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西方思想與文學滋養”下成長的寫作者，許知遠寫一部關于梁啟超的傳記，最大的困難和挑戰是什麼？
許知遠創作的梁啟超傳記是一個長達十年的寫作計劃。《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是第一卷，之後還有第二卷和第三卷。最近，許知遠在第一屆文景曆史寫作獎頒獎典禮上，談到了他寫作《青年變革者》第二卷的困惑與感悟。
第二卷寫梁啟超流亡日本的歲月。那正是二十世紀初，梁啟去到日本、去到正處于鍍金時代的美國等地旅行。當時，那些地方正在滋生的各種思潮，正在發生的混亂又富有生命力的社會變化，梁啟超是如何了解這些的？在遠離中國的地方，作為旁觀者，他如何觀察中國内部的變化？面對頭緒繁多、史料複雜的情況，長期投入進去，很能不受感情因素的影響。
許知遠說，“有時資料太多，反而掉在裡面了”。在找不到方向時，他選擇到現場去，尋找現實的感覺。在許知遠看來，重要的是怎麼樣感受到這些曆史，怎麼樣讓他們成為我們生活中的某種存在和延續。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許知遠老師在頒獎典禮上的最新演講《一個業餘者的嘗試》。
一個業餘者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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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 口述
本文整理自頒獎典禮速記
演講全程：許知遠《一個業餘者的嘗試》
我想建議下次頒獎可以在晚上舉行，大家可以先喝點，再坐下來聊。因為我覺得曆史不僅是清醒的、旁觀的，也是強烈的、介入的，甚至充滿胡鬧的，那也是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今天來這兒其實很高興，因為這裡有一些是我的師長，有的是親老師，我選過他們的課，或者讀過他們的書。他們也是中國曆史寫作新的方式的開創者。我也看到了我的同齡人，還有更年輕的一代。我看到了一個小小共同體的誕生。對于任何學科也好，門類也好，一個共同體是多麼重要。我們看到彼此間的鼓勵、激發、批評，可以誕生新的創造力。
我在這裡講“一個業餘者的嘗試”，是對我自己某種意義上的定義，也跟我最近的困惑有很大的關系。我正寫到梁啟超1902年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恰好距今120年。他就是在《新民叢報》上開始談論新史學的，他認為中國史學經曆了一場革命。現在120年過去了，正好是兩個輪回。從那個時代起，從120年前，我們慢慢開始被一個現在已經被接受的線性的時間觀主宰。
梁啟超在橫濱編輯的雜志被偷運到國内，給一代人展現了嶄新的知識與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與歐洲，所到之處受到海外華人的熱烈歡迎，當地政要與新聞界對他趨之若鹜，認定他握有中國的未來。
我翻閱那本雜志的時候陷入了非常多的困境。那裡談到了新的曆史的觀念、新的地理的觀念，雜志封面上還印了拿破侖和俾斯麥的肖像，可以看得出當時的時髦感。我經常感到某種困惑，我想找到一把鑰匙，就是梁啟超在1902年的橫濱和東京，他到底怎麼樣了解這些雜亂的知識。這些知識從國外流到日本，又從日本轉進當時的中國，從康德到盧梭，再到達爾文，以及德富蘇峰的一代，所有這些傳統，如此龐大的資訊量，梁啟超都要消化。
新民叢報
當時的人都沒有經過我們現代的學術訓練，他們以高度業餘者的方式去思考、去想象。這些觀念有什麼關系？從這個語境當中了解達爾文到底意味着什麼，斯賓塞意味着什麼？現代匈牙利是怎麼建立的？他們怎樣想象自己的故土？一個匈牙利的流亡者怎麼面對自己國家的重建？這又給中國的重建帶來一種什麼樣的想法，什麼樣的刺激？我陷入到這樣一個龐雜的網絡當中，試圖去了解歐洲曆史，了解所謂現代人權的興起、現代國家的興起、現代憲法的産生，進而去了解這些理念如何經過權力的流轉來進入到東京，進入到一個中國年輕人的心裡。
這些理念我在大學裡多少讀過，西方政治思想史也好，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也好。平時也會用其中的概念、名詞，但說到“social contract”究竟怎麼去了解，現在我突然發現自己對這些思想、這些資訊的認識是如此模糊不清。是以這使我陷入空前迷惑的此刻，也是對我整個知識結構重新校正的一個過程。
唐人街，橫濱，1910
在抽象的思想概念的了解方面，我并沒有那麼敏感的天分。怎麼面對這樣的困惑呢？我覺得對我來說，到現場去，算是一種自我挽救的方式吧。這跟我的個人際遇也有某種暗合。
