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民政部統一向革命烈士家屬頒發革命烈士證明書，上面寫有革命烈士壯烈犧牲的情況，革命烈士的履歷以及填發機關和撫恤意見等。
這一次烈士證書的頒發包括換發和補發。其一就是将過去已頒發的各種烈屬證換發成革命烈士證明書；其二就是給烈屬證遺失以及政府準許的可以享受烈士待遇但尚未發證的革命烈士直系親屬，補發烈士證書。
換發比較容易，就是憑證換發，但補發就比較困難一些，這其中包括要尋找革命烈士的直系家屬，戰争年代，各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有的烈屬已經不再了，有的烈屬則失蹤了，或者直接改了姓氏，很難尋找。
民政部為毛主席弟弟毛澤覃頒發革命烈士證明書的時候，就遇到了這種情況，他們找不到毛澤覃烈士的直系家屬。
毛澤覃是有兩個兒子的，但大兒子毛楚雄在1946年就被國民黨秘密處決，本身就是烈士，至于毛澤覃的第二個兒子，很多人都知道有這樣一個孩子存在，但極少有人知道這個孩子的具體情況。
毛澤覃犧牲的時候，他還不滿三個月，這麼多年過去，誰又能知道他是否還活着？又是以一種什麼樣的姿态活着？有沒有後代？等等。
但隻要有這樣一個人存在過，隻要細細調查，總能發現他存在過的印記。
經過調閱卷宗和走訪調查，中共中央組織部終于确定了這個人的存在，
原來他當時就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現在的航天工業部）工作，他就是證書編号為001的飛彈專家賀麓成。
毛澤覃的兒子為什麼要叫賀麓成？父母犧牲之後，他去了哪裡？他又為什麼這麼多年隐藏自己的身份，一直沒有對外暴露自己是毛主席侄子這一事實？
他的故事很長，很曲折，我們從長征開始說起。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主力紅軍開始戰略轉移，長征由此開始。
當然，有人突圍轉移，也有人留下來堅守陣地。
就毛家兄弟來說，毛澤東、賀子珍夫婦和毛澤民、錢希鈞夫婦都參加突圍，而毛澤覃、賀怡夫婦則被要求留在蘇區繼續戰鬥。
無論是轉移還是留守，都處于危險的境地中。毛澤東和賀子珍在離開之前還将兩歲的兒子毛毛留了下來，讓他跟着毛澤覃、賀怡夫婦。
這是當時能做的最好的安排，但誰也沒有想到，不久之後，随着毛澤覃的犧牲，毛毛的去向成了一個謎，就此失蹤了。
紅軍開始長征不久，蘇區變成了白區，剩下的人要何去何從、如何開展工作就成了一個很大的難題。12月的時候，毛澤覃和賀怡同時接到組織的安排：毛澤覃率領紅軍遊擊隊轉戰閩贛邊界，而已經懷孕七個月左右的賀怡不能跟着部隊突圍轉移，是以被安排帶着父母到贛州從事地下工作。
因着轉移的危險性，毛澤覃在離開之前将毛毛寄送到當地的一個老鄉家中，随後毛澤覃帶着部隊護送賀怡和其父母到了會昌縣的白鵝洲碼頭上。
夫妻兩個一個往北一個往南，這一次的分别和從前的分别似乎并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因為革命事業，但似乎又是很不相同的，因着這一次的分别竟然是永别。
毛澤覃帶着遊擊部隊在敵人的重重封鎖中躲避追擊，在高山峻嶺間尋找突圍的地點。
而賀怡帶着父母隐蔽在贛州水西的一個湖邊，發展黨員，堅持革命鬥争。
1935年的2月1日，贛南山區的一處傳出了嬰兒的啼哭聲，一個男孩呱呱墜地，賀怡為毛澤覃生下了一個小男孩，根據毛澤覃的意思，孩子取名毛岸成，意即革命事業必定成功之意。
這是戰争年代出生的一個孩子，剛出生就沒有見到自己的父親，這是他坎坷命運的開始。
當毛岸成長到三個月大的時候，他的母親賀怡接到了他的父親毛澤覃犧牲的消息。當時還是晚上，賀怡正召集同志開會，準備往山上運送一批物資，會議中途闖進了兩個人，一個是賀怡的交通員，另一個則是陳毅派來的通訊員。
他是來向賀怡彙報4月25日毛澤覃為掩護隊友突圍而犧牲的噩耗的。
賀怡不是沒有做好自己或者丈夫再或者身邊親人犧牲的準備，但當真的犧牲就在眼前的時候，她還是沒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緒，立刻就淚流滿面。
剛迎接一個新生命的到來，就不得不送走另一個生命，這是多麼悲痛的一件事情，但她甚至都來不及沉浸在自己的情緒中，因為她自己面臨的處境也很危險，在敵人的圍捕中，不得不過着東躲西藏的生活。
她無法再繼續将毛岸成帶在身邊，隻能狠下心來将他送走。
那個時代，有很多革命者的孩子都這樣被送到了老鄉家或者親友家中，至于什麼時候能團聚，或許幾年後，或許十幾年、幾十年後，或許一輩子再也無法相見。
