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战略洞察力、高超的外交能力，也未能弥补诸葛亮在识人用人方面的欠缺。刘备时代已经面临人才缺失，从而使蜀国成为三国中最先衰亡的一方，人才最为匮乏是主要原因。
但在这人才匮乏的背后绝不仅仅是荆州的失去，白帝城刘备托孤之后，诸葛亮再未建立起有大规模的人才队伍，才是蜀国颓败的根本原因，下面就用三件事情来略表诸葛亮的用人之失。
挥泪斩马谡：对于属下要求过于严苛，不容犯错
诸葛亮多次出战都要求下属立下军令状，以示决心。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可是却要下属为自己制定的作战计划的失败来付出生命代价，完全其实，马谡死得很冤。
刘备对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评价，诸葛亮却没有放在心上。其实马谡才华横溢，在七擒孟获战争中展示出了关键谋略，并不是不可大用。但他只是优秀的参谋人才，并不适合去前线独当一面。
街亭之失，其实是把荆州托付给关羽的重演，问题还在于诸葛亮用人不当。
诸葛亮却全无刘备的气度，诸葛亮先杀刘封，又杀马谡，看似维护了军纪，但他却没有看到自己痛哭的同时，大军也在为马谡落泪！按照诸葛亮打了败仗就要处罚甚至处死的逻辑，那么诸葛亮五次伐魏全部失败，是否也要被刘禅问斩？诸葛亮虽然自贬三级，并总结了自己用人的不当，但依然没有改正。
在诸葛亮的管理之下，没有人能够失败得起。诸葛亮秉承法家思想，从法治角度上讲，这并没有错。但是“苛政猛于虎”，过于严厉而且还会被滥用的绩效考核一旦被用于推卸责任、打击政敌等领域时，其对下属的心理打击将是非常沉重的，这往往会使下属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追求短期目标。
不采纳魏延的奇谋：过于求稳，不敢用有创造性的人才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同样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开拓性的统帅人物，也不可能信任和重用类似的人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待魏延的态度。不仅仅因为魏延是杀了旧领导投奔过来的降将，诸葛亮便斥责其品行，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军亲征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一些列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
在初出祁山之前，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
对于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的奇袭之策，也本可以商榷。可惜诸葛亮对魏延的感观实在是不好，仅仅一言“轻躁冒进”以否之。
魏国灭蜀，不就是邓艾率奇兵深入蜀地，直取成都么？或许人才济济的魏国和阿斗昏庸的蜀国不能同日而语，但这毕竟体现手下的勇敢效命。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若是我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的主张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结果大好时机被丧失了。此后的魏延心怀不满，难道不是人之常情？
诸葛亮对魏延似乎有点偏见，偏反其道而行之，兜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笨拙地前进，使广大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无益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
这样的进军使魏军得以喘息，从容地作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做领导要懂得放权，以免后继无人
诸葛亮在人才培养上最大的问题，便是不肯放权。诸葛亮事必躬亲，看起来鞠躬尽瘁，其实这是对下属不放心的一种体现。中国的用人传统一向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诸葛亮事必躬亲、偏重执行力的做法。
马谡街亭之役失败的结果只能是开刀问斩这一极刑，那么还有哪个敢“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呢”？马谡的罪名是“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在诸葛亮看来，该考虑的他都考虑到位了，将领们只需依“亮节度”行事即可。
诸葛亮的事必躬亲、严厉问责与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和司马昭的适度授权、宽容地对待失败再一次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理论上讲，诸葛亮的个人能力和人品相当杰出，起初他也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在刘备去世后，蜀国就开始走向衰弱，以至于“环顾左右，无人可用”，相信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所想看到的，而这个结果又让他自己更加事必躬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