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法國國王路易十五臭名昭著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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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土匪存在已久，近代以來，民國時期最為猖獗。清朝末年，政局動蕩，土匪趁勢蜂擁而起，辛亥革命後進入民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土匪”成燎原之勢，匪患愈演愈烈，河南的匪患之猖獗是全國首位，成為民國時期河南社會的一大特色。
民國時期，中國内憂外患，治理匪患毒瘤，民國時期的官方政府（北洋、國民政府等）以武力鎮壓和招撫并用為主，老百姓以組織自衛防禦為主，我黨的政策則是“差別對待，分化打擊，盡量策反以壯大抗日力量”。
河南的土匪數量衆多，大股土匪可達萬人之上，如白朗軍鼎盛時部衆高達2萬多人，張慶的匪衆在1923年底人數也有2萬多人。千人以上的匪衆占到土匪總數的78%。這些土匪坐大之後，按照軍隊的規格設定軍、師、旅、團、營、連、排、班，形成“軍隊化的土匪和土匪化的軍隊”，土匪形成一定規模後，戰鬥力較強，成為各方争相拉攏的對象。
土匪又分為社會化的土匪（如白朗、王天縱）、積匪（如洛甯土匪頭子程秀明）、兵匪、會匪、教匪、枭匪、煙匪等，民國時期河南的土匪，囊括了所有的土匪種類。有的土匪殺富濟貧，替天行道，具有民族大義，如白朗，反對袁世凱的帝制，在河南威脅到袁世傑和洋人們的利益，遭到反對派的合力剿殺；大部分土匪則是見利忘義，窮兇極惡，沒有鮮明的政治目的和遠大的個人理想，有奶便是娘，毫無底線。
沒有底線的“惡匪”到底有“多惡”，做出的壞事到底有“多壞”，我以河南滑縣惡匪李榮卿為例，為大家講述“惡人”有多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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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卿，生年不詳，滑縣牛屯集南街人（豫北），其貌不揚，個矮貌醜，活脫脫的武大郎再世，别人是以給他起了個綽号“李小孩”。
“……這武大郎身高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上身長下身則短；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綽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水浒傳》第二十三回”。
李小孩出身貧苦，自幼命苦，家中日子十分艱難，抗戰爆發前，他出外當兵，期望能混個飯吃。一沒文化，二沒背景，三無“長相”，加上貪生怕死，李小海在部隊沒能混出個模樣。退伍後回到家鄉，再次淪為窮困之人。
民國亂世，政治腐敗，官府盤剝欺壓百姓，兵匪一家，搞得河南百姓生活難以為繼，李小孩幹脆也與李春書、宋德貴等人結夥，拉起隊伍為非作歹，從此當上土匪。
李小孩的“土匪之路”充滿曲折坎坷，并沒有像影視劇中演繹的那樣“轟轟烈烈、威風八面”。1936年，李小孩等人從牛屯西北吳修寨綁了第一個人票，藏在窩主李春書家裡，他們本想聯絡肉票家人，索取贖票，沒想到，竟然出了意外。
窩主，讀音wuō zhǔ，漢語詞語，意思是也稱"窩家"、"囊橐"。中國舊法指窩藏強盜、竊盜及其贓物的人。即招集匪類，并隐藏在家，縱使為盜，參與分贓。漢代對容留藏匿群盜的人稱為囊棄。宋代對盜賊囊棄，立重法嚴懲。元律有盜賊窩主之法。明律稱"窩主"，根據是否造意、共謀、共同實行而不分贓或分贓而不參加實行等情況而處罰上有所不同。清律同于明律。
