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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是如何打響的？
1911年的武昌起義是我們熟知的曆史事件，這場發生在武昌的兵變是辛亥革命的開端，革命黨在一夜之間便占領武昌，宣布脫離清廷獨立，并在短短兩個月内獲得十五個省份響應，可以說是幾乎兵不血刃便革命成功。這樣相對和平的政權交接不僅在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即使在世界範圍内也堪稱罕見。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武昌起義”浮雕
我們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認為落後的“封建”制度必然被更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取代，是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曆史的必然。這樣基于唯物史觀的分析固然不錯，但宏觀層面的分析畢竟難以解釋為何專制體制下的中央朝廷會如此迅速地失去對地方的掌控，以及龐大的權貴階層為何會主動“放權”接受共和。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我們穿越回清朝的末年，以站在當時的角度，來察各種政治變動，都能真正地回答清楚。
鎮壓太平天國與組建湘軍：地方勢力的崛起
辛亥革命實質上是幾股不同的勢力共同向清廷發出挑戰，包括激進的革命黨、立憲派、清廷中的漢族實權派、覺醒的知識分子以及地方鄉紳（幾種力量有交叉）等等，這其中能夠對政權更疊起決定性作用的自然就是革命黨和實權派。辛亥革命雖是由革命人士發動，但不多費刀槍便能成功，也依賴于清廷地方乃至中央實權派的預設和配合。
是以可以說，從失去實權派支援的那一刻起，清政府的倒台就隻是時間問題。
而這一切，都是從半個世紀前席卷十八省、持續十四年的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的。
對于19世紀中期的清政府來說，相較于洋人，自道光年間開始的太平天國運動是更為棘手的麻煩，因為彼時的洋人尚且隻是貪圖土地和商業利益，而太平天國則是“奉天讨胡”，要推翻清政府，短短幾年内就發展壯大，還一度威脅到京師附近。
“天王”洪秀全畫像
但在一開始，清廷顯然小觑了這股“長毛”。自滿人定都北京以來，朱三太子、白蓮教、天理教等大小叛亂不斷，即便康雍乾時期也不能幸免，是以在太平天國剛剛興起的鹹豐初年，中央朝廷并未表現出過分關切，隻是依照慣例，由各地督撫、将軍商議作戰。
然而，在一連戰死數位地方大員，并在鹹豐三年丢掉南京之後，清廷終于按捺不住，接連派出欽差大臣向榮、琦善、綿愉（嘉慶之子）等重臣親王率兵作戰，但為時已晚。朝廷的八旗軍隊面對太平軍時勝少負多，苦心經營的江北、江南兩個大營先後被太平軍攻破，在保衛京師的保定大戰中，鹹豐皇帝親自把努爾哈赤禦用寶刀授給前線将士以鼓舞軍心，這場戰鬥清廷最終勉強取勝，但也損失慘重。
就在這一緊急關頭，一支活躍在湖南的地方武裝獲得了朝廷的注意，那便是曾國藩上司的湘軍。
湘軍，也叫湘勇，是在1852年（鹹豐二年）太平軍進湘時由羅澤南（曾國藩姻親）組織成立，主要目的是保衛家鄉，後丁憂在家的曾國藩成為湘軍統帥。在經過最初的失敗後，湘軍在湘潭一戰中大破太平軍，從此勢不可擋，開始轉戰江南各省，氣勢極盛，成為八旗和綠營兵以外的第三支力量。1859年（鹹豐十年），清軍的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攻破，湘軍成為清廷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戰争的過程不再贅述，但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占了南京，并最終消滅了太平軍殘餘力量。一般輿論也都認為是湘軍而非朝廷平定了太平天國，如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中就這樣描述這段曆史：“迨粵匪、撚匪、回匪之禍，藉楚勇、湘勇之力平之。”
