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周室衰微，諸侯争霸，其實在戰國早期參與争霸，或者參與重大利益紛争的國家，都是擁有曆史底蘊的國家，也就是說這些國家要麼來自周天子的正統分封，要麼是在武王伐纣戰争中，立下功勳而被分封的，比如說齊國，開國之君姜子牙是西周第一功臣，再比如，晉國，開國之君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這些老牌諸侯國成立都是有背景的。
再比如楚國，專業對抗周室數百年，在周王鞭長莫及的情況下自立為王的，還有一些西周的王族分支，憑着血脈的高貴被封為諸侯的，比如燕國，而戰國首霸魏國繼承的是晉國的衣缽的；這些國家都是相當具有曆史底蘊的諸侯國，它們在整個周王朝的傳承過程當中，也占據着重要的組成部分。
曆史底蘊對國家發展影響深遠
進入戰國時代，也是它們經曆了重重的考驗而生存了下來，進而能夠參與戰國時期的群雄逐鹿。但是深厚的曆史底蘊并不是一個絕對的優勢，或者說并不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絕對好處，很多時候國家的發展受曆史底蘊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這一點我們從秦國身上就可以看出一二。
事實上，在戰國七雄當中，秦國的資曆是最淺的，換句話說，它參與諸侯争霸的資格是最小的，它其實是東周的開國諸侯，比之晉國、齊國、楚國和燕國這些國家晚了整整一個時代，哪怕是韓、趙、魏三家是戰國時代新型的諸侯國，都比秦國更有資格參與中原争霸。
因為韓、趙、魏三家，它們本身是老牌諸侯國晉國的家臣而成立的國家，本身就是晉國國内的大貴族，在晉國成立時就已經存在；而且在晉國國内它們也掌控着巨大的國家權力，可以說在實際上在晉國後期，是淩駕在晉國國君之上的。我們從根本上來講，韓、趙、魏這三個國家也擁有着比較深厚的曆史底蘊。
秦國迅速崛起得益于曆史底蘊比較淺
那麼為什麼說曆史底蘊，對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講是一把雙刃劍呢？為什麼很多人認為，秦國之是以能夠成長迅速，卻得益于曆史底蘊比較淺呢？這種說法到底有着什麼樣的道理呢？本篇文章重點分析一下這樣問題，看一看秦國的成長，與它的曆史底蘊到底有哪些淵源？而這些又具體的表現在了哪些方面？
秦國政治制度受周王室影響較淺
首先第一點，國家的曆史底蘊不深，那麼基礎政治制度受到周王朝的影響就比較淺，最原始的統治形式在國内紮根也比較淺，讓這個國家比較容易接受新制度的熏陶，進而更加容易接受變法和改革。
我們知道秦國是東周的開國諸侯，因為幫助周平王東遷有功而被分封的，對于這個國家來講，它成立的時代是一個周天子統治已經衰弱的時代，那時諸侯已經有了不聽王命的表現，既然周天子對于各大諸侯國的控制權已經逐漸變弱，由周王朝所折射出的一種統治制度，自然也就不會對諸侯國産生更大的影響，特别是對于秦國這個新型的國家。
秦國遠離周朝統治核心，天子式微時期被分封
本身秦國就地處西部的偏遠地區，與周王朝的統治核心距離比較遙遠，所謂天高皇帝遠，周王朝本身就對秦國的控制能力不強，而且周朝所奉行的制度已經不再被各諸侯國服從，對秦國這個新興的國家來講，周朝的制度影響力就是更低了。
秦國成立後忙于對付戎狄，開疆拓土，忽略制度建設
再者說，秦國之是以能夠立國，其實靠的并不是周天子分封的诏令，那個時候周天子對于西部領土已經失去了實際的控制權，王朝的西部邊界大部分已經被戎狄所控制，是以按理來說，周天子其實是給了秦國國君一個空頭支票，如果它們能夠從戎狄手中将領土搶回來，那麼這個國家就可以立國，搶不回來那就另當别論了。
是以，秦國在立國前期，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了戰争當中，為了從戎狄手中搶奪領土，為了拓寬自己的領土疆域，也為了提升自己國家的實力以友善參與諸侯争霸，這個國家在剛剛立國的時候，并沒有将精力放在仿照周王朝的統治制度，并進行政治改善上。
曆史底蘊淺比曆史底蘊深厚的國家，更容易變法強大
是以，建國的時間比較短，建國的時期比較特殊，國家的曆史底蘊不深厚等等原因，讓這個國家并沒有受到太多的制度影響，也就更容易接受後來的商鞅變法；這一點我們通過兩個執行個體就可以得以證明。