賀怡在幾經輾轉中将毛岸成送到了永新縣花汀村賀調元家，賀調元一家和賀煥文（賀怡父親）一家有親戚關系，之前常有往來，賀調元家中比較富裕，經濟上能夠讓毛岸成衣食無憂的長大，也能在安全上有一定的保障。
賀調元很痛快就答應了賀怡，接下了這個重擔，他沒有問賀怡什麼時候将毛岸成接走，他太清楚，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即便是賀怡自己也無法保證什麼。
他能做的就是保護好毛岸成，等待着将來賀怡的到來，即便最終無法到來，他也會在毛岸成長到一定年齡後告知他的身份，讓他知道他的親生父母是誰，他們是做什麼的，為什麼沒有在他身邊等等。
為了毛岸成的安全，賀怡将他的名字改成了賀麓成，從此成了賀調元的孫子。
賀麓成和賀怡分離的時候，還不會說話，也沒有記憶，他沒有分離的痛快，自從有記憶開始就是在賀調元家中無憂無慮地成長。
家中有疼愛他的爺爺、奶奶，有悉心照料他生活的保姆，還有質樸的村民，賀麓成的童年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幸福的。
因着家中條件不錯，賀調元又疼愛他，是真的拿他當親孫子來對待的，是以除了提供給他物質生活外，還供他讀書。
賀麓成讀書很刻苦，從國小到國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井岡山賦予了這個少年質樸、吃苦不服輸的性格，他想多讀書，将來為國家和人民做一些事。
盡管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但随着年齡的增長，他還是能隐約察覺到一些什麼，尤其是爺爺賀調元過一段時間就會收到一封信，那信從來不讓他看，但他分明能感覺到爺爺每次收到信後面對他總是欲言又止，似乎想對他說些什麼，但每每都不了了之。
他不知道那些信是誰寫來的，但隐約和他有些關系，隻是爺爺不說，他也不問，他知道爺爺和奶奶對他很好就可以了，即便隐瞞了什麼，總有一天也會告訴他的。
他一直等，等着爺爺能讓他看看那些信，等着爺爺能告訴他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這一等就到了1949年，八月的一天，花汀村來了一輛吉普車直奔賀調元的家，一個三十七八歲的中年婦人叩響了賀調元家的大門，賀麓成當時正在家中，他去開門。
等他打開大門，看到那個中年婦女眼中突然有淚花閃現，對着他叫道
：“麓成，麓成。”
賀麓成不認識眼前的人，但他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覺得格外的親切，好似對方是和他有血緣關系的親人一樣，是以他有一瞬間的愣怔。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屋裡的賀調元聽到了外面的動靜，出門來看到了十幾年未見的賀怡，來不及和賀怡打招呼，他直接對賀麓成說
：“麓成，這就是你的親生母親啊，你媽媽來接你了。”
聽到爺爺這樣說，賀麓成更呆了，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面前這位從未見過的女子會是自己的親生母親，而爺爺的話和那種說不出來的親切感又在告訴他，這是事實。
這樣的事實，讓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難以自持，他哭着撲進了賀怡的懷中，離開母親的懷抱14年，依舊是那樣的溫暖，仿佛從來不曾離開。
但那14年的分離是真實存在的，賀怡知道自己需要給賀麓成一個很好的解釋。告别賀調元一家之後，賀怡将賀麓成帶回自己的住處，然後開始告訴他關于他的父親和母親。
講到毛澤覃的犧牲，賀怡和賀麓成抱頭痛哭，之後又講到賀怡為了革命，将賀麓成送到了賀調元的家中，然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在南昌、吉安、廣州、韶關等地從事地下工作，直到1940年的夏天在韶關被捕。
賀怡的特殊身份，讓她在獄中遭受了嚴刑拷打，但她始終不肯屈服，為了嚴守黨的機密，她一度吞下金戒指自殺，但這并沒有讓她死成，反而讓她的身體備受摧殘，胃部下垂嚴重。
後來在周恩來的斡旋下，我黨用國民黨戰俘換回了賀怡，出獄後的賀怡帶着滿身的傷痛到了延安尋找姐姐賀子珍。
但當時的賀子珍已經去了蘇聯，而賀怡身上的傷也繼續處理，很快醫院就安排她進行胃部切除手術，還是毛主席親自在手術單上簽的字。
毛主席對賀怡母子一直很關心，一來賀怡曾經是毛澤覃的妻子，二來賀怡還是賀子珍的親妹妹。而賀麓成既是毛主席的侄子又是外甥，是以他曾多次通過賀怡表達對賀麓成的關心，希望賀怡照顧好賀麓成。
