等的“風物”特征進行有效接連，實作共斷面上的空間結構與曆史沉積的空間文化的有機複合。符号本身具有一體兩面的特征,一面是“形式”和“結構”，而另一面是“内容”和“事實”。符号是“形式與内容”“能指與所指”“形象與概念”的統一體。符号内部和符号之間的互相關系是按照隐喻的方式，通過對比、配對、聚類和類比的隐喻姿态或者隐喻政策，分環勾連在一起的。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恰恰提供了一種看待和了解城市風物的全景式的認知結構模式:一方面，實作了城市空間的延展性與時間的延綿性的互動;另一方面，從主客之間實體論證模式，轉向了符号系統與對象世界并向關系的認知模式，打開了對城市肌理認識的新圖景。
其次，如何從符号隐喻展開對“城市風物”的叙事?符号隐喻就是将特定空間中的人與人、人與陳設物以符号的接連方式，在具體的空間場景中展開一種曆史、文化與社會的隐喻關聯。城市風物叙事不僅是表層意義的城市文化景觀描述，也不僅是單一結構次元的地理位置地形圖式陳述，而是對将空間中的文化現象與社會深層結構、城市中居住者及其具體的經驗生活嵌入城市結構組織秩序之中的統一闡釋。它以城市曆史的縱深度和城市結構的共時性，共同編織着一座城市特有的風貌。它積極調動我們對一座城市的可感認知，以感性經驗的方式不斷激活我們對一座城市的理性思考，進而尋覓這座城市生活之下的結構秩序。
地理層面的城市叙事因過于關注地形學意義的考察，而遺漏發生在城市空間中的鮮活故事;人物志式的城市叙述則以捕捉城市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為依照，也可能相應導緻注重故事情節而忽視社會結構作用的問題。這兩種叙述産生了兩個方向的效果:一個是重結構而忽略了内容，另一個是重質料而輕視了形式。而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将兩種不同方向的陳述方式綜合在一起:一方面以貼近生活的符号隐喻，可進入到城市生活的具體場景之中﹔另一方面以城市符号展現的隐喻姿态，可窺探城市風物中的文化結構序列，實作城市文化結構與内容、形式與質料的雙向次元叙事。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就是各種人類符号的承載器，而這個盛滿人類符号的城市并不是雜亂無章的，這些充滿具體情感的質料，按照一種約定俗成、潛移默化的方式運轉着。符号隐喻陳述方式可讓我們看到城市風物顯示出的兩種圖像的疊加效果，即城市的多樣性與秩序性、具體情感與理性限制合奏之下的真實的城市風貌。
再次，符号隐喻對城市風物的叙事方式，可改變對“城市”概念了解的刻闆印象。在對城市景觀的描述中,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在高樓林立中人潮湧動的都市畫面。多數情況下，"城市”與“現代建築”會自發地聯系在一起。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标志,最直覺的就是充滿現代氣息的城市建築。在對城市建築的描述中,也往往會留下“直線型”“大線條”“密集型”和“中規中矩”等印象。然而，當真正地走進不同城市的内部，我們就會打破以往對城市統一化的和積木式的認識，自然地會被那些表現城市當地的風土人情、自然風貌和人事雜記所吸引。“物”與“人”的結合才能顯現出城市中的人間煙火,正如白居易的詩句“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展現了“街”"坊”“巷”與當地人生活的共融情境。現代城市雖然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但是深厚的文化曆史中沉積着不同城市發展的特質，保留着城市發展的曆史根基。城市文化符号中傳遞着“深義的文化”，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或最具有特征的東西”。以符号隐喻視角，透過對城市代際發展的追蹤，将原有遺存風貌與現代空間、古城保護與新地标建設、紀念性老城與公共空間之間以符号隐喻的方式串聯在一起，使城市按照一種傳遞城市生活的生長方式發展，進而打造蘊含符号隐喻的城市文明。這一叙事方式能觸發我們找到城市叙述的内在動力，相比于語義反複和結構迂回的城市叙述，它不是生硬的和冷冰冰的，而是擁有一種集中抒發原本彌散在城市生活之下的人間情暖的力量，可讓人感受到城市的氣息。
符号隐喻視角下“城市風物”叙事的三種特征
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将城市風物置于具體的文化符号場景之中，通過符号隐喻的方式達成城市符号之間的接連，将符号隐喻作為城市現實圖式與共享意義的複合，發揮隐喻在城市文化象征與城市地标、城市文化精神與城市建築設計之間穿針引線的作用，彰顯城市空間布局與城市文化生活之間共生的整體風貌。以符号隐喻搭建的城市風物叙事主要展現出以下三種叙事特征:
第一，去中心化。在城市叙事或描摹作品中，總是暗含着陳述者或描摹者對城市空間的排序方式，這種排序背後實際上存在着一定的符号隐喻意義。在曆史上追溯城市叙事的特征時，會發現最早是中心化的表達邏輯，随後在去中心化的過程中，擁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樣式才逐漸被打開。它溢出了自律論架構，而轉向多視角的、他者在場的、開放想象力的符号隐喻叙事方式,使城市豐沛的日常生活樣态在這一視角下得以展示。
中世紀的歐洲習慣将宗教、神話與空間符号秩序組合在一起形成空間關系的隐喻，以傳達教谕傳統，進而表達他們對社會從屬關系和倫理道德圖式化的了解，而這種空間隐喻的方式是絕對“中心化”的模式。這一時期有關城市空間的表現亦是如此，通過簡約的和單線條的手段，闡明叙述者權威性的主張，形成一整套叙述城市的特權代碼。在文藝複興時期，空間叙述者首先追求的是絕對原型、抽象比例和完美範式的叙述方式，刻意造成叙述現場與叙述者之間主客二分的對立狀态，有意減少叙述者在場的目的和影響，進而指向“絕對的”現實或者建築的自律特征，構成一種形而上學的抽象叙事。
然而，在19世紀末，特别是進入20世紀之後，這種叙事結構得到明顯改觀。随着現代西方哲學的展開——經驗主義、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和現象學的湧現，建築叙事逐漸從“絕對的教堂”的抽象形式走向關注建築中主體感受、空間體驗等人與建築關系的叙事結構。風物意義的城市叙事結構逐漸展開，人們對城市的了解不再是生硬而缺乏溫度的。在先鋒派或者構成主義的城市叙述中，已經出現了某些變革城市叙述封閉自律論的迹象。先鋒派看重藝術與生活的關聯，試圖将“藝術和生活重新融為一體”，逐漸突破作為藝術的建築與生活實踐之間的隔離之苦，具有風物情節的城市叙述在這一時期得到表達。他們将城市空間看成是充滿人文的、藝術的、日常生活的和具象化人物情節在場的容器，逐漸從單一視角或者全知叙述轉向了建築空間的多層次的叙述結構。先鋒派以“蒙太奇”和“碎片形式”的非有機形式對審美完整性的叙事提出異議，用“不完整”和“碎片”激活接受者對作品總體非和諧的覺察，進而融入接受者對意義的了解，形成參與作品的積極方式。在這一層面的符号表達存在着藝術與生活、理性與感性、叙述者與接受者在場的、多層次的互動，注入了人們對城市的了解和感悟，實作了在風物意義上展現城市人文肌理的作用。
特别是，20世紀60年代“結構-文化主義”範式思潮興起,其将“實體論”的文化主義與“格式塔”的結構主義進行嫁接，既避免片面強調感覺經驗的泛經驗化，也防止過度傾向社會宏觀結構的限制性。這一範式同樣影響了建築叙事的風格，展現了注入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的張力:一方面展現曆史演進和社會結構關系對城市表達客觀化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顯示去中心化和注入主體活力的城市了解方式的價值,在這種互動的作用中城市叙事才能接近真實的城市文化。正如,愛德華·W.蘇賈指出:“當都市問題與文化問題如此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時候，‘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内在聯系也就更為明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某種程度而言，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互相滲透的發展變化，正展現了“城市”與“風物”接連的價值意義。
随着人類文明形态的演進，中心化的表達方式不再堅不可摧，城市叙事被文化化和生活化所驅動。符号的去中心化,實作了符号在建立藝術與生活、建築形式與文化事件之對話方式上的作用,展開了風物意義上的城市叙述邏輯。城市風物叙事的去中心特征，在于擺脫單一化、線性化和壓迫關系的空間組織和空間排序，将空間關系看成内在有機的生成系統。
