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政冶中的一個重大缺點，是山頭林立，黨同伐異。一個人是否可靠，能否在政治上重用，非常大依據并不是他的才幹本事，隻是看他是不是自身圈子的人。這類按社交圈畫線，憑親疏有别用工的作風彌漫已久，就會造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狀況。
是以“一朝天子一朝臣”，“器惟求新，人惟用舊”等俗言俗語便一直深入人心。
搞清楚些個觀念，讨論一下諸葛亮高寬信賴馬谡，乃至将他擢拔為第一次北伐中原、兵出祁山戰略攻擊行動中的前敵總指揮長，這中間的原因便能夠 找到答案了。
作為整個蜀漢政權的最高統治者劉備，對于朝廷政治生态的演變趨勢是了然于心的。
對于諸葛亮的傑出才略以及其重用親信荊襄人士的端倪也是一清二楚并抱有一定警惕的。
為了政局的平穩發展，為了朝廷兩大支柱荊襄集團與益州集團的相對平衡、互相制約，他在收取益州後，曾有意扶植以法正、許靖為代表的益州勢力，來控制、削弱荊襄勢力的日益坐大，以防止其主宰政局、掌控一切。
這就是劉備對法正唯命是從，優容仰仗而相對冷淡諸葛亮，使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隻是出任雜号将軍，隻負責後方軍事勤務，“調其賦稅，以充軍實”的緣由。
諸葛亮是何等聰明之人，他當然懂得劉備重用法正、許靖等益州集團人士的深厚用意。但是從他的言行看，似乎并沒有正視劉備的提醒。
從夷陵之戰後他的言論“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雲雲，我們僅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失落，而看不到他真正的覺悟。
遺憾的是，劉備平衡荊襄、益州兩大集團的用心良苦未能如願獲得最後的落實。
法正、許靖等太早過世，使益州集團失去了衆望所歸、可以與諸葛亮有效抗衡的領袖人物。而夷陵之戰後，劉備憂憤交加，健康狀況急劇惡化，迅速走向生命盡頭的現實，又使得劉備不得不從穩定維系蜀漢政權命運的角度考慮，将托孤的重任傳遞到諸葛亮的手中。
即使如此，劉備還是将與益州集團有淵源的尚書令李嚴作為托孤的第二号重臣，這樣的安排很清楚，仍包含着平衡荊襄與益州兩大勢力的寓意。
不過，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誰也沒有力量再來制約諸葛亮放開手腳經營自己的荊襄核心圈子了。失去了法正這樣的政治要角（也可以看作是對手）的競争，沒有了劉備這樣的頂頭上司的掌控，諸葛亮完全大權在握，可以毫無顧忌地我行我素、生殺予奪。
他一方面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打擊、削弱益州集團的勢力，尤其是重點剪除益州勢力中任何可能對自己獨攬大權，對荊襄勢力順利發展構成潛在威脅的代表性人物。他對同為劉備托孤大臣李嚴的打壓、罷官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嚴當然有缺點，有過失，但是這些過失是否嚴重到必須罷官、貶黜為庶人的程度，則是可以商榷的。
馬谡是個優秀的參謀人才，世稱其“才器挑球，好論軍計”。諸葛亮對他是賞識有加，雖然劉備早已強調馬谡“沽名釣譽，不能厚用，君其察之”，但諸葛亮的鐘愛與私心，促使他不以劉備的提示為意，器重馬谡毫不避嫌，“猶謂要不然，以谡為參軍入伍”。
《三國志》本傳“裴松之注”稱馬氏或與諸葛亮義結金蘭為義兄弟，或與諸葛亮有一定的親屬關系：“臣松之認為良蓋與亮結成弟兄，或相有親；亮年老，良故呼亮為尊兄耳。”
馬良在先主朝即備受器重，官至郎中。但悲劇的是，在夷陵對決中，馬良随軍出戰，蜀軍大敗，馬良亦殁。諸葛亮喪失馬良，恸痛之情能夠 相見，是以把大量的關懷竭盡到其弟馬谡的的身上。
在馬谡的身上寄予着諸葛亮的深切期望。而馬谡在諸葛亮平定南中之役中所提議的攻心戰之策“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略地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罷了”，又為諸葛亮的制勝出示了最好的計劃方案，使諸葛亮圓滿平定南中地域的叛亂。
“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清除了北伐的顧慮。根據這件事情，諸葛亮更加賞識馬谡，評定他是承繼自身工作、維持荊襄陣營在蜀漢政冶中的最佳人選。
要進一步器重馬谡，光憑馬谡充任副手（參謀長）的工作經曆是不夠的，務必有充任主官，獨當一面，并在戰場上有赫赫戰功的成就，那樣才能 堵住悠悠之口。
之後，在執行第一次北進祁山、進伐中原的戰略方案，諸葛亮棄魏延、趙雲等能征慣戰的宿将，而選任馬谡充任前敵主帥。
出色的參謀長不一定是合格的主帥。馬谡做為參謀長，翼襄國防，輔佐主帥毫無疑問是達标的，但當擔一軍統帥卻力有不逮了，而他又偏遇到張郃那樣的大将。
是以街亭一戰出來，馬谡棄甲曳兵，遺失兵家必争之地街亭，使蜀漢北伐戰鬥全程處于被動，“進無所據”，諸葛亮迫不得已一聲令下還軍漢中，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北伐就這般以失敗結束。
諸葛亮因營運荊襄勢力集團圈子而在馬谡任用上摔了大跟鬥，然而之後的演化說明，他好像并沒有真正從這當中汲取經驗教訓。
在荊襄、益州勢力的平衡層面，很顯而易見，諸葛亮還是借助荊襄集團而有意無意地貶抑益州集團，從他甯可啟用涼州西甯人姜維，而不肯将實權交到有益州集團有實力的人手上，可以窺見。
諸葛亮的所作所為對今後蜀漢政冶演化趨勢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蜀漢政黨做為以荊襄人員為主體的外地人政黨，與本地人員的磨合協作好像一直存着難題，巴蜀地方的官紳、豪族、鄉紳對他的認可擁戴很可能是有一定儲存的。
當司馬昭外派鐘會、鄧艾諸将統兵攻蜀時，諸葛瞻（諸葛亮之孫）陣亡綿竹，而巴蜀等本地的官員（如谯周等）卻積極煽動劉禅獻城認輸，多少表露出其中的眉目。
大道理非常簡單，占主導性的荊襄集團不甘缺失自身的利益，當然要驚心動魄抵禦；而對長期受壓力，乃至是多少被弱化的益州利益集團而言，即然蜀漢政黨從實質上而言并不是自身的政黨，那麼它的存亡也就無須過度關注，改換門庭，轉由曹魏來執政未曾是多大的災禍，因而，當兵臨城下之時，舉城認輸不一定不是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