湘軍能戰勝太平軍，固然有太平軍内部沖突重重、高層腐化等原因，但一個重要原因，還是在于湘軍“複興”了中國曆史上絕迹已久的一種軍制，那便是私家軍。王闿運《湘軍志》中說“湘軍之可貴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親”，湘軍是在鄉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軍隊内部多為姻親鄉黨，以“兵随将轉，兵為将有”為方針，而不聽命于朝廷，一改北宋以來“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軍事準則，形成了脫離中央的地方武裝勢力。
湘軍火槍隊照
在中國曆史上，私家軍的戰鬥力往往比中央軍更強，如唐有郭（子儀）家軍，宋有嶽（飛）家軍、韓（世忠）家軍。私家軍内部彼此熟悉又能互相配合，不至于像朝廷的軍隊那樣文官武将互相撕扯——在鹹豐元年清軍與太平軍的永安一戰中，即便欽差大臣向榮貴為一品大員，也因為和副指揮烏蘭泰意見不一而緻使兩軍不能配合，最終錯失良機。而私家軍不涉及過多利益配置設定，往往更能一緻作戰。
但俗話說“蔗無兩頭甜”，朝廷享受了私家軍強大的戰鬥力，自然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那就是中央權威的下放，而這也是曆代朝廷所最擔心的。一旦這些軍隊的将領擁兵自重，甚至舉兵謀反，對朝廷将是緻命的威脅。中國自宋以來定下的“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規矩，其目的便是為了防止軍隊威脅皇權。
此時的清廷是否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已不得而知，但即便有所考慮，在兩者相害取其輕的道理下，也不得不暫時放任湘軍的發展。而其結果，就是尾大不掉。既然太平軍是湘軍所平，那麼死傷了無數親朋的湘軍官兵自然不會輕易放棄由此掌握的權力。雖然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占南京後，曾國藩為免朝廷憂心而主動遣散了大部分湘軍，隻留下了李鴻章的安徽系（淮軍）、左宗棠部和長江水師，但屬下的将領卻未必心甘情願。據《清代野記》記載，湘軍占領南京後大有問鼎中原之勢，下屬彭玉麟給曾國藩送密信說：“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即便曾國藩沒有不臣之心，這時已經是騎虎難下。
朝廷自然也察覺到了這一點，開始防範湘軍，派都靈阿、富明阿、僧格林沁等滿蒙将軍在江南駐防，名為剿匪，實則是稀釋湘軍的勢力。但可惜為時已晚，戰鬥力低下的八旗軍和綠營兵無法和戰場上發展起來的湘軍楚勇相提并論，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地方軍隊在江南的實力隻增不減，清廷不得不将諸多地方實權官職派給湘軍系或與湘軍關系密切的官員。
以兩江總督為例，從湘軍占領南京後，長期擔任過兩江總督的有曾國藩、李鴻章、劉坤一、沈葆桢、左宗棠、曾國荃，無一不是湘軍出身。在曾國藩、李鴻章之後，慈禧曾試圖派自己信任的馬新贻接任兩江總督，但後者上任不到兩年便遇刺身亡，鬧出了清末大名鼎鼎的“刺馬案”，刺客更是直接點名要曾國藩審案，否則拒不開口，最後此案不了了之，已經調入中央的曾國藩又被派回兩江總督一職。
根據“刺馬案”改編的影視作品
不僅如此，從同治五年（1866年）起，兩江總督除原有的權限外，又兼管五口通商事務，授為南洋通商大臣。而在此前的道光年間，兩江總督已經兼管兩淮鹽政，再加上有軍權在手，兩江總督雖然名為總督，實質上已經是軍、政、财自給自足的一方之主。
除兩江總督外，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等更是占據了大學士、軍機處、總理衙門等多處要職，李鴻章成為聞名中外的權臣，左宗棠因收複新疆被稱為“民族英雄”，一時風頭無兩。“中興将相十九湖湘”便是對彼時官場形勢的概括。雖然這些官員在此時還表面上服從中央的号令，但到1900年，一出“東南互保”的大戲，讓地方實權派和中央徹底站到了對立面。
東南互保：南省獨立的預演
1900年6月12日，實際執政的慈禧太後在己亥立儲被列強抵制、義和團“扶清滅洋”運動興起等背景下貿然向西方十一國宣戰，拉開了八國聯軍侵華戰争的序幕，這一事件也無須贅述。值得注意的是，當慈禧要求将宣戰诏書遍發各地，并要各省督撫配合宣戰時，時任郵電大臣、掌管全國通信的盛宣懷卻私自将诏書扣下，隻給各省督撫閱覽，并電告各督撫不要執行指令，明目張膽地與慈禧太後作對。