第二,具象化。一座城市的風物形态并不是鐵闆一塊、整齊劃一的羅列,而是城市中“人”與“物”縱橫交錯、互相疊加的動态景象。城市風物的形成一方面源自城市物如街道、店鋪、食物等對人感受的調動與激發﹔另一方面取自人對城市物感受之後所留下的印象、記憶、改造，由此産生一種審美表達。城市風物的内在肌理是由城市之物的物性特征與其間活動的人的感受和表達共同構成的。借助具體化的符号如語言符号、圖像符号和象征符号的分析，可以彰顯人與物、情與景融為一體的城市肌理特征。同時,城市肌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随着城市人對城市物主觀感受的變化,城市物也會被賦予新的意義，形成符号間意義的滑動，城市肌理也會随之形成動态的變化，表現出城市生機勃勃的景象。
文化研究的鼻祖理查德·霍加特在對20世紀50—60年代勞工階級城市生活的描述中，就彰顯了這樣一種具象化特征。他用“個人”“家庭”“鄰裡”和“當地”這些看似瑣碎的詞項序列,來還原勞工階級的真實生活。他對勞工階級居住空間的描述,類似吉登斯對“前”區空間與“後”區空間的劃分，即“公衆舞台”與“幕後活動”空間的差別，試圖改變以往對工業化時代城市勞工階級生活的刻闆印象，即工業社會通過“安排、限定、遵從”瓦解傳統城邑，由此形成現代城市大量“無産階級的聚集地”°的典型描述。他轉向勞工階級“家庭生活”的圖像符号，由勞工階級具體的生活景象生發出其“開誠布公”“與鄰為善”“尋·找光明”“伸出援手”和“誠實”諸品質。霍加特将城市中勞工階級具體生活的視覺符号、聽覺符号、語言符号和圖像符号——這些具有風物景象、故事和情節的符号以隐喻的方式連接配接在一起，共同形成城市中勞工階級的文化景觀。是以，以符号隐喻視角展開對城市風物的叙事，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地形學或地理空間學意義的城市叙事；另一方面改善了人物志式、故事情境式等文學渲染方式的叙事。它采用一種相容模式，将空間情景放置在具體的空間結構之中，建立了空間地理坐标與空間文化圖式互為補充的叙事效果。
第三，關聯性。城市風物隐含着一種時空交錯的隐喻關系，這種隐喻關系若隐若現，不時地牽動着我們關于城市記憶、聯想、對照和想象的各種表征符号，由此組建我們對一座城市的整體感觀。符号隐喻所産生的聯想機制，可以調動現實感觀與抽象思維邏輯的關聯。空間主體可通過隐喻實踐，将對城市風物的現實感受與大腦中的空間記憶以隐喻的方式連接配接在一起，進而對現實場景進行篩選、組合和輸出，形成對現實場景的不同了解和表達。隐喻作為人類認知、思維和表達的重要方式，是接連人的現實世界與抽象思維的重要通道。符号穿梭在新秩序與舊秩序、新事物與記憶、現象與曆史痕迹之間，并重建彼此之間的聯系，産生對新事物的了解，調動對舊事物的記憶，形成新舊事物之間的對照，由此形成了從具體到抽象的運動過程，也就達成了具有隐喻關系的思維運動。斯圖亞特·霍爾通過對鄰裡、地方、國家和全球不同構成空間的轉移，展示文化符号隐喻的多元性，顯示不同空間和範圍的文化符号之間的傳遞和接連。他在城市多元文化的共同場域以及城市社會場所混雜的文化陳設中，從記憶、曆史和傳統提取符号痕迹，對文化界限的混雜和文化邊界的雜糅進行分析，形成對各種文化符号之間對比、沖擊和疊加而産生的特殊效果的研究。在這一複雜的城市文化場景中，符号隐喻實踐會拉開多元文化主體思維活動當中至關重要的概念隐喻與現實文化場景之間的可變距離，形成不同實踐主體以源自不同文化根基的概念隐喻連接配接具象化的城市布景之間的張力，進而形成不同形式的概念隐喻思維關聯以及不同活動方式，建構新的隐喻關系。借助符号隐喻研究，可實作對由無數符号裝點而成的城市軌迹的分析，進而解開城市風物所蘊含的意蘊。這一方法通過追蹤城市活動者運動軌迹的空間符号鍊條，如車站、辦公室、餐廳、圖書館、超市和電影院等空間場所的位移，來說明城市社會的整體構成是如何形成的。在這個意義上，城市風物不隻是一種現實物的存在,其中注入了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包孕了群居者雜糅的共有的思想、觀念和情感。
從符号隐喻三個特征展現具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述，包含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去中心化和具象化的特征将現實場景的城市物及其背後意義的相關關系予以闡釋,建構具有“能指”與“所指”比對關系的城市文化符号系統﹔另一方面，關聯性特征則有助于形成具有整體特征的城市風物叙事姿态。
以符号隐喻的方式走進城市風物的研究，更容易将彌散的、看似無序的城市風物以符号隐喻的方式關聯在一起，讓我們更加清晰地了解一座城市的肌理，感受城市空間的尺度——包括城市的布局、街區的大小、街道的寬窄、街區的密度等。從社會文化符号次元對城市風物的思考，可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文化空間與現實場域、不同主體介入而形成不同場域等相關問題。這樣一來，城市風物便不隻是城市中的物，也不隻是物與場所的關系，而是構成了具有現實場景的場域狀态，形成了可被了解和可被想象的連續“流動”的場域。
以符号隐喻叙事理念打造“城市風物”整體化新格局
符号隐喻叙事可解析城市風物蘊藏的特有風韻，打開一座城市在曆史變遷中風物特征的形成過程。城市的規劃不是城市物的排列群組合，而是将孕育着風土人情的城市風物的魅力展示出來，讓城市的居住者能夠充分體驗宜居感和獲得感。城市規劃要展現城市風物的特征和顯現城市的文化氣韻，可借助符号隐喻的叙事理念，将物的形式與人的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進而以城市特有的空間符号辨別彰顯一座城市風物的整體特征。“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往往會給人留下許多意蘊深長的空間形象、曆史片段和特殊的情感記憶。城市故事的生成、沉澱和變遷，則與建築師和規劃者的工作息息相關。”符号隐喻可以為如何醞釀、叙述有故事的城市風物提供一把鑰匙。
其一，以符号隐喻叙事中曆時性與共時性的互動，将城市中具有曆史标記的符号與注入時代特征的符号交織在一起，強調時代變遷中城市發展的承接性和延續性。這樣有利于在不失城市原有特質的基礎上，展現城市風物的曆史延綿特征，彰顯城市在新舊交替過程中的人文景觀。意大利建築大師卡洛·斯卡帕在對老城博物館的改造中便以時間軸将從中世紀至今每個時期的建築片段自然地交接在一起，實作立體空間的并置和建築構造的對話，以符号隐喻搭建關系機制，實作遺存風貌與空間更新的融合。近期，“2020三聯人文城市獎”入圍獎的名單，就突出了城市發展連綿性和整體化的理念，例如首鋼園區改造的入選作品，綜合利用原有工業區的空間特點，将現代城市功能區植入其中，既保留了該區工業遺存風貌，又注入了城市發展的新功能，包括現代辦公區、住宅區、休閑區和博物館的綜合改造，實作了故地換新顔的變化。而另一件入選作品“連州攝影博物館”突破博物館的傳統模式——“白盒子”模式，以當代攝影藝術與連州老城日常生活的背景交織在一起，以新舊之間空間秩序的對照展示連州老城的久遠曆史和“相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在對城市進行綜合改造中，需要發揮空間設計者的智慧，在考察曆史感的空間符号的基礎上，結合當下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将城市風物符号特質注入現代化城市改造的基本元素中，調用空間移位的方式，協調空間符号的整體設計，進而以空間符号曆史的、文化的接連方式，實作城市有機改造的新路徑。
其二，以符号隐喻叙事形式與内容的接近，調撥傳遞中人文、器物和空間等各類符号，以隐喻的方式形成一座城市連貫的、有内涵和形式美的風物整體，使得城市風物的空間圖式與共享意義結成統一體。城市在發展，産生新的氣息和時代風貌，是以需要打造城市發展的新地标。這就出現了城市原有的意義系統與新發展秩序的協調和整體規劃的問題。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可為這一問題提供一種方法論路徑，可應用隐喻方式形成空間與意義的互動關聯。在對“南海會館”的設計中，為了進一步展現“西樵山水”的物景風貌和“嶺南文化”的人文景觀，将南海人“勇闖海外，榮歸故裡”的人文情結融入建築物中，設計師通過“山水通廊”和“觀景樓閣”實作嶺南風光景物與曆史人文品格的融合，盡顯嶺南風物的韻味。城市風物代表的不僅是地形學或者地理圖示的坐标系，而是對生活其中和融入其中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總體風貌的呈現。空間隐喻叙事排程現實空間、話語空間群組織結構之間的張力，實作空間場所與空間情境的融合，将可感世界與社會深層結構密切聯結在一起，在城市的設計與文化特質、空間布局與人文情結、現代化改造與曆史文脈之間形成關聯，提供了打造城市風物整體化意義系統的實踐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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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風物”是打開一座城市曆史文化意義的标簽，它刻錄着一座城市遠古今朝的發展過程。城市風物是活在當下的曆史，是時空疊加的沉積﹔它不是孤立的、無結構和無序的，而是被一串串關聯的空間隐喻符号以曆史的、文化的、語言的或是藝術的方式互相交織而凝結在一起。某種程度上，從風物層面叙述城市，實作了多層次、立體化複原城市的真實風貌。在這一語境之下，城市符号的意義系統更可能被充分地打開。