隻是當時革命尚未成功，賀怡不能将賀麓成帶在身邊。
賀怡在延安養好病之後，就奔赴江蘇去往新四軍軍部工作，直到抗戰勝利之後才回到陝北，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畢業之後又在中央機關工作。
後來賀子珍帶着李敏從蘇聯回國，賀怡親自到東北将李敏接到了北京與毛主席團聚，又回去将賀子珍帶到了上海。
剛剛安頓好賀子珍，賀怡就接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組織部的調令，将她調往中共江西省委，她即刻赴南昌報到，被任命為中共吉安地委組織部副部長。
回到家鄉的第一件事情，賀怡就去找了分别多年的兒子賀麓成。
聽到母親講這些過往，她語氣輕柔，語句平淡，她在盡力淡化那些過往，但他分明聽出了驚心動魄。
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父母都是那樣優秀的人，他的父親是烈士，為革命而犧牲，他的母親英勇不屈，為革命一往無前，他的伯父是毛主席，是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新生的領袖。
突然知道自己有這樣的身份，他的内心是激動，但激動過後就是深思，他希望将來的自己和父母、伯父一樣，是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和母親的團聚，讓賀麓成有了前進的動力，但這團聚并沒有維持多長時間。
當年毛毛的失蹤讓賀怡一直耿耿于懷，她是知道毛澤覃将毛毛送到了老鄉家的，但并不知道送到了哪個老鄉家，随着毛澤覃的犧牲，毛毛的去向成了一個謎。
她雖不知情卻一直覺得找到毛毛是自己的責任，而且随着李敏回到了毛主席的身邊，賀子珍獨自一人在上海很是孤單，如果能找到毛毛，讓他回到賀子珍的身邊，必然是一個巨大的安慰。
是以她從來沒有放棄尋找毛毛，尤其是這次回到江西，她更是将尋找毛毛作為一項任務來完成。11月的時候，賀怡聽說毛毛可能在贛南一帶，她請假去贛南尋找毛毛。
但在贛南尋找了幾天，始終找不到毛毛的蹤迹，而吉安地委也通知賀怡趕緊回去。是以11月21日這一天，賀怡決定傳回吉安。
此行一共有五人，他們乘坐一輛中型吉普車傳回，車上加上司機共有六人，晚上八九點，他們到達了泰和汽車站，原本司機建議休息一晚再走，但賀怡急着回去，就讓司機趕夜路，結果吉普車翻進了一個三四米深的水坑裡。
車禍發生後，司機直接逃走了，等到附近人來救援的時候，隻來得及救活了三個人，分别是賀怡的警衛員、賀怡的好友曾碧漪以及賀怡的兒子賀麓成，而賀怡和曾碧漪的兒子古一民直接死在了車裡。
兩對母子前一刻還開開心心在一起，後一刻就面臨着生死離别。
14歲的賀麓成怎麼也沒有想到，剛和母親團聚不過才三個月，就徹底地失去了母親。
他不到三個月的時候失去了父親，十四歲的時候失去了母親，他與父母的緣分是那樣的淺，淺到生活在一起的全部時間加起來都不到一年。
得不到是一種痛苦，得到了又驟然失去更是一種痛苦，一個14歲的孩子就面臨着這樣的痛苦，好在賀怡不在了，他還有親人，比如一直疼愛他的爺爺奶奶，還有未見過面的姨媽賀子珍和舅舅賀敏學。
車禍之後，賀麓成被送進了附近的醫院，當地醫療條件有限，并沒有檢查出什麼大傷來，很快他就被爺爺奶奶接回了家中，而遠在上海的賀子珍也已經知道了妹妹賀怡和外甥賀麓成的事情，将賀麓成接到了上海。
這是賀麓成人生的轉折點。
到上海之後，賀子珍帶着他去大醫院進行了系統的檢查，這一檢查就檢查出大問題來，賀麓成在車禍中左腿骨折為三截，但表面看不出來。随後住院進行了開刀接骨，出院之後，他在很長時間内需要拄着拐杖鍛煉。
這點困難并沒有讓他退縮，或許是經曆了太多，15歲的賀麓成長大了很多，越來越堅強，等他終于扔掉拐杖之後，賀子珍又安排賀麓成去上海西南郊的上海中學讀書。
在去讀書之前，賀子珍給賀麓成立下了兩條規定：
第一、不要背父輩的牌子，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樣。在别人面前，不要講自己是什麼人的孩子；
第二、要努力學習科學知識，成為有真才實學的人。
這不僅是賀子珍對賀麓成的要求，同時也是毛主席對子侄的一個要求，簡單總結一下，就是：
不搞特殊，努力學習，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普通人。
賀麓成看着認真嚴肅的姨媽，這還是他來上海之後，姨媽第一次這樣嚴肅的叮囑他，他點了點頭，将那些話都記在了心裡，從這以後，這兩條規定就成了他的人生準則：