2020年初，我去馬來西亞旅行。很快疫情爆發，我就開始了漫長的滞留在海外被迫放逐的生活。開始是在馬來西亞，我去了槟榔嶼。孫文、康有為、梁啟超都在那裡流亡過。我就開始想象那樣的一個英國人留下的殖民世界，也是馬來西亞多種族共存的世界，那種熱帶的感覺，當時也有一場全球性的鼠疫正在襲來。我還發現了中國現代醫學的創始人之一，在哈爾濱抗疫的口罩的發明者伍連德，他就出生在槟榔嶼。
我想象一個多世紀之前，孫文和康梁等人去馬來西亞籌款，那裡的海外勞工、海外商人，是他們最重要的物質和精神上的基礎。他們去到那裡，說服當地華人接受這些新理念，然後用海外力量促使國内力量發生變化。他們在那裡吃什麼樣的食物呢？他們怎麼樣看待那個世界呢？
梁啟超
我就這樣一路遊蕩到了東京、橫濱，後來去了夏威夷，趕上全球疫情剛剛開始。恰好是在1900年，也是120年前，當時梁啟超也曾經去過夏威夷。他原本準備從夏威夷去美國本土，但當時席卷全球的鼠疫正從廣州出發到香港，然後蔓延到美國、歐洲，最後在1910年穿過西伯利亞來到了哈爾濱。1900年時，鼠疫來到了夏威夷，當時叫檀香山，梁啟超無法展開他的行程，隻得滞留在檀香山。鼠疫大流行的時候，夏威夷剛剛成為美國的一部分，也存在一個臨時的過渡性政權，也是一個重大變革發生的時期。興中會為什麼是在夏威夷創辦的？這些人又是怎麼了解遠方的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呢？
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想象世界的。在檀香山，本地的居民們并不把中國人作為異端，白人也隻是很少一部分，他們很少參與政治的變化。原住民們看到自己的國王去世、女王被廢除，他們在更小的世界裡更容易卷入政治當中，是以他們有政治覺悟，又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梁啟超到來的時候，他目睹整個唐人街被毀，感覺到一種新的羞辱。因為當時檀香山政府認為中國人跟病毒有關系，是以封鎖了整個唐人街，又認為消滅病毒隻能靠火燒，而在焚燒一個染病華僑房子的時候火勢失控，整個唐人街都在大火中被燒毀了。當時梁就在這種情況下，去遊說當地華人如何建立一個現代的中國，幫助他們應對外來世界的羞辱。
焚燒在唐人街的染病房屋，檀香山
梁還在那裡陷入了一場戀情。如果你在旅行當中不斷看到景色的變化，你是多麼渴望一些溫情的更私人化的感受啊。因為梁的日常生活被公共性所左右，他整個人被一種恐懼、焦灼，一種總是在漂泊的感受所占據着，他被傳統的價值系統、讀書的方式，包括家庭的倫理死死控制着，除了在詩作和朋友的信中，或者偶爾和朋友相聚，他很少展現自己的情感。這樣一個才20多歲的年輕人，他面對某種意外的情感，或者說一份遲來的愛情，他腦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聯想和感受。後來他還寫了24首詩來回顧這場戀情。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怎麼樣感受到這些曆史，怎麼樣讓他們成為我們生活中的某種存在和延續。曆史從來沒有真正過去。就像當年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說過，“過去從未消逝，它甚至從未過去”。我在來之前讀到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說的話，原句我記不得了，但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大概的意思是，在現在看來，可能曆史寫作是一種相對邊緣的寫作方式，盡管在場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雄心和信心。但其實曆史寫作從來不隻是一種寫作，從來不隻屬于曆史，曆史寫作也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通過這個次元，我們不僅關注曆史本身，還可以關注整個社會的命運，關注每一代人的變化。期待我們從這裡開始，也期待下一屆更好！謝謝！
許知遠，作家，單向空間創始人，談話節目《十三邀》《十三遊》主創。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祖國的陌生人》《青年變革者 》等，作品被翻譯成英、法、韓等多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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