注入風物的城市叙事改變了單一次元的城市形态學意義上的描述，将有内容的、具體的和材料豐富的風物繪制到城市構形的叙事中。“城市”與“風物”的接連，在于突破僅從空間秩序次元了解城市的方式，力圖展現埋藏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曆史文化印記，顯現城市跨時空的發展脈絡；在于展現城市的人文情懷，關注注入生活事件的城市文化，将醞釀着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的風物作為城市文化叙事的着眼點，使得關于城市的美的觀念更加具體而有生活氣息。因而在此意義上，具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能夠充分展現城市發展的活力，能夠更清晰地解析包孕在曆史長河中的城市文明，并進一步關涉城市可持續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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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并建構“城市”與“風物”的接連，使之成為系統化的認知結構，可以借助符号隐喻的方式。符号隐喻可将符号的“形式”“結構”“秩序”與符号承載的“内容”“文化”“意義”,以類别、配對、分離、聚類、遷移和互動等隐喻作用，形成對事物系統化的了解。符号隐喻作為輔助人類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的重要工具，運用在對城市空間的叙事中，可以系統化地綜合空間的表達形式及其描述材料之關系。它強調随着城市空間中行動者、陳設物、情境、事件和布局的互相作用力，可搭建城市符号的内在系統及城市符号之間的互相聚類、組合的關聯系統，建立具有隐喻關系機制的城市叙述邏輯。通過這一叙事邏輯将可能展現風物意義上的城市的表達方式，組建對一座城市整體風物特征的繪制:在個體上可解釋風物的物源與意義的關系，在整體上可闡述表征風物之間相關關系的城市圖景。符号隐喻也有助于實作風物意義上的城市解讀，為城市物形與城市文化的有機交融架構一座橋梁，為了解和規劃城市人文景觀發展提供一種認識視角。
城市風物不僅指一座城市的空間布局或者結構秩序，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記錄了城市發展曆程中居住者長期穩定的生活方式，傳遞和延續着城市空間與居住者之間互相作用、潛移默化而成的城市風貌。對城市風物的叙事既不能離開活動在其間的人而狀物，也無法脫離物而描述人的生活，“風物”中“人”與“物”的互動關聯結成了攜帶意義的符号集合。羅蘭·巴特在對城市符号的表述中，便将“日常服飾的白色主調是城市的符号”的表述，傳遞為“日常服裝·主調·白色=城市”的符号滑動過程。城市風物暗含着一座城市延綿演進的符号隐喻的傳遞過程，它接連過去、指涉當下而又關照未來。而單純指涉空間地理位置的城市叙事，隻是對城市風物構成關系的描述，或者說，隻是對其形成的空間載體或空間外殼的叙述。但透過城市風物的符号隐喻叙事，我們可以體察到人們是如何言之有“物”且“行”之有效地生活在城市之中的，進而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城市氣息和人文情貌。
首先，就“城市風物”本身的詞源意義來講，可搭建一種符号隐喻的切入視角。“風物”一詞主要有三層内涵:風光景物、風味物産和風俗習俗，通常情況下“風物”一詞多與“自然風物”“山川風物”“風物傳說”和“風物志”聯系在一起使用。而“城市風物”的提法則展現了“風物”一詞的現代語義流變——從自然風物向城市風物關注點的位移,建立了城市與“風光景物”“風味物産”“風俗習俗”間的聯系，拉近了人、自然與城市之間的互動距離。它的提出展現了城市叙事方式的一種轉變:從城市地理位置、布局結構和陳設物的位置關系等結構叙事抑或相對單一的城市人物描寫，轉向了呈現嵌入城市物景結構中的具體直覺、感受和經驗的文化叙事，将“物”與“人”、“結構”與“文化”等城市叙事中必備的因素關聯在一起。
城市風物所要表達的複合語義與符号隐喻之間有一定的契合之處，符号隐喻機制可為城市風物叙事研究提供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政策。城市風物的語義核心和研究意義在于，它展現出對于城市彰顯的“形式”與城市承載的“文化”的積極關照，将城市空間載體的形式、結構和秩序，與城市的特質——包括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和地域風貌等的“風物”特征進行有效接連，實作共斷面上的空間結構與曆史沉積的空間文化的有機複合。符号本身具有一體兩面的特征,一面是“形式”和“結構”，而另一面是“内容”和“事實”。符号是“形式與内容”“能指與所指”“形象與概念”的統一體。符号内部和符号之間的互相關系是按照隐喻的方式，通過對比、配對、聚類和類比的隐喻姿态或者隐喻政策，分環勾連在一起的。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恰恰提供了一種看待和了解城市風物的全景式的認知結構模式:一方面，實作了城市空間的延展性與時間的延綿性的互動;另一方面，從主客之間實體論證模式，轉向了符号系統與對象世界并向關系的認知模式，打開了對城市肌理認識的新圖景。
其次，如何從符号隐喻展開對“城市風物”的叙事?符号隐喻就是将特定空間中的人與人、人與陳設物以符号的接連方式，在具體的空間場景中展開一種曆史、文化與社會的隐喻關聯。城市風物叙事不僅是表層意義的城市文化景觀描述，也不僅是單一結構次元的地理位置地形圖式陳述，而是對将空間中的文化現象與社會深層結構、城市中居住者及其具體的經驗生活嵌入城市結構組織秩序之中的統一闡釋。它以城市曆史的縱深度和城市結構的共時性，共同編織着一座城市特有的風貌。它積極調動我們對一座城市的可感認知，以感性經驗的方式不斷激活我們對一座城市的理性思考，進而尋覓這座城市生活之下的結構秩序。
地理層面的城市叙事因過于關注地形學意義的考察，而遺漏發生在城市空間中的鮮活故事;人物志式的城市叙述則以捕捉城市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為依照，也可能相應導緻注重故事情節而忽視社會結構作用的問題。這兩種叙述産生了兩個方向的效果:一個是重結構而忽略了内容，另一個是重質料而輕視了形式。而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将兩種不同方向的陳述方式綜合在一起:一方面以貼近生活的符号隐喻，可進入到城市生活的具體場景之中﹔另一方面以城市符号展現的隐喻姿态，可窺探城市風物中的文化結構序列，實作城市文化結構與内容、形式與質料的雙向次元叙事。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就是各種人類符号的承載器，而這個盛滿人類符号的城市并不是雜亂無章的，這些充滿具體情感的質料，按照一種約定俗成、潛移默化的方式運轉着。符号隐喻陳述方式可讓我們看到城市風物顯示出的兩種圖像的疊加效果，即城市的多樣性與秩序性、具體情感與理性限制合奏之下的真實的城市風貌。
再次，符号隐喻對城市風物的叙事方式，可改變對“城市”概念了解的刻闆印象。在對城市景觀的描述中,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在高樓林立中人潮湧動的都市畫面。多數情況下，"城市”與“現代建築”會自發地聯系在一起。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标志,最直覺的就是充滿現代氣息的城市建築。在對城市建築的描述中,也往往會留下“直線型”“大線條”“密集型”和“中規中矩”等印象。然而，當真正地走進不同城市的内部，我們就會打破以往對城市統一化的和積木式的認識，自然地會被那些表現城市當地的風土人情、自然風貌和人事雜記所吸引。“物”與“人”的結合才能顯現出城市中的人間煙火,正如白居易的詩句“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展現了“街”"坊”“巷”與當地人生活的共融情境。現代城市雖然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但是深厚的文化曆史中沉積着不同城市發展的特質，保留着城市發展的曆史根基。城市文化符号中傳遞着“深義的文化”，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或最具有特征的東西”。以符号隐喻視角，透過對城市代際發展的追蹤，将原有遺存風貌與現代空間、古城保護與新地标建設、紀念性老城與公共空間之間以符号隐喻的方式串聯在一起，使城市按照一種傳遞城市生活的生長方式發展，進而打造蘊含符号隐喻的城市文明。這一叙事方式能觸發我們找到城市叙述的内在動力，相比于語義反複和結構迂回的城市叙述，它不是生硬的和冷冰冰的，而是擁有一種集中抒發原本彌散在城市生活之下的人間情暖的力量，可讓人感受到城市的氣息。