燕國曆史底蘊深厚，容易墨守成規
第一是燕國和秦國之間變法的對比；燕國是戰國時代裡曆史底蘊最為深厚的諸侯國，它是西周的開國諸侯，第一任國君召公奭更是姬姓王族，同時在西周的朝堂上擁有着比較高的地位，是以如果單純的從血脈和相對于周王朝的地位上來講，燕國這個國家是比其它的國家等級更高些，同樣它的曆史底蘊也是最為深厚的。
燕國深受西周王道政治影響
可是正因如此，燕國受西周統治制度的影響特别深遠，西周是推行一種王道的政策的，深受周王朝統治影響的召公奭，自然也會在燕國推行這種王道政策，這使燕國後期的幾百年發展曆史都深受其害。
我們如果仔細的分析燕國曆史就會發現，燕國在進入戰國時代之前的曆史特别平靜，甚至它出現過九代國君的空白，産生這種情況的最合理猜測，就是那九代國君當中，燕國并沒有出現影響中原格局，或者說影響國家發展道路的事件，可以說是一個與世無争的國家，這就是燕國深受王道影響的一個具體展現。
王道政治傳統阻礙變法改革
在王道的統治影響下，燕國其實奉行的是一種類似于道家無為而治的方式，主張在君主的上司之下各司其職，堅決奉行西周的禮樂制度，反對諸侯國之間的戰争，是以它與其它國家之間的沖突并不多，發展可以說相當的按部就班，是以，王道的統治在燕國人的心目當中其實是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
對于戰國時期的燕國人來講是祖先遺留下來的政治傳統，這樣的傳統它們已經堅持奉行了幾百年之久，想讓它們在一朝一夕之間進行改變是非常困難的，是以在燕昭王變法的時候，哪怕有着魏國和秦國的成功先例，也沒能夠同樣推行法制變法，變法隻是在國家的一些發展形式上面做了變動，可謂是治标不治本，換湯不換藥的。
秦國受王道政治影響小，阻礙力小，變法輕裝上陣
但秦國的變法卻不止如此，秦國的變法可以說是一場徹底的大換血，其實秦國并非沒有實施過王道政策，秦國曾經在秦穆公的時候任用了百裡奚，百裡奚推行的政策就是一種類似于王道的政策，就像是孟子見梁惠王時所說的那樣，從百姓的養生喪死方面進行改善，在那個時代也對秦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為秦國推行王道政策的時間并不長，到秦孝公時，秦國推行法治政策并沒有受到很大的阻力；可以說，在商鞅變法當中的最大阻礙來自于貴族，因為商鞅變法确實是損害了貴族的利益，自然會得到貴族的反對。
不過，對于平民百姓來講，法治政策卻給他們帶去了利益，與他們能夠接受的政治統治并不相悖。換句話說就是秦國的百姓不具有燕國人那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傳統，因為立國時間少，沒有必須要發展傳承的基本制度，是以在改變和接受的方面顯得比較容易。
秦王朝的滅沒并不是極端苛政，而是法治政策失誤
第二點則是秦王朝建立之後推行法治政策的失誤；我們從秦王朝十幾年的發展曆程來看，像儒家子弟所說的那種極端的苛政其實并不存在，秦朝确實征收了比較大量的徭役和賦稅，但這種徭役和賦稅更多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比如說修建長城，比如說修繕都江堰，修建靈渠、通靈渠等等，這些都屬于基礎的防禦設施和水利設施，對穩定國家的發展是有着很大的好處的。
而被人們诟病的阿房宮其實也并沒有建成，像杜牧所言的那種覆壓三百餘裡，骊山北構而西折，其實隻是一種誇大的構想而已，可能唯一能夠作為例證的，也隻有秦始皇輝煌的骊山陵墓了，換句話說，哪一個時代的帝王沒有為自己修建宏大的陵墓呢？是以說，秦王朝的覆滅我們并不能從這一類的問題上尋找原因。
秦朝推行的法治政策不被原六國百姓所接受
事實上，關于秦王朝的覆滅，更多的是在法治政策上推行的一種失誤，秦國是因為法治變法而強盛起來的國家，是以，秦朝建立後就自然而然地想要在整個王朝内推行法治政策，但六國覆滅之後，秦朝的子民已經不再是原本的秦國子民，它的子民是曾經戰國七雄的所有平民百姓，原屬秦國的百姓能夠接受法治，但這不代表六國歸降的子民們也能接受。
因為在他們原本國家覆滅之前，他們一直以來接受的統治環境與法治是大不相同的，那同樣也是他們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讓其一朝之間放棄原本的生存方式，而接受法制是有點操之過急的。