忘記自己是毛主席侄子這件事，做一個普通人，認認真真讀書，将來勤勤懇懇做事。
也是以，盡管新中國已經成立了，他改回毛姓也不會有安全方面的問題，但他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是毛主席侄子，不願意搞特殊，是以他依舊是賀麓成。
剛進上海中學讀書的時候，賀麓成就面臨着一個很大的問題，他過去一直在井岡山那樣的山區生活、讀書，沒有來過大城市，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難免被同學嫌棄土氣。
面對這樣的情況，他既不表明自己的身份，也沒有學着城裡人那樣生活，他唯一依靠的就是拼命讀書，讓自己名列前茅，用事實讓同學接納他。
1952年，賀麓成面臨着高中畢業，賀子珍曾詢問賀麓成将來的打算，是直接參加工作，還是繼續報考大學。
賀麓成早有想法，他想要繼續讀書，學到更多的東西來為祖國服務，不久，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選擇了電氣化專業。
交通大學離舅舅賀敏學的家比較近，是以賀麓成大學之後開始住在賀敏學家中，但上學的時候還是住學校宿舍裡，吃住和同學一樣，甚至比大部分同學都要節儉。
他并不講究吃穿，能吃飽穿暖就可以，也基本不問親人要錢花，他在學校的所有生活費就是學校每月發給他的22元國家助學金，而且他還要每月拿出五元來寄給花汀村的賀調元。
他一直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他感恩爺爺奶奶撫養他那麼多年，這份養育之恩他會自己還，并不會假手他人。
這件事給賀子珍和賀敏學知道後，也很是高興，他們都想這個孩子能夠茁壯成長。賀敏學還曾多次對他說
：“不要管那些運動，好好讀你的書，希望你将來在所學專業上有所作為。”
不管是曾經的爺爺奶奶，還是後來的姨媽舅舅，對他的要求從來都是好好讀書，将來有所作為，這影響了他一生，在後來的歲月中，他始終就是在做一件事
：做一名專門人才。
是以在大學裡，他從來就是認真讀書，不管外面的什麼運動，就是苦讀，晚上熄燈之後他還跑到外面的路燈下繼續攻讀，後來以優異成績考取了留蘇研究所學生。
1956年秋天，他到北京就讀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學習俄語，為之後的去蘇聯讀研究所學生做準備，但因為一些原因，他的蘇聯之行沒有去成。
這同樣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時刻，雖然賀麓成沒有去成蘇聯，但他不久之後就接到了一紙調令，被配置設定進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地對地飛彈”。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于1956年，也就是賀麓成大學畢業的那一年。這一年，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軍委會議上，錢學森提出了關于中國發展飛彈技術的設想和規劃，而毛主席準許了這一規劃設想，然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就誕生了。
有了研究院，還要有人，而且是政治上可靠、技術上拔尖的技術人才，這樣的人才并不多，而賀麓成顯然就很符合這一标準。
1958年的春天，賀麓成穿上一身軍裝進入研究院，開始為我國的飛彈事業做貢獻。
為了研制出我國自行設計的飛彈，賀麓成和同僚們廢寝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着，他先後翻譯資料近百萬字，拟制的圖紙資料數十本。
三年後，他成為中國第一批飛彈工程師之一。但研發我國自行設計的飛彈，何其困難，在不管是技術還是生産工藝都跟不上的年代，專家們隻能反複研究，發現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提出一個又一個的方案，解決一個又一個的難題。
迎難而上，解決問題。
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還是遇到了一個很難解決的大問題，那就是飛彈的控制。就當時的條件，按照正常的辦法，所生産出來的控制飛彈的部件大而笨重。