符号隐喻視角下“城市風物”叙事的三種特征
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将城市風物置于具體的文化符号場景之中，通過符号隐喻的方式達成城市符号之間的接連，将符号隐喻作為城市現實圖式與共享意義的複合，發揮隐喻在城市文化象征與城市地标、城市文化精神與城市建築設計之間穿針引線的作用，彰顯城市空間布局與城市文化生活之間共生的整體風貌。以符号隐喻搭建的城市風物叙事主要展現出以下三種叙事特征:
第一，去中心化。在城市叙事或描摹作品中，總是暗含着陳述者或描摹者對城市空間的排序方式，這種排序背後實際上存在着一定的符号隐喻意義。在曆史上追溯城市叙事的特征時，會發現最早是中心化的表達邏輯，随後在去中心化的過程中，擁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樣式才逐漸被打開。它溢出了自律論架構，而轉向多視角的、他者在場的、開放想象力的符号隐喻叙事方式,使城市豐沛的日常生活樣态在這一視角下得以展示。
中世紀的歐洲習慣将宗教、神話與空間符号秩序組合在一起形成空間關系的隐喻，以傳達教谕傳統，進而表達他們對社會從屬關系和倫理道德圖式化的了解，而這種空間隐喻的方式是絕對“中心化”的模式。這一時期有關城市空間的表現亦是如此，通過簡約的和單線條的手段，闡明叙述者權威性的主張，形成一整套叙述城市的特權代碼。在文藝複興時期，空間叙述者首先追求的是絕對原型、抽象比例和完美範式的叙述方式，刻意造成叙述現場與叙述者之間主客二分的對立狀态，有意減少叙述者在場的目的和影響，進而指向“絕對的”現實或者建築的自律特征，構成一種形而上學的抽象叙事。
然而，在19世紀末，特别是進入20世紀之後，這種叙事結構得到明顯改觀。随着現代西方哲學的展開——經驗主義、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和現象學的湧現，建築叙事逐漸從“絕對的教堂”的抽象形式走向關注建築中主體感受、空間體驗等人與建築關系的叙事結構。風物意義的城市叙事結構逐漸展開，人們對城市的了解不再是生硬而缺乏溫度的。在先鋒派或者構成主義的城市叙述中，已經出現了某些變革城市叙述封閉自律論的迹象。先鋒派看重藝術與生活的關聯，試圖将“藝術和生活重新融為一體”，逐漸突破作為藝術的建築與生活實踐之間的隔離之苦，具有風物情節的城市叙述在這一時期得到表達。他們将城市空間看成是充滿人文的、藝術的、日常生活的和具象化人物情節在場的容器，逐漸從單一視角或者全知叙述轉向了建築空間的多層次的叙述結構。先鋒派以“蒙太奇”和“碎片形式”的非有機形式對審美完整性的叙事提出異議，用“不完整”和“碎片”激活接受者對作品總體非和諧的覺察，進而融入接受者對意義的了解，形成參與作品的積極方式。在這一層面的符号表達存在着藝術與生活、理性與感性、叙述者與接受者在場的、多層次的互動，注入了人們對城市的了解和感悟，實作了在風物意義上展現城市人文肌理的作用。
特别是，20世紀60年代“結構-文化主義”範式思潮興起,其将“實體論”的文化主義與“格式塔”的結構主義進行嫁接，既避免片面強調感覺經驗的泛經驗化，也防止過度傾向社會宏觀結構的限制性。這一範式同樣影響了建築叙事的風格，展現了注入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的張力:一方面展現曆史演進和社會結構關系對城市表達客觀化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顯示去中心化和注入主體活力的城市了解方式的價值,在這種互動的作用中城市叙事才能接近真實的城市文化。正如,愛德華·W.蘇賈指出:“當都市問題與文化問題如此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時候，‘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内在聯系也就更為明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某種程度而言，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互相滲透的發展變化，正展現了“城市”與“風物”接連的價值意義。
随着人類文明形态的演進，中心化的表達方式不再堅不可摧，城市叙事被文化化和生活化所驅動。符号的去中心化,實作了符号在建立藝術與生活、建築形式與文化事件之對話方式上的作用,展開了風物意義上的城市叙述邏輯。城市風物叙事的去中心特征，在于擺脫單一化、線性化和壓迫關系的空間組織和空間排序，将空間關系看成内在有機的生成系統。
第二,具象化。一座城市的風物形态并不是鐵闆一塊、整齊劃一的羅列,而是城市中“人”與“物”縱橫交錯、互相疊加的動态景象。城市風物的形成一方面源自城市物如街道、店鋪、食物等對人感受的調動與激發﹔另一方面取自人對城市物感受之後所留下的印象、記憶、改造，由此産生一種審美表達。城市風物的内在肌理是由城市之物的物性特征與其間活動的人的感受和表達共同構成的。借助具體化的符号如語言符号、圖像符号和象征符号的分析，可以彰顯人與物、情與景融為一體的城市肌理特征。同時,城市肌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随着城市人對城市物主觀感受的變化,城市物也會被賦予新的意義，形成符号間意義的滑動，城市肌理也會随之形成動态的變化，表現出城市生機勃勃的景象。
文化研究的鼻祖理查德·霍加特在對20世紀50—60年代勞工階級城市生活的描述中，就彰顯了這樣一種具象化特征。他用“個人”“家庭”“鄰裡”和“當地”這些看似瑣碎的詞項序列,來還原勞工階級的真實生活。他對勞工階級居住空間的描述,類似吉登斯對“前”區空間與“後”區空間的劃分，即“公衆舞台”與“幕後活動”空間的差別，試圖改變以往對工業化時代城市勞工階級生活的刻闆印象，即工業社會通過“安排、限定、遵從”瓦解傳統城邑，由此形成現代城市大量“無産階級的聚集地”°的典型描述。他轉向勞工階級“家庭生活”的圖像符号，由勞工階級具體的生活景象生發出其“開誠布公”“與鄰為善”“尋·找光明”“伸出援手”和“誠實”諸品質。霍加特将城市中勞工階級具體生活的視覺符号、聽覺符号、語言符号和圖像符号——這些具有風物景象、故事和情節的符号以隐喻的方式連接配接在一起，共同形成城市中勞工階級的文化景觀。是以，以符号隐喻視角展開對城市風物的叙事，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地形學或地理空間學意義的城市叙事；另一方面改善了人物志式、故事情境式等文學渲染方式的叙事。它采用一種相容模式，将空間情景放置在具體的空間結構之中，建立了空間地理坐标與空間文化圖式互為補充的叙事效果。
第三，關聯性。城市風物隐含着一種時空交錯的隐喻關系，這種隐喻關系若隐若現，不時地牽動着我們關于城市記憶、聯想、對照和想象的各種表征符号，由此組建我們對一座城市的整體感觀。符号隐喻所産生的聯想機制，可以調動現實感觀與抽象思維邏輯的關聯。空間主體可通過隐喻實踐，将對城市風物的現實感受與大腦中的空間記憶以隐喻的方式連接配接在一起，進而對現實場景進行篩選、組合和輸出，形成對現實場景的不同了解和表達。隐喻作為人類認知、思維和表達的重要方式，是接連人的現實世界與抽象思維的重要通道。符号穿梭在新秩序與舊秩序、新事物與記憶、現象與曆史痕迹之間，并重建彼此之間的聯系，産生對新事物的了解，調動對舊事物的記憶，形成新舊事物之間的對照，由此形成了從具體到抽象的運動過程，也就達成了具有隐喻關系的思維運動。斯圖亞特·霍爾通過對鄰裡、地方、國家和全球不同構成空間的轉移，展示文化符号隐喻的多元性，顯示不同空間和範圍的文化符号之間的傳遞和接連。他在城市多元文化的共同場域以及城市社會場所混雜的文化陳設中，從記憶、曆史和傳統提取符号痕迹，對文化界限的混雜和文化邊界的雜糅進行分析，形成對各種文化符号之間對比、沖擊和疊加而産生的特殊效果的研究。在這一複雜的城市文化場景中，符号隐喻實踐會拉開多元文化主體思維活動當中至關重要的概念隐喻與現實文化場景之間的可變距離，形成不同實踐主體以源自不同文化根基的概念隐喻連接配接具象化的城市布景之間的張力，進而形成不同形式的概念隐喻思維關聯以及不同活動方式，建構新的隐喻關系。借助符号隐喻研究，可實作對由無數符号裝點而成的城市軌迹的分析，進而解開城市風物所蘊含的意蘊。這一方法通過追蹤城市活動者運動軌迹的空間符号鍊條，如車站、辦公室、餐廳、圖書館、超市和電影院等空間場所的位移，來說明城市社會的整體構成是如何形成的。在這個意義上，城市風物不隻是一種現實物的存在,其中注入了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包孕了群居者雜糅的共有的思想、觀念和情感。
