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西方思想与文学滋养”下成长的写作者，许知远写一部关于梁启超的传记，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许知远创作的梁启超传记是一个长达十年的写作计划。《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第一卷，之后还有第二卷和第三卷。最近，许知远在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颁奖典礼上，谈到了他写作《青年变革者》第二卷的困惑与感悟。
第二卷写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岁月。那正是二十世纪初，梁启去到日本、去到正处于镀金时代的美国等地旅行。当时，那些地方正在滋生的各种思潮，正在发生的混乱又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变化，梁启超是如何理解这些的？在远离中国的地方，作为旁观者，他如何观察中国内部的变化？面对头绪繁多、史料复杂的情况，长期投入进去，很能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
许知远说，“有时资料太多，反而掉在里面了”。在找不到方向时，他选择到现场去，寻找现实的感觉。在许知远看来，重要的是怎么样感受到这些历史，怎么样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某种存在和延续。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许知远老师在颁奖典礼上的最新演讲《一个业余者的尝试》。
一个业余者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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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口述
本文整理自颁奖典礼速记
演讲全程：许知远《一个业余者的尝试》
我想建议下次颁奖可以在晚上举行，大家可以先喝点，再坐下来聊。因为我觉得历史不仅是清醒的、旁观的，也是强烈的、介入的，甚至充满胡闹的，那也是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今天来这儿其实很高兴，因为这里有一些是我的师长，有的是亲老师，我选过他们的课，或者读过他们的书。他们也是中国历史写作新的方式的开创者。我也看到了我的同龄人，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我看到了一个小小共同体的诞生。对于任何学科也好，门类也好，一个共同体是多么重要。我们看到彼此间的鼓励、激发、批评，可以诞生新的创造力。
我在这里讲“一个业余者的尝试”，是对我自己某种意义上的定义，也跟我最近的困惑有很大的关系。我正写到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恰好距今120年。他就是在《新民丛报》上开始谈论新史学的，他认为中国史学经历了一场革命。现在120年过去了，正好是两个轮回。从那个时代起，从120年前，我们慢慢开始被一个现在已经被接受的线性的时间观主宰。
梁启超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
我翻阅那本杂志的时候陷入了非常多的困境。那里谈到了新的历史的观念、新的地理的观念，杂志封面上还印了拿破仑和俾斯麦的肖像，可以看得出当时的时髦感。我经常感到某种困惑，我想找到一把钥匙，就是梁启超在1902年的横滨和东京，他到底怎么样理解这些杂乱的知识。这些知识从国外流到日本，又从日本转进当时的中国，从康德到卢梭，再到达尔文，以及德富苏峰的一代，所有这些传统，如此庞大的信息量，梁启超都要消化。
新民丛报
当时的人都没有经过我们现代的学术训练，他们以高度业余者的方式去思考、去想象。这些观念有什么关系？从这个语境当中理解达尔文到底意味着什么，斯宾塞意味着什么？现代匈牙利是怎么建立的？他们怎样想象自己的故土？一个匈牙利的流亡者怎么面对自己国家的重建？这又给中国的重建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刺激？我陷入到这样一个庞杂的网络当中，试图去理解欧洲历史，理解所谓现代人权的兴起、现代国家的兴起、现代宪法的产生，进而去理解这些理念如何经过权力的流转来进入到东京，进入到一个中国年轻人的心里。
这些理念我在大学里多少读过，西方政治思想史也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好。平时也会用其中的概念、名词，但说到“social contract”究竟怎么去理解，现在我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些思想、这些信息的认识是如此模糊不清。所以这使我陷入空前迷惑的此刻，也是对我整个知识结构重新校正的一个过程。
唐人街，横滨，1910
在抽象的思想概念的理解方面，我并没有那么敏感的天分。怎么面对这样的困惑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到现场去，算是一种自我挽救的方式吧。这跟我的个人际遇也有某种暗合。
2020年初，我去马来西亚旅行。很快疫情爆发，我就开始了漫长的滞留在海外被迫放逐的生活。开始是在马来西亚，我去了槟榔屿。孙文、康有为、梁启超都在那里流亡过。我就开始想象那样的一个英国人留下的殖民世界，也是马来西亚多种族共存的世界，那种热带的感觉，当时也有一场全球性的鼠疫正在袭来。我还发现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哈尔滨抗疫的口罩的发明者伍连德，他就出生在槟榔屿。
我想象一个多世纪之前，孙文和康梁等人去马来西亚筹款，那里的海外劳工、海外商人，是他们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基础。他们去到那里，说服当地华人接受这些新理念，然后用海外力量促使国内力量发生变化。他们在那里吃什么样的食物呢？他们怎么样看待那个世界呢？
梁启超
我就这样一路游荡到了东京、横滨，后来去了夏威夷，赶上全球疫情刚刚开始。恰好是在1900年，也是120年前，当时梁启超也曾经去过夏威夷。他原本准备从夏威夷去美国本土，但当时席卷全球的鼠疫正从广州出发到香港，然后蔓延到美国、欧洲，最后在1910年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了哈尔滨。1900年时，鼠疫来到了夏威夷，当时叫檀香山，梁启超无法展开他的行程，只得滞留在檀香山。鼠疫大流行的时候，夏威夷刚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也存在一个临时的过渡性政权，也是一个重大变革发生的时期。兴中会为什么是在夏威夷创办的？这些人又是怎么理解远方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呢？
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想象世界的。在檀香山，本地的居民们并不把中国人作为异端，白人也只是很少一部分，他们很少参与政治的变化。原住民们看到自己的国王去世、女王被废除，他们在更小的世界里更容易卷入政治当中，所以他们有政治觉悟，又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梁启超到来的时候，他目睹整个唐人街被毁，感觉到一种新的羞辱。因为当时檀香山政府认为中国人跟病毒有关系，所以封锁了整个唐人街，又认为消灭病毒只能靠火烧，而在焚烧一个染病华侨房子的时候火势失控，整个唐人街都在大火中被烧毁了。当时梁就在这种情况下，去游说当地华人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的中国，帮助他们应对外来世界的羞辱。
焚烧在唐人街的染病房屋，檀香山
梁还在那里陷入了一场恋情。如果你在旅行当中不断看到景色的变化，你是多么渴望一些温情的更私人化的感受啊。因为梁的日常生活被公共性所左右，他整个人被一种恐惧、焦灼，一种总是在漂泊的感受所占据着，他被传统的价值系统、读书的方式，包括家庭的伦理死死控制着，除了在诗作和朋友的信中，或者偶尔和朋友相聚，他很少展现自己的情感。这样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他面对某种意外的情感，或者说一份迟来的爱情，他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联想和感受。后来他还写了24首诗来回顾这场恋情。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怎么样感受到这些历史，怎么样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某种存在和延续。历史从来没有真正过去。就像当年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说过，“过去从未消逝，它甚至从未过去”。我在来之前读到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说的话，原句我记不得了，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大概的意思是，在现在看来，可能历史写作是一种相对边缘的写作方式，尽管在场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雄心和信心。但其实历史写作从来不只是一种写作，从来不只属于历史，历史写作也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通过这个维度，我们不仅关注历史本身，还可以关注整个社会的命运，关注每一代人的变化。期待我们从这里开始，也期待下一届更好！谢谢！
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谈话节目《十三邀》《十三游》主创。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祖国的陌生人》《青年变革者 》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韩等多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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