盛宣懷出自李鴻章幕府，這一舉動是否是李鴻章授意已不得而知，但李鴻章對此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據羅惇曧《庚子國變記》記載：“諸疆臣皆失措，乃各電商鴻章，請所向”，而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毅然覆電曰：此亂命也，粵不奉诏。”
除李鴻章外，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态度堅決。徐梵澄在《蓬屋說詩》第十六則中記載，張之洞收到诏書後就複電問題征求幕僚意見，為免朝廷不滿，有人提議回複“臣罪侍東南，不敢奉诏”，張之洞卻沉思後“奮然擲煙槍而起曰：‘這老寡婦（指慈禧太後）要駭她一下！’”于是改為“臣坐擁東南，死不奉诏”。
于是，在盛宣懷的牽線聯絡下，全國八位總督中除雲貴總督崧蕃（滿人瓜爾佳氏）奉诏以外，包括張之洞、李鴻章、劉坤一在内的幾位總督聯合抗命，宣布慈禧的诏書是在義和團威脅下的矯诏，東南各省不參與戰争，并與上海的各國公使商議簽訂了《東南互保條約》九條，内容如下：
一、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内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産業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内地各國商民教士産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督張，允認真切實保護，并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饬各該文武官員一律認真保證。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内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外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限制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緻百姓懷疑，借端啟釁，毀壞洋商教士的人命産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炮台，各國兵輪不可近台停泊，及緊對炮台之處，兵輪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練操，彼此免緻誤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内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巡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内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曆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簽訂“東南互保”條約時各督撫、公使留影
事後來看，這一條約總體是利大于弊的，它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列強侵華的損失，并保護了江南這一财政、工業中心不受戰争破壞，但對當時的清廷而言，這一事件卻具有毀滅性效果。“東南互保”是地方實力派首次公開反抗中央，而這樣的情景自宋代以來就未曾出現過。與南宋時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嶽飛、明末袁崇煥不經請旨便能斬殺邊将毛文龍相比，清末的中央對地方的掌控程度已經遠不能及。
這還隻是明面上的反抗。私下裡，當這些地方大員看到北京失守、慈溪與光緒“兩宮西狩、二聖蒙塵”的局面後，便開始考慮“後事”，并共同提議：若帝後不測，就改立共和，推舉李鴻章做大總統。