從符号隐喻三個特征展現具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述，包含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去中心化和具象化的特征将現實場景的城市物及其背後意義的相關關系予以闡釋,建構具有“能指”與“所指”比對關系的城市文化符号系統﹔另一方面，關聯性特征則有助于形成具有整體特征的城市風物叙事姿态。
以符号隐喻的方式走進城市風物的研究，更容易将彌散的、看似無序的城市風物以符号隐喻的方式關聯在一起，讓我們更加清晰地了解一座城市的肌理，感受城市空間的尺度——包括城市的布局、街區的大小、街道的寬窄、街區的密度等。從社會文化符号次元對城市風物的思考，可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文化空間與現實場域、不同主體介入而形成不同場域等相關問題。這樣一來，城市風物便不隻是城市中的物，也不隻是物與場所的關系，而是構成了具有現實場景的場域狀态，形成了可被了解和可被想象的連續“流動”的場域。
以符号隐喻叙事理念打造“城市風物”整體化新格局
符号隐喻叙事可解析城市風物蘊藏的特有風韻，打開一座城市在曆史變遷中風物特征的形成過程。城市的規劃不是城市物的排列群組合，而是将孕育着風土人情的城市風物的魅力展示出來，讓城市的居住者能夠充分體驗宜居感和獲得感。城市規劃要展現城市風物的特征和顯現城市的文化氣韻，可借助符号隐喻的叙事理念，将物的形式與人的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進而以城市特有的空間符号辨別彰顯一座城市風物的整體特征。“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往往會給人留下許多意蘊深長的空間形象、曆史片段和特殊的情感記憶。城市故事的生成、沉澱和變遷，則與建築師和規劃者的工作息息相關。”符号隐喻可以為如何醞釀、叙述有故事的城市風物提供一把鑰匙。
其一，以符号隐喻叙事中曆時性與共時性的互動，将城市中具有曆史标記的符号與注入時代特征的符号交織在一起，強調時代變遷中城市發展的承接性和延續性。這樣有利于在不失城市原有特質的基礎上，展現城市風物的曆史延綿特征，彰顯城市在新舊交替過程中的人文景觀。意大利建築大師卡洛·斯卡帕在對老城博物館的改造中便以時間軸将從中世紀至今每個時期的建築片段自然地交接在一起，實作立體空間的并置和建築構造的對話，以符号隐喻搭建關系機制，實作遺存風貌與空間更新的融合。近期，“2020三聯人文城市獎”入圍獎的名單，就突出了城市發展連綿性和整體化的理念，例如首鋼園區改造的入選作品，綜合利用原有工業區的空間特點，将現代城市功能區植入其中，既保留了該區工業遺存風貌，又注入了城市發展的新功能，包括現代辦公區、住宅區、休閑區和博物館的綜合改造，實作了故地換新顔的變化。而另一件入選作品“連州攝影博物館”突破博物館的傳統模式——“白盒子”模式，以當代攝影藝術與連州老城日常生活的背景交織在一起，以新舊之間空間秩序的對照展示連州老城的久遠曆史和“相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在對城市進行綜合改造中，需要發揮空間設計者的智慧，在考察曆史感的空間符号的基礎上，結合當下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将城市風物符号特質注入現代化城市改造的基本元素中，調用空間移位的方式，協調空間符号的整體設計，進而以空間符号曆史的、文化的接連方式，實作城市有機改造的新路徑。
其二，以符号隐喻叙事形式與内容的接近，調撥傳遞中人文、器物和空間等各類符号，以隐喻的方式形成一座城市連貫的、有内涵和形式美的風物整體，使得城市風物的空間圖式與共享意義結成統一體。城市在發展，産生新的氣息和時代風貌，是以需要打造城市發展的新地标。這就出現了城市原有的意義系統與新發展秩序的協調和整體規劃的問題。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可為這一問題提供一種方法論路徑，可應用隐喻方式形成空間與意義的互動關聯。在對“南海會館”的設計中，為了進一步展現“西樵山水”的物景風貌和“嶺南文化”的人文景觀，将南海人“勇闖海外，榮歸故裡”的人文情結融入建築物中，設計師通過“山水通廊”和“觀景樓閣”實作嶺南風光景物與曆史人文品格的融合，盡顯嶺南風物的韻味。城市風物代表的不僅是地形學或者地理圖示的坐标系，而是對生活其中和融入其中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總體風貌的呈現。空間隐喻叙事排程現實空間、話語空間群組織結構之間的張力，實作空間場所與空間情境的融合，将可感世界與社會深層結構密切聯結在一起，在城市的設計與文化特質、空間布局與人文情結、現代化改造與曆史文脈之間形成關聯，提供了打造城市風物整體化意義系統的實踐途徑。
其三，以符号隐喻叙事的類比與聚集功能，依循城市内部的原有特征，将表達城市典型風物特征的符号遷移到外部空間或新空間的打造中，形成城市風物延伸形态的發展。在現代城市的規劃設計中，除了遺存空間與空間更新的互相疊加和融合之外，還有一種現代城市空間的布局方式，就是保留原有城市的風貌，發展外環空間，實作城市内部向外部延伸的發展方式。這通常适用于對原有大型空間采取保護的措施，例如古老村落、舊城區和古城。面對這樣一些較為龐大空間的改造，需要在保持原有風貌的基礎上，推出友善居住者現代化生活的方案。在世界遺産保護地福建永定旅遊文化城的改造中，為促進當地旅遊相關産業的發展和便利當地居住者的現代生活,對延展文化城的相關設施建造中,"挑選了一些較典型的土樓的符号元素”并“當地取材”，使新的建築與原有建築自然而柔和地結合在一起。這展現了内部空間向外部空間輻射延伸的規劃思路，采用空間符号類比的方式，進而實作新城風貌與舊城特色、周邊城市居民新生活與原有城市風貌的互動發展。在對現代城市的規劃中，以這一理念實施外城與内城、外環與内環、周邊與中心之間的互相推動作用，以原有空間的實際狀況提供外部空間的規劃目标，以外部空間的現代化功能促進原有空間的結構優化——這一方式可形成城市文明發展的序列關系，一方面彰顯現代城市發展的當代活力，另一方面保護了城市發展的曆史印記，形成了風物延伸形态下的城市發展脈絡。
從符号隐喻視角出發的城市規劃，有利于把城市居民的主體經驗和生活因素嵌入城市結構的組織中，展現了城市風物叙事的核心理念。以此為理念的城市規劃方略，采用符号模式，從組織方式、情境安排、解釋方式到實踐過程，可形成一整套具有空間隐喻性政策的城市設計方案。
結語
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在于描摹和展示真實的城市風貌，以“生活在下面”的理念帶我們走進城市生活的内部，讓我們感覺城市的曆史、當下和未來。這一視角下的叙事，主張城市風物的塑造不隻是基于空間形式的考量，而更為重要的是尋求城市居民的宜居生活方式。這一視角下的城市叙事，通過城市中行動者、城市事件、在城市中亘古流傳的常識、城市改造和城市遺迹之間彼此交織的關系，建立互相輻射關聯的空間隐喻網。在符号隐喻的叙述中，尋求城市發展的内生力和創造力，強化空間符号與城市文化特質的關聯，進而形成根植于城市文化特質的城市風物叙事結構。符号隐喻叙事呈現的不隻是符号内部邏輯的轉換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将作為隐喻實踐的符号觀念和具有隐喻實踐的符号功能——即強調實踐意義的符号概念和用途——共同作用于對城市風物的闡釋，并為建構合理、健康和有序的現代城市發展提供一種有價值的參考。
城市風物叙事是一種浸透式的叙事表達，展現浸潤在城市中的居住者與城市布局之間的緊密關系。這一叙事強化了城市與居民、城市風物與居民習俗、空間場景與人文情懷之間的接連，以城市空間的秩序和結構，城市生活的節奏和韻律，形成共有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顯現一座城市整體的人文氣息。城市風物離不開文化符号次元的思考。彰顯一座城市的整體風貌，就在于将城市的器物特征與城市潛藏的文化底蘊進行有機結合，而符号隐喻将物質形态與精神形式聚焦在一起,可實作城市物質形态與城市風韻的交融,彰顯一座城市獨有的風物特質。以符号隐喻的方式，傾聽跳動在城市中的每一個低吟淺唱的城市風物構成的音符，可讓我們全身心地沉浸在這些不同音符共同鳴奏的城市之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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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有學術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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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
