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曆時14年，達到了舊式農民戰争的最高峰，不僅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興起而波及全中國的農民戰争，也是世界曆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農民戰争。
談及太平天國，許多人的腦海裡，第一浮現的便是“農民起義”、“救亡圖存”、“反侵略”之類的字眼。然而，一個硬币總是存在着正反兩面，盡管，太平天國确實在反封建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同時它又給當時已經搖搖欲墜的中國，帶來了許多災難。
在這其中，蘇浙徽商所遭受的沖擊，尤其沉重。
徽商作為明清時期最古老的商幫之一，對兩浙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早在明朝末期，徽商便在兩浙地區取得了“商籍”。所謂商籍，便是本籍之外的一個副籍，是當時科舉考試為了友善兩浙地區往來的商人子弟特别設定，以便他們能夠在杭州就近參加考試，免于往返奔波。
商籍設定，極大的促進了杭州地區的文化發展，使得許多旅居杭州的徽商子弟就讀于當地書院，其中，以紫陽、崇書學院居多。這些書院不同于尋常書院，它們學風嚴謹，更是以“舫會”和“搖課”作為主要的上課方式。那時，不少徽商子弟便是在這樣一種惬意的生活姿态中，過着詩以陶情、琴以養志的生活。
徽商人中有一子弟，名曰程秉钊，雖是商人子弟出身，但是，頗有些才子之氣。他在其鹹豐年間和辛酉年間的日記《記事珠》中，便記載了這樣的景象：
光緒十六年，程秉钊考中進士，在翰林院任庶吉士，後來，成了知名的學者。當值撰寫日記之時，程秉钊正寓居杭州，畢業于崇文書院。從他所著的《記事珠》上來看，程秉钊的日常生活，除了學習傳教，便是遊覽江河茶酒作伴。在風雪迷離的西子湖畔談笑坐卧閑适非常，往來者皆是博學鴻儒才子佳人......
然而，這樣的美景，并沒有持續多久，《記事珠》筆鋒一轉，安逸的杭州生活，便突然上演了一副人間慘狀。
當時，太平軍兵起金田，迅速北上，制造鹹同兵燹，給皖南地區帶來了滅頂之災，緊接着，又是襲擊桑梓。
鹹豐十年二月四日，程秉钊聽聞績溪已遭太平軍攻陷，不由在日記中，寫道：“疑駭至極”。翌日，他又聽聞，太平軍從甯國奇襲績溪，攻當地人之不備，想到自己族中有人在辦團練，且“素有富名，恐怕難以幸免”，又思及八旬祖母，至今全無音訊未知兇吉，“思之心膽俱寒也”。
此後，謠言四起，人心動蕩，因杭州勢單力薄，軍備不足，恐怕難以抵擋。程秉钊每日提心吊膽，頗為恐懼，卻又無可奈何，隻能每日與友人借酒消愁。到了二月十五日，局勢似乎稍有緩和，讀書人又馬上固态萌發，以詩會友，遍覽名山。但是，太平軍的威脅，卻并沒有消失。
此時的太平軍隻是在短暫的蟄伏後，醞釀着更大的陰謀。兩日之後，忠王李秀成便率軍攻陷武林、錢塘等門，數日之後，守軍盡數潰散。至此，杭州城市第一次陷落。程秉钊在他的日記中，便記錄了這樣一番景象：“城未閉時，城中百姓便已倉皇逃走，出鳳山、候潮兩門者，不計其數......”
當時，江水中數以萬計的船隻争相渡水，雨愈下愈大，風也愈來愈急。舟小而人多，落水者無數，男女老幼，哀泣與風暴洪濤之中，旁觀者無不傷心凄慘，但是，苦于自身難保，無法搭救。
後來，有人統計，此次變故中，大半人死于踐踏，十分之二人死于洪濤，十分之一人活活餓死。而真正活下來的，不足十分之四。這場事故，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百姓在江河波浪中慘死，人們颠立于陰陽兩界中進退失據。
除此之外，這本日記中還記載了叛亂期間，杭州城内外的許多大小事件。
諸如：城中士兵與百姓因争市而互相交惡。在杭州城失陷後，混亂不堪的街道，以及百姓貧窮困頓，朝不保夕的恐懼等等。作者對自己與太平軍的應對周旋，也記有詳細叙述。此外，日記中也描述了杭州城劫後的許多慘景：“到處屍橫遍野血肉淋漓，想到往日繁華的都市變成現在這副模樣，不禁令人唏噓。”
當時，土匪橫行，甚至官兵也混在其中，而程秉钊，實在再難久留，便決計于六日外遷。
逃出城外的程秉钊，再無往日榮光，渾身透着一股滄桑感。
當他渡江于泊靖江時，看到帆樯不斷，槳橹如織，不禁感歎：“人似枯魚穿網出，船如奔馬渡江來。”
太平天國時期，江南不複往日繁華，許多人便逃亡江北，程秉钊也在其列，他的父親和兄弟親戚，都活躍于通州一帶。後來，程秉钊雖然到了時局更加穩定的江北，但是，卻一直對江南慘景難以忘卻，時時驚心。在他的日記中，也常常見到兵敗潰逃，燒殺擄掠等情景。
而程秉钊，就像是江南百姓的一個縮影，見證了太平天國的諸多暴行。
參考資料：
【《太平天國軍事史》、《記事珠》、《太平天國反抗滿清壓迫大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