而李鴻章本人也确有此意。此前他就問過時任港督蔔力：“我聽洋人說如果北京公使都（因義和團運動）被殺了，那麼列國就有權幹預，并宣布要立一個皇帝，如果是這樣，你們會選誰？也許是個漢人？”在東南互保期間，李鴻章認真考慮過兩廣獨立，并主動接觸了正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據國民黨黨史館《革命文獻》中記載，李鴻章曾派幕僚去信孫中山說：“傅相（李鴻章為太子太傅，故稱傅相）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雖然這一計劃最後未能施行，但一向穩重的李鴻章敢于密謀這樣誅九族的事，也充分說明以當時李鴻章的實力，已經足夠不把朝廷放在眼裡。
東南互保局勢示意圖
反觀朝廷這邊，遭到衆臣抵制的慈禧太後不但不能懲治他們，還要在事後表揚他們“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誠老成謀國之道”。“兩聖”回京後，朝廷凡遇大事都要“交具各省商辦”，地方官員從此有了進行中央事務的話語權，這在一個皇權政治下的封建國家已經極不正常。此時的大清雖名義上仍是統一政權，但與唐末五代十國的狀況相比隻有名實之差了。
在此之前，慈禧尚可以用權術稍加制衡，例如将曾國藩、李鴻章等調入軍機“明升暗降”，在甲午戰敗後趁機将李鴻章貶官，雖不能治其根本，但對于維護中央權威也略有裨益。但東南互保之後，慈禧被迫廢黜了自己立的皇儲溥儁，将其流放新疆，權力地位都大不如前。到1908年，光緒、慈禧先後崩後，實際執政的攝政王載沣顯然沒有和衆臣過招的能力，隻能放任各省自由發展。
清末攝政王載沣
是以，東南互保雖名為“自保”，實際可以算是一次“獨立”的預演，南方各省與清廷早已離心離德，并趁此開始不受限制地發展自己的勢力，而清廷即便不倒台，最終的權力也會萎縮到君主立憲制的程度，這隻是時間問題。
廢科舉、設内閣：晚清的改革“昏招”
1898年的戊戌變法是資産階級改良派的一次救國嘗試，在變法失敗後，仍有一部分改良派人士對政治改革抱有期望，如張謇、梁啟超等，在朝野兩方呼籲政治改革和君主立憲，希望以此挽救危亡。在清末的中央朝廷中，立憲派是舉足輕重的一股勢力。
另一方面，在封建秩序中，朝廷賴以維持權威的是軍隊，而賴以統治地方的則是士紳。中國自古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朝廷任命的官員隻到知縣一級，再往下則不在朝廷的直接管控下，而是由地方士紳進行管理。
1941年甘肅部分士紳合影
士紳雖然手無縛雞之力，但由于直接與廣大百姓打交道，對于地方乃至朝廷的影響力也不可小觑。例如雍正年間，朝廷推行“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因動了士紳階層的利益而受到重重阻力，最終隻在河南和江蘇部分地區推行，到乾隆即位後又立刻廢除了這條“新政”。
是以，改革派和士紳這兩個階層雖然實力不如掌握兵權的地方大員，但在社會和民間卻擁有就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對清政府的态度也不像革命黨那樣激進，可以說是清廷能夠争取的對象。然而，清廷不僅沒有珍惜這僅剩的支援者，反而因一系列“改革”昏招得罪了這兩個訴求、背景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沖突的階層，使他們對共和的态度轉向預設，成為辛亥革命能夠和平進行的重要原因。
這其中，首當其沖的便是廢除科舉。士紳作為封建社會的代表階層，往往由經曆過科舉的朝廷生員擔任，其訴求也很簡單，一是維持封建綱常倫理，二是謀求晉升和經濟利益。清末士紳中雖有不少開明人士，但大多數還是因科舉而獲得名望和身份，也試圖通過科舉進一步走向仕途。可以說，這一階層願意配合朝廷管制地方，與科舉給他們的承諾和希望息息相關。
廢科舉雖然是一項進步的改革，但對廣大士紳來說，在1906年科舉廢除後，取代科舉的學校教育成了城市的特權，而學校也不再與仕途有關，士紳階層的上升路徑被完全打斷，又沒有取代辦法，這使得士紳在大失所望的同時，也失去了配合朝廷工作的動力。1905年之後，消極應付成為大多數士紳治理地方的态度，譬如“防止動蕩”一向是朝廷的高壓紅線，也是士紳的工作重點，但在1905年後，地方基層對朝廷的反抗明顯增多，不同地區的反抗頻率也和當地士紳的晉升前景呈現出正相關，就足以說明這時的士紳階層已經放棄了對朝廷的服從。