馬援丨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原載于《探索與争鳴》2021年第5期
非經注明，文中圖檔均來自網絡
“城市風物”是打開一座城市曆史文化意義的标簽，它刻錄着一座城市遠古今朝的發展過程。城市風物是活在當下的曆史，是時空疊加的沉積﹔它不是孤立的、無結構和無序的，而是被一串串關聯的空間隐喻符号以曆史的、文化的、語言的或是藝術的方式互相交織而凝結在一起。某種程度上，從風物層面叙述城市，實作了多層次、立體化複原城市的真實風貌。在這一語境之下，城市符号的意義系統更可能被充分地打開。
注入風物的城市叙事改變了單一次元的城市形态學意義上的描述，将有内容的、具體的和材料豐富的風物繪制到城市構形的叙事中。“城市”與“風物”的接連，在于突破僅從空間秩序次元了解城市的方式，力圖展現埋藏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曆史文化印記，顯現城市跨時空的發展脈絡；在于展現城市的人文情懷，關注注入生活事件的城市文化，将醞釀着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的風物作為城市文化叙事的着眼點，使得關于城市的美的觀念更加具體而有生活氣息。因而在此意義上，具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能夠充分展現城市發展的活力，能夠更清晰地解析包孕在曆史長河中的城市文明，并進一步關涉城市可持續的未來發展。
視角切入：符号隐喻
如何看待并建構“城市”與“風物”的接連，使之成為系統化的認知結構，可以借助符号隐喻的方式。符号隐喻可将符号的“形式”“結構”“秩序”與符号承載的“内容”“文化”“意義”,以類别、配對、分離、聚類、遷移和互動等隐喻作用，形成對事物系統化的了解。符号隐喻作為輔助人類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的重要工具，運用在對城市空間的叙事中，可以系統化地綜合空間的表達形式及其描述材料之關系。它強調随着城市空間中行動者、陳設物、情境、事件和布局的互相作用力，可搭建城市符号的内在系統及城市符号之間的互相聚類、組合的關聯系統，建立具有隐喻關系機制的城市叙述邏輯。通過這一叙事邏輯将可能展現風物意義上的城市的表達方式，組建對一座城市整體風物特征的繪制:在個體上可解釋風物的物源與意義的關系，在整體上可闡述表征風物之間相關關系的城市圖景。符号隐喻也有助于實作風物意義上的城市解讀，為城市物形與城市文化的有機交融架構一座橋梁，為了解和規劃城市人文景觀發展提供一種認識視角。
城市風物不僅指一座城市的空間布局或者結構秩序，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記錄了城市發展曆程中居住者長期穩定的生活方式，傳遞和延續着城市空間與居住者之間互相作用、潛移默化而成的城市風貌。對城市風物的叙事既不能離開活動在其間的人而狀物，也無法脫離物而描述人的生活，“風物”中“人”與“物”的互動關聯結成了攜帶意義的符号集合。羅蘭·巴特在對城市符号的表述中，便将“日常服飾的白色主調是城市的符号”的表述，傳遞為“日常服裝·主調·白色=城市”的符号滑動過程。城市風物暗含着一座城市延綿演進的符号隐喻的傳遞過程，它接連過去、指涉當下而又關照未來。而單純指涉空間地理位置的城市叙事，隻是對城市風物構成關系的描述，或者說，隻是對其形成的空間載體或空間外殼的叙述。但透過城市風物的符号隐喻叙事，我們可以體察到人們是如何言之有“物”且“行”之有效地生活在城市之中的，進而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城市氣息和人文情貌。
首先，就“城市風物”本身的詞源意義來講，可搭建一種符号隐喻的切入視角。“風物”一詞主要有三層内涵:風光景物、風味物産和風俗習俗，通常情況下“風物”一詞多與“自然風物”“山川風物”“風物傳說”和“風物志”聯系在一起使用。而“城市風物”的提法則展現了“風物”一詞的現代語義流變——從自然風物向城市風物關注點的位移,建立了城市與“風光景物”“風味物産”“風俗習俗”間的聯系，拉近了人、自然與城市之間的互動距離。它的提出展現了城市叙事方式的一種轉變:從城市地理位置、布局結構和陳設物的位置關系等結構叙事抑或相對單一的城市人物描寫，轉向了呈現嵌入城市物景結構中的具體直覺、感受和經驗的文化叙事，将“物”與“人”、“結構”與“文化”等城市叙事中必備的因素關聯在一起。
城市風物所要表達的複合語義與符号隐喻之間有一定的契合之處，符号隐喻機制可為城市風物叙事研究提供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政策。城市風物的語義核心和研究意義在于，它展現出對于城市彰顯的“形式”與城市承載的“文化”的積極關照，将城市空間載體的形式、結構和秩序，與城市的特質——包括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和地域風貌等的“風物”特征進行有效接連，實作共斷面上的空間結構與曆史沉積的空間文化的有機複合。符号本身具有一體兩面的特征,一面是“形式”和“結構”，而另一面是“内容”和“事實”。符号是“形式與内容”“能指與所指”“形象與概念”的統一體。符号内部和符号之間的互相關系是按照隐喻的方式，通過對比、配對、聚類和類比的隐喻姿态或者隐喻政策，分環勾連在一起的。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恰恰提供了一種看待和了解城市風物的全景式的認知結構模式:一方面，實作了城市空間的延展性與時間的延綿性的互動;另一方面，從主客之間實體論證模式，轉向了符号系統與對象世界并向關系的認知模式，打開了對城市肌理認識的新圖景。
其次，如何從符号隐喻展開對“城市風物”的叙事?符号隐喻就是将特定空間中的人與人、人與陳設物以符号的接連方式，在具體的空間場景中展開一種曆史、文化與社會的隐喻關聯。城市風物叙事不僅是表層意義的城市文化景觀描述，也不僅是單一結構次元的地理位置地形圖式陳述，而是對将空間中的文化現象與社會深層結構、城市中居住者及其具體的經驗生活嵌入城市結構組織秩序之中的統一闡釋。它以城市曆史的縱深度和城市結構的共時性，共同編織着一座城市特有的風貌。它積極調動我們對一座城市的可感認知，以感性經驗的方式不斷激活我們對一座城市的理性思考，進而尋覓這座城市生活之下的結構秩序。
地理層面的城市叙事因過于關注地形學意義的考察，而遺漏發生在城市空間中的鮮活故事;人物志式的城市叙述則以捕捉城市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為依照，也可能相應導緻注重故事情節而忽視社會結構作用的問題。這兩種叙述産生了兩個方向的效果:一個是重結構而忽略了内容，另一個是重質料而輕視了形式。而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将兩種不同方向的陳述方式綜合在一起:一方面以貼近生活的符号隐喻，可進入到城市生活的具體場景之中﹔另一方面以城市符号展現的隐喻姿态，可窺探城市風物中的文化結構序列，實作城市文化結構與内容、形式與質料的雙向次元叙事。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就是各種人類符号的承載器，而這個盛滿人類符号的城市并不是雜亂無章的，這些充滿具體情感的質料，按照一種約定俗成、潛移默化的方式運轉着。符号隐喻陳述方式可讓我們看到城市風物顯示出的兩種圖像的疊加效果，即城市的多樣性與秩序性、具體情感與理性限制合奏之下的真實的城市風貌。