後來賀麓成和王太楚一起就這個問題反複探索試驗，終于提出了自創的控制方案，這個方案在當時完美地解決了飛彈的控制問題，不僅是飛彈，就是後來我國的第一個飛彈核武器和人造地球衛星，都采取了這一方案，并且都取得了首發成功的預期效果。
随着1964年中國第一枚自己設計制造的中近程飛彈飛行試驗成功，确立了賀麓成在飛彈研制工作中的權威地位，他也是以成為我國自己培養的優秀的飛彈專家。
但他并不滿足于此，一直在科技領域裡不停地探索，不斷從理論、設計思想和采用先進技術上進行深度探索，後來他還參加了洲際飛彈、人造衛星的研究，并作出了重大貢獻。
1978年，賀麓成和王太楚因提出的那一方案獲得全國科技大會獎，後來賀麓成又獲得過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
198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準許授予賀麓成進階工程師的職稱，他是第一個獲得該職稱的人，是以編号為001，這是對他在飛彈研究上所作貢獻的一個肯定，他為我國洲際飛彈的精度鑒定工作解決了許多的困難。
他是真的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我國的飛彈事業，就像他自己所說的
：“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就應該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搞科研，這樣的毅力，這樣的沉心靜氣，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
要知道他是毛主席的侄子，這樣的身份在當時足以讓他風光無限，然而事實卻是，沒有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沒有人知道他是毛主席的侄子。
世人知道的毛主席侄子似乎隻有毛遠新，而從沒有想到過“默默無聞”的賀麓成也是，這是他的選擇，也是賀子珍對他的期許，他自己就說
：“我的志向是靠自己的努力做學問，搞技術，從來就沒有想過要靠父輩的榮譽過日子。”
在科研之外，他的生活簡單至極，也普通至極，他剛工作沒幾年曾被配置設定了一個20平米左右的房子，一家人擠在那個房子裡生活了二十餘年，常常會因為弄不到瓦斯而苦惱。
後來他雖然換了房子，但依舊是一個雜居的舊樓房裡的房子，面積依舊很小，但他不以為意，甚至他上班也和大部分人一樣排隊等公共汽車。
他是一個物質生活基本沒有什麼要求的人，所有的專注力都放在了科研上，更沒有想過靠父輩，靠毛主席。
實際上，他和毛主席都沒有見過一面，他雖然常年在北京，但工作需要保密，也很忙碌，再加上他低調，不願意依靠毛主席，是以從未主動聯系過毛主席。
而毛主席盡管知道這個侄子的存在，但對他具體在做什麼工作也并不十厘清楚，但為了讓他過普通人的生活，并未主動見這個侄子。
隻有一次，那是李敏結婚的時候，毛主席告訴李敏，她有一個哥哥在北京，可以邀請他來參加婚禮，但李敏打去電話的時候并未聯系上賀麓成，這次見面也就不了了之。
後來就到了毛主席病逝後，當時治喪委員會拟定毛主席親屬守靈名單的時候，并不知道賀麓成的身份，也不知道毛澤覃的兒子還在世，是以并沒有加上他，但李敏看過之後，特意加上了他的名字。
這是賀麓成第一次見到伯父，卻是以這樣一種方式。盡管賀麓成的出現讓很多人感覺到了意外，但大家也并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的侄子，也就是說他的身份依舊沒有公開。
直到1983年，革命烈士證明書的頒發，讓組織部找到了賀麓成，并直接找去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這一次，院裡的同僚都知道了他就是毛主席的侄子，他的真實身份也由此暴露了。
當時還有同僚開他的玩笑說
：“賀麓成真窩囊，你有這麼大一塊招牌，怎麼也不去沾點光，把自己弄成和我們老百姓一個樣？”
是的，賀麓成在機關填表的時候，父母一欄總是填“亡故”，其餘的從不多寫，更不會主動提及，在他看來，暴露關系會讓他脫離群衆，也會為難組織，而他隻想靠自己。
對于同僚的玩笑，賀麓成沒有笑，他認真地說：
“這不是窩囊，是我的理想，父輩是父輩，我是我，我不應該去沾這個光。”
是的，他靠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路，成為家族中并不多見的進階技術專家，即便後來退休了，也一直在做公益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