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史學家對于忽必烈征伐諸國的另外一個原因歸結為“追滅南宋移民，防止他們借助于諸國兵力圖興複”。這種歸結是有依據的。南宋滅亡之後，面對南宋遺留下的軍隊，忽必烈對此是很不信任的。在襄陽和崖山之戰中，元朝收編的南宋軍隊為新附軍，達十萬餘衆。
對于這樣一緻數量很大訓練有素的軍隊，元朝統治者既不敢輕易殺降，又不敢輕率遣散。對于這樣一支不信任的軍隊，每遇戰事，都往往首先被調發出征。第二次征伐日本的時候，“範文虎請求戰馬和回回炮時，忽必烈說：這是海戰，用那些幹什麼”，拒絕了範文虎的請求，最終新附軍在對日作戰中幾乎全軍覆沒。而作為統帥的範文虎在征伐失敗真相敗露後，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在罷官一年後，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庚子，忽必烈仍舊以範文虎為左垂，商量樞密院事。這些情況，反映了忽必烈的輕敵和對新附軍的輕視，同時也反映了忽必烈對新附軍的不信任。忽必烈希望通過對外作戰，消耗南宋遺留的軍隊，達到了“不殺降而降人自消的目的”。忽必烈雖然征服了南宋，但是江南仍舊多有反抗元廷之舉，元朝為了穩固江南局勢，對當地的叛亂給予了殘酷的鎮壓，同時又不斷抽取江南壯丁充當士兵。湖廣行省曾經有奏：“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于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通過連續的征兵，使得江南的反抗力量逐漸的被削弱，可以間接的打擊江南“抗元複宋”的有生力量。
南宋滅亡之後，“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遠國”。“除左垂相陳宜中走占城外，尚有吏部尚書陳仲微、參知政事兼廣西宣谕使曾淵子等，這些南宋移民不忘故國，頗有與南洋諸國聯結謀興複的圖謀”。是以在面對内有叛亂，外有聯結圖謀的形勢下，忽必烈為了防止南宋遺民借助南洋諸國的兵力“複宋”意圖，通過對内征兵，對外征伐的政策，消耗南宋遺民的反抗力量，打擊海外支援勢力，來實作其統治的穩定性。至元二十二(1285)年對安南的征伐中，元軍就“于安演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尚書婿、交趾梁奉禦及趙孟信、葉郎将等四百餘人”。是以，防止南宋殘餘勢力的興起，也是忽必烈所發動戰争的原因之一。
日本是回絕元朝最堅決的國家，多次遣使或遇殺戮或遭驅逐，因而最早遭到忽必烈的用兵。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在南宋還沒有被滅掉之前，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招使高麗簽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同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撥都魯輕疾舟、涉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八月，忻都等将領率領蒙軍、漢軍以及高麗軍從合浦出發，十月，攻占日本對馬和一岐二島。随後，日本軍隊集結主力與元軍大戰于博多灣，孤軍深入的元軍遭到猛烈阻擊，并且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下，兵疲箭盡，不得已于當年十一月全軍撤到船上。然而，在夜晚時分，元軍遭到了海上狂風暴雨的襲擊，元軍損失慘重，将領以及戰士們都無再戰之心，元軍逐漸撤回國境，此次征伐以失敗而告終。日本史書稱之為“文永之役”。
滅宋之後，忽必烈緊接着就發動了對日本的第二次戰争。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忽必烈“命日本行省右垂相阿刺罕、右垂範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此次東征，元軍一路由阿塔海(代替阿刺罕)、範文虎等率新附軍十萬之衆從慶元出發，另一路由忻都、洪茶丘等率蒙古、漢軍、及高麗軍四萬人從金州合浦征出發，兩路軍準備聚合于一岐島。範文虎所部未能夠如期和忻都所部會合，忻都和洪茶丘部獨軍在一岐島以火炮擊敗日軍，進至志賀島、宗像洋。此後軍中疫情嚴重，士氣低落，接連失利。而範文虎所部率新附軍停至鷹島時，再次遇到海上飓風襲擊，導緻元軍“震撼擊撞，舟壞且盡。軍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範文虎棄船“獨自走高麗”。剩下的元軍除少數外遭到日本軍全部殺戮，最終元軍“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征日大軍最終喪師十餘萬，慘敗而歸。日本史書稱之為“弘安之役”。
這幾次大戰之後南宋降兵的力量基本耗盡，元朝在江南的統治得以安穩。
參考資料
【1】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