1905年廢科舉後各地鄉村反抗事件統計
1905年前各地士紳升遷前景
此外，科舉不僅是士紳晉升的途徑，也是地方人士包括改革派進入中央、實作政治抱負的最有效途徑，科舉的廢除斷了地方改革派的改良途徑，對原本支援清廷的改革派已經是重大打擊，而幾年後“皇族内閣”的成立，則進一步讓身居中央的改革派也對清廷徹底失望。
在清朝的最後十年，雖然之前慈禧強行停止了變法，逮捕、殺害了譚嗣同等變法官員，還差點廢了光緒，但在形勢逼迫下，也不得不以“新政”的名義推行一系列變法措施，“廢科舉、開學校”便是其中之一。但朝野人士尤其改革派最關注的，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
在壓力之下，從光緒到宣統年間，清廷先後派大臣出洋考察并設立考察政體館，同時在地方設資政院，還在1906年接受了王步瀛設立内閣的提議，作出一副積極改革的樣子。然而，當清廷最終正式宣布廢除軍機處改設責任内閣，許多改革派以為自己的設想就要變為現實時，這一由慶親王上司的内閣卻讓人大跌眼鏡。
在人員組成上，慶親王内閣的17名國務大臣中隻有6名漢人，其餘11名都由皇族或滿人擔任，公然違反了“皇室不入閣”這一由英國開創的君主立憲先例，讓人看不到清廷改革的誠意；在具體權限上，總理内閣雖設有陸軍部、海軍部，但軍事問題仍由軍咨院負責；同時，地方官員被剝奪了向皇帝上奏的權力，而隻能奏報内閣。這一内閣一時被譏諷為“皇族内閣”，改革派官員對此也倍感失望，部分人開始倒向革命。而即便不倒向革命的人，也很難在這樣一個政權面臨倒台時起而護駕了。
慶親王内閣部分成員合影
此時已經是1911年，原本還未放棄大清的改革派和地方士紳也被推向了朝廷的對立面，清廷得罪了所有稍有話語權的階層。在這種情況下，武昌起義能夠“一呼百應”，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然，這些階層雖然共同反對清政府，但彼此之間也是沖突重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希望建立統一的共和政府，而各地軍閥則為了自己的利益大肆宣揚“聯省自治”，士紳則希望仍舊讓自己管理農村地區。即便在軍閥内部，也有北洋軍閥和南方各軍閥的沖突，辛亥革命沒有解決這些沖突，為之後的軍閥混戰、二次革命和北伐戰争埋下禍根。
是以，武昌起義的一呼百應，雖是因為清政府不得民心，但這場“革命”不會觸動太多舊實權階層的利益，是以才能獲得這些階層的預設和配合。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各省督撫仍在原位，統治中國的仍是袁世凱這樣的漢族地主階級；革命後的地方仍歸士紳治理，這一封建制度直到1949年前後才被相繼廢除。
我們今天說辛亥革命不徹底，也正是這個原因。在一場革命中，武裝鬥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辛亥革命沒有經過大規模武裝鬥争，并不是不需要，隻是将這一需求推到了以後。革命後的民國雖名為共和，其實更像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原本的皇帝甚至還住在紫禁城裡，直到1924年才被趕出皇宮。舊時的當權者都維持着原有的利益，即便袁世凱在全天下的聲讨中死去，之後十年間掌控華北和中原地區的仍是他的北洋勢力。
而孫中山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并創辦了黃埔軍校以培養革命武裝，同時定下北伐的計劃，試圖以武裝鬥争統一全國。遺憾的是孫中山最終未能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北伐也因“四一二政變”而半途夭折。國民革命的任務一直遺留到1949年，才由繼承了孫中山遺志的中國共産黨最終完成。
參考文章：
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編》
王闿運《湘軍志》
羅惇曧《庚子國變記》
郭繼武《東南互保與晚清政局》
依葉然《“劣化”的士紳：廢除科舉和基層治理》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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