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8日，蔣介石委任黃埔系二号人物何應欽負責中國戰區内接受日軍投降事宜。
何應欽在晚年對女兒何麗珠回憶道：“先總統時代，蔣公給予我的最大榮譽是抗戰結束以後在南京主持受降大典”。
在抗戰勝利以後，接受日軍投降事宜，的确是一項莫大的榮譽，那麼蔣介石為何要以兩度“背叛”過他的何應欽代表他去南京主持受降儀式呢，為什麼不是自己親自前去，或者是将這種極具榮譽的美差，給予更聽話的人呢，還有何應欽在接收降書過程中的彎腰低頭還禮行為，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态呢，是有意還是無意呢，今天宋安之來說說。
一、蔣介石之是以讓何應欽去主持受降儀式，其實可以視為對何應欽之前背黑鍋的補償。
1935年何應欽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被世人所唾罵，其實就是受蔣介石委托所為，蔣介石沒那個意思，何應欽也不敢簽訂，可以說他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是代蔣介石背了罵名，如今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蔣介石讓何應欽前去，想必也是有補償之意。
又或者說在對日方面，蔣介石主要以何應欽出面，此次由他出面主持受降儀式也順理成章。總不能壞事讓何應欽出面背罵名，到好事了，不讓他去，也的确說不過去。
二、蔣介石之是以沒有自己前去，主要是身份不對等。
當時在中國代表日本投降的是岡村甯次，他是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軍階隻是大将，并非日軍最高統帥。正所謂兵對兵将對将，蔣介石如果親自前去支援受降儀式，就是自降身份了，反而會起到不好影響。
而何應欽是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并且是陸軍一級上将軍銜，在職務和軍階上都與岡村甯次類似，地位上是對等的。
三、何應欽曾在日本留學，屬于“親日派”，更是與岡村甯次有着交情，适合蔣介石對日軍“以德報怨”的政策。
當然蔣介石可沒有這麼大度，他之是以這樣做，是打着以此交好日本政界，友善以後進行合作，并且為之後發動不義内戰做好準備。比如以此在當時友善更快接受日軍投降，還在解放戰争時期，以岡村甯次為秘密軍事顧問。
之後因為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政策，何應欽是深領其意，在侵華日軍之中，隻有145名戰犯被判處死刑。像罪行累累的侵華日軍将領元香馨，在抗戰勝利以後，并沒有受到什麼懲罰，而且投靠了閻錫山，改名為原泉福，任中将副司令。到了1948年7月，在晉中戰役時，被英勇的解放軍炮火重傷後，眼見逃跑無望，便讓手下擊斃自己，這才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在主持受降儀式中，何應欽在接受降書時，投降書并不是由岡村甯次交給何應欽的，而是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将投降書遞交給何應欽，而何應欽在接受投降書之時，彎腰比日方代表還要低，可謂是引起不小争論，直到今天，也是一個争議話題。
有人認為何應欽此舉并非有意，應該是受降儀式的相關細節有問題，中方代表桌子太寬，是以接受投降書之時，難免要彎腰才能接受到。
有人認為對方投降代表身高比之何應欽要高，是以對方彎腰遞交投降書，何應欽個子低夠不着，是以隻能彎腰過低，才可以接到。
有人認為這是上綱上線，這隻是一個普通舉動，隻不過被媒體抓拍到了，并且被刻意放大了，其實并沒有什麼。
當然還有更多人是持批評态度，認為這個舉動不妥當，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奴才相，這是赤裸裸的谄媚。
其實以細節和心理入手來說，何應欽此舉肯定不對。因為他主持受降儀式，可不隻是代表他個人，更不是代表蔣介石，而是代表中國接受日軍投降，其實這點何應欽也明白，是以對于這場受降儀式，細節還是挺到位的。
按照規定，日方投降代表要向何應欽向三次禮：到達會場時一次，遞交投降書時一次，退場時一次。
還有遞交軍刀之事，事前何應欽還特意派人與岡村甯次交流過，意思是參加受降大典時可以帶軍刀，也可以不帶，但是帶了，肯定要當衆呈繳給何應欽。岡村甯次聽了以後是感激得差點痛哭流涕，畢竟在很多日本軍人看來，軍刀比生命還重要，于是岡村甯次自然是沒有帶軍刀參加。
試問連這種細節都考慮到了，怎麼會考慮不到日方遞交投降書之時的細節？
而且按照規定日方遞交投降書之時，要先禮一次，何應欽也沒必要站起來。而且這是罪行累累的一方，他就是把腰彎到桌子上，也跟你沒關系，隻要能遞過來就行。即使退一步說，你站起來接投降書也罷，但也沒必要對方隻是微微彎腰遞交，你卻要以更大幅度的彎腰低頭來接受吧？
換位思考一番，如果你是一位有血有肉的軍人，敵人侵略你的國家十幾年，犯下滔天大罪，如今他們要投降了，你作為代表接受投降，對方隻是微微彎腰遞交降書，你即使站起來接受，也沒必要如此替對方考慮，馬上以更大幅度彎腰低頭去接受吧，畢竟你代表的是國家，而不是你個人。
換成正常人，不應該是看你遞交降書都是一副不服氣的樣子，明明可以深彎腰将降書遞過來，卻不做，那麼我肯定要大聲斥責你，或者最起碼站着不動，你要麼也别動，看誰耗得過誰，要麼就是老老實實彎腰更深遞交降書。
是以從細節來說，何應欽不應該犯如此錯誤，應該是何應欽本身是“親日派”，甚至是有些谄媚心理，正好又有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授意，加上與岡村甯次有交情，是以看到岡村甯次一方的代表隻是微微彎腰，夠不到自己時，幹脆将國仇家恨抛之一旁，更是忘記自己是代表的國家，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以德報怨”的角色中，是慷他人之慨，寬他人之容，及時貼心而谄媚的以更大幅度的彎腰低頭來接受降書，簡直是諷刺。
對此行為，岡村甯次在回憶錄中大為感慨地說道：“在第三次小林總參謀長呈交降書敬禮時，何應欽總司令卻不由得站起來作了答禮。看到我這位老朋友的溫厚品格，不禁想到，畢竟是東方道德”。
說實話，這個東方道德評價感覺還是挺諷刺的，這是哪門子東方道德呢？這分明是既谄媚，又讓人看不起的“道德”罷了。
正因為何應欽如此行為，是以後來為了彌補這種遺憾，著名畫家陳堅在創作《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油畫時，雖有一些與史實不符，但整幅畫氣勢磅礴，更是“幫”何應欽站直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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