六國百姓受原有統治環境影響，很難迅速接受新法治
秦王朝統治的根本失誤在于它并沒有經過一個過渡時期，就将法治政策一股腦的推向了整個王朝，讓沒有接受過法治觀念影響的人感受到了壓迫，進而進行了反抗。這其實也是一種曆史底蘊的影響，如果山東六國的子民們不是世世代代接受非法制的統治政策的話，那麼他們對于法治政策就不會過分的反感，也就不會感受到過度的壓迫而進行反抗。
通過上面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秦國的發展與它的曆史底蘊是有着很大的淵源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單純的表現在它的強盛上，同時，對于大秦帝國成立後的統治形式也有着很大的影響，甚至可以當作是它滅亡的一個原因。
秦國因曆史底蘊淺而強大，也因其他國家曆史底蘊深厚而滅亡
是以，對于整個秦國和後續的秦王朝來講，前期曆史底蘊的不深厚是它強盛起來的一個基礎，讓它比其它的國家更容易接受變法改革，更容易接受比較有先進性的基礎制度，從前的秦國人能夠更好地接受商鞅變法的内容，而在商鞅變法之後所積累起來的底蘊，卻成為了最終決策失誤的原因，畢竟原屬山東六國的子民，并沒有改善因為曆史而積累下來的思想。
這就很好的解釋了為什麼秦國作為一個諸侯國時，推行法治政策沒有崩潰卻在建立一個王朝之後，再繼續推行法制政策的道路上，土崩瓦解這一事件了。
從根本上而言，這就是曆史底蘊在作怪，
是因為長久的發展曆史而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在作怪，是以很多時候抛棄秉承已久的思想，進行思想上的解放和創新，還是非常有作用的，也是發展的一種必要。
曆史底蘊除了對于國家政策和發展形式上的影響，相對薄弱的曆史底蘊還讓秦國的改革更具先進性；這點我們從秦國和楚國之間的對比上就可以看到，秦國立國時間相對來講比較短，是以，它在發展的道路上可以接受一種新時代的熏陶，可以在衆多的統治形式當中選擇法治來治理國家，但是像是楚國這種在春秋時期就已經自立為王的國家來講，就不存在這種選擇權。
讨論
楚國受傳統思維影響，成也分封，敗也分封
雖然在春秋時期，各大諸侯國之間的明争暗鬥就已經比較紛亂了，但諸侯國還沒有完全脫離周天子的控制，從表面上來看，最基本的政治統治還是來源于周王朝，是以當楚國在春秋時期自立為王的時候，能供楚國借鑒的統治形式隻有西周的分封制度，這就是為什麼楚國會憑借一個諸侯國實力來實施分治制度的原因。
畢竟除了西周的分封制，它們沒有其它的借鑒形式，而曆史發展的潮流也沒有那麼迅速，并沒有萌生出向吏治、法治這樣的具有先進性的統治形式；可是對于一個國家來講，基礎的制度和統治形式對國家的發展影響太過深遠，分制的政策一旦形成，想要進行改善那就是難上加難了。
試想一下，實施分封制的周王朝最終會出現春秋戰國，仿照分封制度建立了分治制度的楚國，到發展的後期又能夠好到哪去呢？是以說，在這一點上，秦國其實也占了曆史底蘊短比較大的光。
小結
從以上叙述
，我們可以得知，其實曆史底蘊對一個國家來講真的是一把雙刃劍，比較豐厚的曆史底蘊可以為一個國家提供文化的支撐，在文明的發展上有着更加多的話語權，對于一個文明和一種文化的傳承也更加穩定和友善，可是曆史底蘊卻容易對其文明治下的百姓，造成一種思想上的禁锢。
畢竟千百年來，這種文明就是依靠着某一種發展形式而傳承的，成百上千年後的子子孫孫也自然會堅定的遵守這種發展形式，思想、思維、文化等千百年來局限在一個架構内，容易形成墨守成規的思維惰性。對于相新興的國家來講，在思想上的突破能力就顯得相對薄弱，影響人們的創新思維，創新理念和創新動力，新興國家要想突破已有的體制，必須有創新的勇氣，隻有創新才能為國家實力發展注入新的契機。
戰國時代，魏國之是以成首霸，那是因為進行李悝、吳起變法，秦國之是以逆襲成王，商鞅變法功不可沒，是以，每一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都要堅定的思辨，同時堅定的創新，隻有這樣才能夠在身後的曆史文化當中，增加更多的新鮮血液，讓一個文明的發展亘古不衰。
參考文獻：《春秋集注》、《呂氏春秋》、《戰國策》、《資治通鑒》、《史記》、《左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