牛屯趕集的那天，肉票趁綁匪瞌睡打盹的時候，徑直跑到鬧市上大喊“救命”，牛屯區政府和聯保處立即派人包圍了李春書家，将李春書逮捕槍決，家産抄沒歸公，李小孩等人僥幸逃脫。
當上土匪後的第一單“生意”就以“慘敗告終”，李小孩心中的郁悶可想而知，同時也淪為同行和百姓們的笑柄。1937年春，李小孩牛屯西北小莊土匪頭子張協明在在延津縣胙城的遊擊武裝（自立旗号叫廣普軍），廣普軍内部派系林立，争權奪利，互相傾軋，結果張協明在胙城一帶搶劫時，被當地的紅槍會打死。
紅槍會是民國時期會道門的一種，是一種武裝自衛的農民團結組織，紅槍會名稱的由來，乃是因為他們所用的武器多系長矛，在長矛上系以紅纓，其起源實發于山東，而漸流衍于河南、陝西，紅槍會）溯其淵源，遠則為白蓮教的支裔，近則為義和團的流派，其蔓延的猛迅，完全是因為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兵匪所壓迫、所擾亂而自然發生的反響。
張協明被打死後，李小孩率領殘部與董固土匪頭子張青山合夥，一起投奔了國民黨的一名尹姓團長。尹團長委任他為中校營長，派他率自己的200多名部下偷襲新鄉東關的日軍。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部衆損失殆盡，李小孩本人也身負重傷。
國民黨的軍政有一個特點：派系林立，互相傾軋，兵強馬壯者說話就有分量，反之亦然。李小孩一戰将部衆拼光，精神可嘉，但是自身難保。他傷愈後，随尹團長南渡黃河，手下兵少将弱，從“座上賓”淪為了“人人嫌”。不甘受人“白眼”的李小孩幹脆脫離部隊，再次回到老家，重新聚攏起一支匪衆，他率部在演進境内的郭莊打家劫舍時，遭遇當地紅槍會圍剿，再次全軍覆沒。
李小孩吓得躲進一戶農民家裡的枯井裡，2天後才心驚膽戰地爬出來，化妝成一個乞丐，逃了出去。接連經受失敗挫折，李小孩心中萬念俱灰，對自己的人生充滿了迷茫和無助。此時，他聽說曾經的“合夥人”張青山已經是汲縣日僞漢奸皇協軍司令，感慨萬千，幹脆也投靠了日軍，日軍封他為滑縣日僞漢奸皇協軍司令。
有了日本人當靠山，李小孩開始混得“風生水起”，在滑縣招兵買馬，很快拉起一支隊伍，下設3個團，随日軍駐紮在牛屯，先後投靠李旭東部，之後再次自立門戶，所有的出發點都是“儲存實力，不願離開大學營牛屯。”
1939年11月漢奸将軍杜淑到達滑縣，收編土匪李旭東部，組建二十七、二十八兩個縱隊，由範龍章、李旭東分任司令。1943年6月，杜淑投降日軍，先任河北省保安處長，後任汪僞二十四集團軍新編第六軍軍長，杜淑兼六師師長，李旭東任副軍長兼七師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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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孩坐大之後，惡事做盡，為了利益可以不擇手段。他做得最過分的一件事就是1938年3月22日栽贓百姓，釀成駭人聽聞的磚城慘案。
李小孩由于劫掠浚縣衛賢集磚城村時，曾遭村民反抗，令其顔面盡失。為了報複村民，排洩心中的憤恨，李小孩一直尋找合适的機會。1938年3月，李小孩得知有200多名鬼子将會在22日前往縣城，會路過磚城村村北，于是心生毒計。
李小孩命人提前綁架了附近哨所的1名鬼子，使用農具将其活活打死，全身骨頭被打斷，屍首殘缺不全，埋在鬼子行軍的必經之路上。22日，李小孩命匪徒打扮成村民的模樣，手持村民們的土制槍炮，待鬼子路過，朝鬼子亂打一通，鬼子追趕，匪徒快速朝磚城村逃去。
侵略成性的鬼子，沒想到在窮鄉僻壤竟會遇到村民偷襲，怒不可遏，下令追擊，追擊途中又“恰巧”看到了殘缺不全的日軍士兵屍體，暴怒之下，日軍指揮官下令血洗磚城村。