再次，符号隐喻對城市風物的叙事方式，可改變對“城市”概念了解的刻闆印象。在對城市景觀的描述中,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在高樓林立中人潮湧動的都市畫面。多數情況下，"城市”與“現代建築”會自發地聯系在一起。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标志,最直覺的就是充滿現代氣息的城市建築。在對城市建築的描述中,也往往會留下“直線型”“大線條”“密集型”和“中規中矩”等印象。然而，當真正地走進不同城市的内部，我們就會打破以往對城市統一化的和積木式的認識，自然地會被那些表現城市當地的風土人情、自然風貌和人事雜記所吸引。“物”與“人”的結合才能顯現出城市中的人間煙火,正如白居易的詩句“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展現了“街”"坊”“巷”與當地人生活的共融情境。現代城市雖然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但是深厚的文化曆史中沉積着不同城市發展的特質，保留着城市發展的曆史根基。城市文化符号中傳遞着“深義的文化”，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或最具有特征的東西”。以符号隐喻視角，透過對城市代際發展的追蹤，将原有遺存風貌與現代空間、古城保護與新地标建設、紀念性老城與公共空間之間以符号隐喻的方式串聯在一起，使城市按照一種傳遞城市生活的生長方式發展，進而打造蘊含符号隐喻的城市文明。這一叙事方式能觸發我們找到城市叙述的内在動力，相比于語義反複和結構迂回的城市叙述，它不是生硬的和冷冰冰的，而是擁有一種集中抒發原本彌散在城市生活之下的人間情暖的力量，可讓人感受到城市的氣息。
符号隐喻視角下“城市風物”叙事的三種特征
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将城市風物置于具體的文化符号場景之中，通過符号隐喻的方式達成城市符号之間的接連，将符号隐喻作為城市現實圖式與共享意義的複合，發揮隐喻在城市文化象征與城市地标、城市文化精神與城市建築設計之間穿針引線的作用，彰顯城市空間布局與城市文化生活之間共生的整體風貌。以符号隐喻搭建的城市風物叙事主要展現出以下三種叙事特征:
第一，去中心化。在城市叙事或描摹作品中，總是暗含着陳述者或描摹者對城市空間的排序方式，這種排序背後實際上存在着一定的符号隐喻意義。在曆史上追溯城市叙事的特征時，會發現最早是中心化的表達邏輯，随後在去中心化的過程中，擁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樣式才逐漸被打開。它溢出了自律論架構，而轉向多視角的、他者在場的、開放想象力的符号隐喻叙事方式,使城市豐沛的日常生活樣态在這一視角下得以展示。
中世紀的歐洲習慣将宗教、神話與空間符号秩序組合在一起形成空間關系的隐喻，以傳達教谕傳統，進而表達他們對社會從屬關系和倫理道德圖式化的了解，而這種空間隐喻的方式是絕對“中心化”的模式。這一時期有關城市空間的表現亦是如此，通過簡約的和單線條的手段，闡明叙述者權威性的主張，形成一整套叙述城市的特權代碼。在文藝複興時期，空間叙述者首先追求的是絕對原型、抽象比例和完美範式的叙述方式，刻意造成叙述現場與叙述者之間主客二分的對立狀态，有意減少叙述者在場的目的和影響，進而指向“絕對的”現實或者建築的自律特征，構成一種形而上學的抽象叙事。
然而，在19世紀末，特别是進入20世紀之後，這種叙事結構得到明顯改觀。随着現代西方哲學的展開——經驗主義、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和現象學的湧現，建築叙事逐漸從“絕對的教堂”的抽象形式走向關注建築中主體感受、空間體驗等人與建築關系的叙事結構。風物意義的城市叙事結構逐漸展開，人們對城市的了解不再是生硬而缺乏溫度的。在先鋒派或者構成主義的城市叙述中，已經出現了某些變革城市叙述封閉自律論的迹象。先鋒派看重藝術與生活的關聯，試圖将“藝術和生活重新融為一體”，逐漸突破作為藝術的建築與生活實踐之間的隔離之苦，具有風物情節的城市叙述在這一時期得到表達。他們将城市空間看成是充滿人文的、藝術的、日常生活的和具象化人物情節在場的容器，逐漸從單一視角或者全知叙述轉向了建築空間的多層次的叙述結構。先鋒派以“蒙太奇”和“碎片形式”的非有機形式對審美完整性的叙事提出異議，用“不完整”和“碎片”激活接受者對作品總體非和諧的覺察，進而融入接受者對意義的了解，形成參與作品的積極方式。在這一層面的符号表達存在着藝術與生活、理性與感性、叙述者與接受者在場的、多層次的互動，注入了人們對城市的了解和感悟，實作了在風物意義上展現城市人文肌理的作用。
特别是，20世紀60年代“結構-文化主義”範式思潮興起,其将“實體論”的文化主義與“格式塔”的結構主義進行嫁接，既避免片面強調感覺經驗的泛經驗化，也防止過度傾向社會宏觀結構的限制性。這一範式同樣影響了建築叙事的風格，展現了注入風物姿态的城市叙事的張力:一方面展現曆史演進和社會結構關系對城市表達客觀化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顯示去中心化和注入主體活力的城市了解方式的價值,在這種互動的作用中城市叙事才能接近真實的城市文化。正如,愛德華·W.蘇賈指出:“當都市問題與文化問題如此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時候，‘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内在聯系也就更為明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某種程度而言，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互相滲透的發展變化，正展現了“城市”與“風物”接連的價值意義。
随着人類文明形态的演進，中心化的表達方式不再堅不可摧，城市叙事被文化化和生活化所驅動。符号的去中心化,實作了符号在建立藝術與生活、建築形式與文化事件之對話方式上的作用,展開了風物意義上的城市叙述邏輯。城市風物叙事的去中心特征，在于擺脫單一化、線性化和壓迫關系的空間組織和空間排序，将空間關系看成内在有機的生成系統。
第二,具象化。一座城市的風物形态并不是鐵闆一塊、整齊劃一的羅列,而是城市中“人”與“物”縱橫交錯、互相疊加的動态景象。城市風物的形成一方面源自城市物如街道、店鋪、食物等對人感受的調動與激發﹔另一方面取自人對城市物感受之後所留下的印象、記憶、改造，由此産生一種審美表達。城市風物的内在肌理是由城市之物的物性特征與其間活動的人的感受和表達共同構成的。借助具體化的符号如語言符号、圖像符号和象征符号的分析，可以彰顯人與物、情與景融為一體的城市肌理特征。同時,城市肌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随着城市人對城市物主觀感受的變化,城市物也會被賦予新的意義，形成符号間意義的滑動，城市肌理也會随之形成動态的變化，表現出城市生機勃勃的景象。
文化研究的鼻祖理查德·霍加特在對20世紀50—60年代勞工階級城市生活的描述中，就彰顯了這樣一種具象化特征。他用“個人”“家庭”“鄰裡”和“當地”這些看似瑣碎的詞項序列,來還原勞工階級的真實生活。他對勞工階級居住空間的描述,類似吉登斯對“前”區空間與“後”區空間的劃分，即“公衆舞台”與“幕後活動”空間的差別，試圖改變以往對工業化時代城市勞工階級生活的刻闆印象，即工業社會通過“安排、限定、遵從”瓦解傳統城邑，由此形成現代城市大量“無産階級的聚集地”°的典型描述。他轉向勞工階級“家庭生活”的圖像符号，由勞工階級具體的生活景象生發出其“開誠布公”“與鄰為善”“尋·找光明”“伸出援手”和“誠實”諸品質。霍加特将城市中勞工階級具體生活的視覺符号、聽覺符号、語言符号和圖像符号——這些具有風物景象、故事和情節的符号以隐喻的方式連接配接在一起，共同形成城市中勞工階級的文化景觀。是以，以符号隐喻視角展開對城市風物的叙事，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地形學或地理空間學意義的城市叙事；另一方面改善了人物志式、故事情境式等文學渲染方式的叙事。它采用一種相容模式，将空間情景放置在具體的空間結構之中，建立了空間地理坐标與空間文化圖式互為補充的叙事效果。
第三，關聯性。城市風物隐含着一種時空交錯的隐喻關系，這種隐喻關系若隐若現，不時地牽動着我們關于城市記憶、聯想、對照和想象的各種表征符号，由此組建我們對一座城市的整體感觀。符号隐喻所産生的聯想機制，可以調動現實感觀與抽象思維邏輯的關聯。空間主體可通過隐喻實踐，将對城市風物的現實感受與大腦中的空間記憶以隐喻的方式連接配接在一起，進而對現實場景進行篩選、組合和輸出，形成對現實場景的不同了解和表達。隐喻作為人類認知、思維和表達的重要方式，是接連人的現實世界與抽象思維的重要通道。符号穿梭在新秩序與舊秩序、新事物與記憶、現象與曆史痕迹之間，并重建彼此之間的聯系，産生對新事物的了解，調動對舊事物的記憶，形成新舊事物之間的對照，由此形成了從具體到抽象的運動過程，也就達成了具有隐喻關系的思維運動。斯圖亞特·霍爾通過對鄰裡、地方、國家和全球不同構成空間的轉移，展示文化符号隐喻的多元性，顯示不同空間和範圍的文化符号之間的傳遞和接連。他在城市多元文化的共同場域以及城市社會場所混雜的文化陳設中，從記憶、曆史和傳統提取符号痕迹，對文化界限的混雜和文化邊界的雜糅進行分析，形成對各種文化符号之間對比、沖擊和疊加而産生的特殊效果的研究。在這一複雜的城市文化場景中，符号隐喻實踐會拉開多元文化主體思維活動當中至關重要的概念隐喻與現實文化場景之間的可變距離，形成不同實踐主體以源自不同文化根基的概念隐喻連接配接具象化的城市布景之間的張力，進而形成不同形式的概念隐喻思維關聯以及不同活動方式，建構新的隐喻關系。借助符号隐喻研究，可實作對由無數符号裝點而成的城市軌迹的分析，進而解開城市風物所蘊含的意蘊。這一方法通過追蹤城市活動者運動軌迹的空間符号鍊條，如車站、辦公室、餐廳、圖書館、超市和電影院等空間場所的位移，來說明城市社會的整體構成是如何形成的。在這個意義上，城市風物不隻是一種現實物的存在,其中注入了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包孕了群居者雜糅的共有的思想、觀念和情感。
