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戰略洞察力、高超的外交能力，也未能彌補諸葛亮在識人用人方面的欠缺。劉備時代已經面臨人才缺失，進而使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先衰亡的一方，人才最為匮乏是主要原因。
但在這人才匮乏的背後絕不僅僅是荊州的失去，白帝城劉備托孤之後，諸葛亮再未建立起有大規模的人才隊伍，才是蜀國頹敗的根本原因，下面就用三件事情來略表諸葛亮的用人之失。
揮淚斬馬谡：對于屬下要求過于嚴苛，不容犯錯
諸葛亮多次出戰都要求下屬立下軍令狀，以示決心。其實勝敗乃兵家常事，而且“事無巨細，鹹決于亮”，可是卻要下屬為自己制定的作戰計劃的失敗來付出生命代價，完全其實，馬谡死得很冤。
劉備對馬谡“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評價，諸葛亮卻沒有放在心上。其實馬谡才華橫溢，在七擒孟獲戰争中展示出了關鍵謀略，并不是不可大用。但他隻是優秀的參謀人才，并不适合去前線獨當一面。
街亭之失，其實是把荊州托付給關羽的重演，問題還在于諸葛亮用人不當。
諸葛亮卻全無劉備的氣度，諸葛亮先殺劉封，又殺馬谡，看似維護了軍紀，但他卻沒有看到自己痛哭的同時，大軍也在為馬谡落淚！按照諸葛亮打了敗仗就要處罰甚至處死的邏輯，那麼諸葛亮五次伐魏全部失敗，是否也要被劉禅問斬？諸葛亮雖然自貶三級，并總結了自己用人的不當，但依然沒有改正。
在諸葛亮的管理之下，沒有人能夠失敗得起。諸葛亮秉承法家思想，從法治角度上講，這并沒有錯。但是“苛政猛于虎”，過于嚴厲而且還會被濫用的績效考核一旦被用于推卸責任、打擊政敵等領域時，其對下屬的心理打擊将是非常沉重的，這往往會使下屬謹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追求短期目标。
不采納魏延的奇謀：過于求穩，不敢用有創造性的人才
諸葛亮一生唯謹慎，同樣注定了他不可能成為開拓性的統帥人物，也不可能信任和重用類似的人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待魏延的态度。不僅僅因為魏延是殺了舊上司投奔過來的降将，諸葛亮便斥責其品行，
公元227年春，諸葛亮率軍親征拉開了“六出祁山”北伐戰争的序幕。這一些列戰争前後經曆了六七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諸葛亮一開始就失人失策。當時蜀軍雖銳，但在兵力數量上處于劣勢，在戰略地位上為險峻的秦嶺山脈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出奇兵制勝，速戰速決。在這一點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諸葛亮謹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
在初出祁山之前，魏延就曾對北伐的路線提出過異議。他根據敵我地形、戰術原則等因素提出：兵出子午谷，直取長安，這應該說是個比較周全的戰略方案。如果采納這個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精兵奇襲，直搗長安，再在斜谷大軍配合下，勝利是很有希望的。
對于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谷，直取長安的奇襲之策，也本可以商榷。可惜諸葛亮對魏延的感觀實在是不好，僅僅一言“輕躁冒進”以否之。
魏國滅蜀，不就是鄧艾率奇兵深入蜀地，直取成都麼？或許人才濟濟的魏國和阿鬥昏庸的蜀國不能同日而語，但這畢竟展現手下的勇敢效命。就是諸葛亮的主要對手司馬懿在事後也說，諸葛亮平生謹慎仔細，不肯造次行事。若是我用兵，先借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可見魏延的主張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這斥責為“輕躁冒進”，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結果大好時機被喪失了。此後的魏延心懷不滿，難道不是人之常情？
諸葛亮對魏延似乎有點偏見，偏反其道而行之，兜大圈子自漢中向西繞道陽平關，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萬大軍在崇山峻嶺中緩慢笨拙地前進，使廣大将士的體力和糧秣無益地消耗在長途跋涉之中。
這樣的進軍使魏軍得以喘息，從容地作好迎戰準備，深溝高壘，以逸待勞，緻使蜀軍失去時機。
蜀中無大将，廖化作先鋒：做上司要懂得放權，以免後繼無人
諸葛亮在人才培養上最大的問題，便是不肯放權。諸葛亮事必躬親，看起來鞠躬盡瘁，其實這是對下屬不放心的一種展現。中國的用人傳統一向講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蜀中無大将，廖化作先鋒”的局面，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諸葛亮事必躬親、偏重執行力的做法。
馬谡街亭之役失敗的結果隻能是開刀問斬這一極刑，那麼還有哪個敢“将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呢”？馬谡的罪名是“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在諸葛亮看來，該考慮的他都考慮到位了，将領們隻需依“亮節度”行事即可。
諸葛亮的事必躬親、嚴厲問責與曹操、劉備、孫權、司馬懿和司馬昭的适度授權、寬容地對待失敗再一次形成了鮮明對比。
從理論上講，諸葛亮的個人能力和人品相當傑出，起初他也想成就一番事業，但在劉備去世後，蜀國就開始走向衰弱，以至于“環顧左右，無人可用”，相信這個結果并不是他所想看到的，而這個結果又讓他自己更加事必躬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