日軍将磚城村三面包圍後，使用迫擊炮一通轟炸，村寨的圍牆被炸塌，日軍蜂擁而入，展開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史稱“磚城慘案”，據史料記載：
“時過中午，日軍在村中折騰了半天，怒氣仍然未消,就将搜捕到的85名男人，像趕羊群一樣，驅趕着往村西走。除武振山等3人在一拐彎處趁敵人首尾照顧不及時越牆逃跑保住性命外，其餘82人，全被趕到村西頭，推進寬8尺、深6尺的戰壕内。
然後，匪徒們用兩挺機槍同時掃射，使整個壕溝成了血肉之溝，并推進去兩個大石磙，砸得屍體腦漿四濺，血肉模糊。之後，為了焚屍滅迹，日軍又強迫被掠來的婦女，抱來高粱箔(晾曬粉皮時用的工具)、柴草等，填進溝内，蓋在屍體上，潑上汽油點燃。一時火光沖天，從過午一直燒到半下午。整個溝内,焦黑一片，糊臭熏人,慘狀目不忍睹……”
“磚城慘案”造成磚城村人口幾乎滅絕，村莊被夷為平地，幸存者也都落下了終身殘疾。這都是惡人李小孩的所作所為，實乃人神共憤。
磚城慘案中日軍集體射殺82名群衆的戰壕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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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孩坐大之後，任命求赢海，王振遠，于倫秀分别擔任他的部隊團長，自己擔任司令。他對日軍、僞軍、國共的拉攏都不拒絕，左右逢源，待價而沽，謀求利益最大化。
八路軍在牛屯一帶抗日的時候，我黨為了團結抗日，曾派四分區辦事處主任邢宣理到李小孩處做抗日宣傳工作，希望他能夠以民族大義為重，參加抗日活動。李小孩一面答應，一面卻與日僞眉來眼去，并設立軍官學校，不斷培植私人武裝力量。
為了謀求更大的利益，李小孩1944年竟然将邢宣理綁起來送往新鄉，作為向僞軍司令龐炳勳投誠的籌碼，得到了僞四十軍下轄一個師長的職位。
1945年，日本投降，龐炳勳自身難保，急忙緻電蔣介石，表示戴罪立功，聽候發落，轉而為蔣介石賣力，阻止八路軍進城對日軍受降。李小孩得以暫時保全，龐炳勳的四十軍被調往開封後，之前1944年何莊戰役中，被八路軍擊斃的土匪王太恭與李小孩有沖突，其殘部不斷控告李小孩的漢奸賣國行為，時任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劉茂恩索性将其綁縛刑場，亂槍打死。
王太恭：滑縣老店鄉東嶽村地主，大土匪、國民黨反動派頑固分子王三祝的父親，王三祝在豫北地區，被群衆形容為“活閻王”。由于王三祝挂着國民黨軍隊的招牌，王三祝匪部實力較強，裝備正規，建制有八個團，多達八九千人。百姓憤恨地稱為“官匪”。
1942年夏，王太恭被國民黨任命為“豫北挺進支隊”司令，指揮豫北雜牌部隊。不久，王太恭投靠日軍，被編為僞“24集團軍第3支隊”，任支隊司令。此後，王太恭又被僞6軍軍長杜淑委任為豫北剿匪司令兼内黃縣縣長，後又委任滑縣縣長。1944年12月20日，冀魯豫軍區九分區在滑縣留固集開會，決定清除這股反動武裝。12月23日，冀魯豫軍區九分區部隊對駐守在滑縣何莊、馮付等村的王太恭部隊，分割包圍，三路進攻，經一晝夜激戰，當場擊斃王太恭。
多行不義必自斃，随着一聲槍響，惡人李小孩結束了其罪惡的一生。天道有輪回，蒼天饒過誰，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十惡不赦之人，古今中外都沒有好下場，李小孩的一生，一件好事也沒做成，惡事做盡，最終連“自己人”也不放過他，唯有死路一條，這就是精緻利己主義者的下場吧！
（編者注：本文3780字，2022年第九篇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