從符号隐喻三個特征展現具有風物姿态的城市叙述，包含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去中心化和具象化的特征将現實場景的城市物及其背後意義的相關關系予以闡釋,建構具有“能指”與“所指”比對關系的城市文化符号系統﹔另一方面，關聯性特征則有助于形成具有整體特征的城市風物叙事姿态。
以符号隐喻的方式走進城市風物的研究，更容易将彌散的、看似無序的城市風物以符号隐喻的方式關聯在一起，讓我們更加清晰地了解一座城市的肌理，感受城市空間的尺度——包括城市的布局、街區的大小、街道的寬窄、街區的密度等。從社會文化符号次元對城市風物的思考，可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文化空間與現實場域、不同主體介入而形成不同場域等相關問題。這樣一來，城市風物便不隻是城市中的物，也不隻是物與場所的關系，而是構成了具有現實場景的場域狀态，形成了可被了解和可被想象的連續“流動”的場域。
以符号隐喻叙事理念打造“城市風物”整體化新格局
符号隐喻叙事可解析城市風物蘊藏的特有風韻，打開一座城市在曆史變遷中風物特征的形成過程。城市的規劃不是城市物的排列群組合，而是将孕育着風土人情的城市風物的魅力展示出來，讓城市的居住者能夠充分體驗宜居感和獲得感。城市規劃要展現城市風物的特征和顯現城市的文化氣韻，可借助符号隐喻的叙事理念，将物的形式與人的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進而以城市特有的空間符号辨別彰顯一座城市風物的整體特征。“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往往會給人留下許多意蘊深長的空間形象、曆史片段和特殊的情感記憶。城市故事的生成、沉澱和變遷，則與建築師和規劃者的工作息息相關。”符号隐喻可以為如何醞釀、叙述有故事的城市風物提供一把鑰匙。
其一，以符号隐喻叙事中曆時性與共時性的互動，将城市中具有曆史标記的符号與注入時代特征的符号交織在一起，強調時代變遷中城市發展的承接性和延續性。這樣有利于在不失城市原有特質的基礎上，展現城市風物的曆史延綿特征，彰顯城市在新舊交替過程中的人文景觀。意大利建築大師卡洛·斯卡帕在對老城博物館的改造中便以時間軸将從中世紀至今每個時期的建築片段自然地交接在一起，實作立體空間的并置和建築構造的對話，以符号隐喻搭建關系機制，實作遺存風貌與空間更新的融合。近期，“2020三聯人文城市獎”入圍獎的名單，就突出了城市發展連綿性和整體化的理念，例如首鋼園區改造的入選作品，綜合利用原有工業區的空間特點，将現代城市功能區植入其中，既保留了該區工業遺存風貌，又注入了城市發展的新功能，包括現代辦公區、住宅區、休閑區和博物館的綜合改造，實作了故地換新顔的變化。而另一件入選作品“連州攝影博物館”突破博物館的傳統模式——“白盒子”模式，以當代攝影藝術與連州老城日常生活的背景交織在一起，以新舊之間空間秩序的對照展示連州老城的久遠曆史和“相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在對城市進行綜合改造中，需要發揮空間設計者的智慧，在考察曆史感的空間符号的基礎上，結合當下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将城市風物符号特質注入現代化城市改造的基本元素中，調用空間移位的方式，協調空間符号的整體設計，進而以空間符号曆史的、文化的接連方式，實作城市有機改造的新路徑。
其二，以符号隐喻叙事形式與内容的接近，調撥傳遞中人文、器物和空間等各類符号，以隐喻的方式形成一座城市連貫的、有内涵和形式美的風物整體，使得城市風物的空間圖式與共享意義結成統一體。城市在發展，産生新的氣息和時代風貌，是以需要打造城市發展的新地标。這就出現了城市原有的意義系統與新發展秩序的協調和整體規劃的問題。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可為這一問題提供一種方法論路徑，可應用隐喻方式形成空間與意義的互動關聯。在對“南海會館”的設計中，為了進一步展現“西樵山水”的物景風貌和“嶺南文化”的人文景觀，将南海人“勇闖海外，榮歸故裡”的人文情結融入建築物中，設計師通過“山水通廊”和“觀景樓閣”實作嶺南風光景物與曆史人文品格的融合，盡顯嶺南風物的韻味。城市風物代表的不僅是地形學或者地理圖示的坐标系，而是對生活其中和融入其中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總體風貌的呈現。空間隐喻叙事排程現實空間、話語空間群組織結構之間的張力，實作空間場所與空間情境的融合，将可感世界與社會深層結構密切聯結在一起，在城市的設計與文化特質、空間布局與人文情結、現代化改造與曆史文脈之間形成關聯，提供了打造城市風物整體化意義系統的實踐途徑。
其三，以符号隐喻叙事的類比與聚集功能，依循城市内部的原有特征，将表達城市典型風物特征的符号遷移到外部空間或新空間的打造中，形成城市風物延伸形态的發展。在現代城市的規劃設計中，除了遺存空間與空間更新的互相疊加和融合之外，還有一種現代城市空間的布局方式，就是保留原有城市的風貌，發展外環空間，實作城市内部向外部延伸的發展方式。這通常适用于對原有大型空間采取保護的措施，例如古老村落、舊城區和古城。面對這樣一些較為龐大空間的改造，需要在保持原有風貌的基礎上，推出友善居住者現代化生活的方案。在世界遺産保護地福建永定旅遊文化城的改造中，為促進當地旅遊相關産業的發展和便利當地居住者的現代生活,對延展文化城的相關設施建造中,"挑選了一些較典型的土樓的符号元素”并“當地取材”，使新的建築與原有建築自然而柔和地結合在一起。這展現了内部空間向外部空間輻射延伸的規劃思路，采用空間符号類比的方式，進而實作新城風貌與舊城特色、周邊城市居民新生活與原有城市風貌的互動發展。在對現代城市的規劃中，以這一理念實施外城與内城、外環與内環、周邊與中心之間的互相推動作用，以原有空間的實際狀況提供外部空間的規劃目标，以外部空間的現代化功能促進原有空間的結構優化——這一方式可形成城市文明發展的序列關系，一方面彰顯現代城市發展的當代活力，另一方面保護了城市發展的曆史印記，形成了風物延伸形态下的城市發展脈絡。
從符号隐喻視角出發的城市規劃，有利于把城市居民的主體經驗和生活因素嵌入城市結構的組織中，展現了城市風物叙事的核心理念。以此為理念的城市規劃方略，采用符号模式，從組織方式、情境安排、解釋方式到實踐過程，可形成一整套具有空間隐喻性政策的城市設計方案。
結語
符号隐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叙事，在于描摹和展示真實的城市風貌，以“生活在下面”的理念帶我們走進城市生活的内部，讓我們感覺城市的曆史、當下和未來。這一視角下的叙事，主張城市風物的塑造不隻是基于空間形式的考量，而更為重要的是尋求城市居民的宜居生活方式。這一視角下的城市叙事，通過城市中行動者、城市事件、在城市中亘古流傳的常識、城市改造和城市遺迹之間彼此交織的關系，建立互相輻射關聯的空間隐喻網。在符号隐喻的叙述中，尋求城市發展的内生力和創造力，強化空間符号與城市文化特質的關聯，進而形成根植于城市文化特質的城市風物叙事結構。符号隐喻叙事呈現的不隻是符号内部邏輯的轉換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将作為隐喻實踐的符号觀念和具有隐喻實踐的符号功能——即強調實踐意義的符号概念和用途——共同作用于對城市風物的闡釋，并為建構合理、健康和有序的現代城市發展提供一種有價值的參考。
城市風物叙事是一種浸透式的叙事表達，展現浸潤在城市中的居住者與城市布局之間的緊密關系。這一叙事強化了城市與居民、城市風物與居民習俗、空間場景與人文情懷之間的接連，以城市空間的秩序和結構，城市生活的節奏和韻律，形成共有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顯現一座城市整體的人文氣息。城市風物離不開文化符号次元的思考。彰顯一座城市的整體風貌，就在于将城市的器物特征與城市潛藏的文化底蘊進行有機結合，而符号隐喻将物質形态與精神形式聚焦在一起,可實作城市物質形态與城市風韻的交融,彰顯一座城市獨有的風物特質。以符号隐喻的方式，傾聽跳動在城市中的每一個低吟淺唱的城市風物構成的音符，可讓我們全身心地沉浸在這些不同音符共同鳴奏的城市之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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