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臭名昭著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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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匪存在已久，近代以来，民国时期最为猖獗。清朝末年，政局动荡，土匪趁势蜂拥而起，辛亥革命后进入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土匪”成燎原之势，匪患愈演愈烈，河南的匪患之猖獗是全国首位，成为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的一大特色。
民国时期，中国内忧外患，治理匪患毒瘤，民国时期的官方政府（北洋、国民政府等）以武力镇压和招抚并用为主，老百姓以组织自卫防御为主，我党的策略则是“区别对待，分化打击，尽量策反以壮大抗日力量”。
河南的土匪数量众多，大股土匪可达万人之上，如白朗军鼎盛时部众高达2万多人，张庆的匪众在1923年底人数也有2万多人。千人以上的匪众占到土匪总数的78%。这些土匪坐大之后，按照军队的规格设置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形成“军队化的土匪和土匪化的军队”，土匪形成一定规模后，战斗力较强，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
土匪又分为社会化的土匪（如白朗、王天纵）、积匪（如洛宁土匪头子程秀明）、兵匪、会匪、教匪、枭匪、烟匪等，民国时期河南的土匪，囊括了所有的土匪种类。有的土匪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具有民族大义，如白朗，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在河南威胁到袁世杰和洋人们的利益，遭到反对派的合力剿杀；大部分土匪则是见利忘义，穷凶极恶，没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远大的个人理想，有奶便是娘，毫无底线。
没有底线的“恶匪”到底有“多恶”，做出的坏事到底有“多坏”，我以河南滑县恶匪李荣卿为例，为大家讲述“恶人”有多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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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卿，生年不详，滑县牛屯集南街人（豫北），其貌不扬，个矮貌丑，活脱脱的武大郎再世，别人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李小孩”。
“……这武大郎身高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上身长下身则短；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绰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李小孩出身贫苦，自幼命苦，家中日子十分艰难，抗战爆发前，他出外当兵，期望能混个饭吃。一没文化，二没背景，三无“长相”，加上贪生怕死，李小海在部队没能混出个模样。退伍后回到家乡，再次沦为穷困之人。
民国乱世，政治腐败，官府盘剥欺压百姓，兵匪一家，搞得河南百姓生活难以为继，李小孩干脆也与李春书、宋德贵等人结伙，拉起队伍为非作歹，从此当上土匪。
李小孩的“土匪之路”充满曲折坎坷，并没有像影视剧中演绎的那样“轰轰烈烈、威风八面”。1936年，李小孩等人从牛屯西北吴修寨绑了第一个人票，藏在窝主李春书家里，他们本想联络肉票家人，索取赎票，没想到，竟然出了意外。
窝主，读音wuō zhǔ，汉语词语，意思是也称"窝家"、"囊橐"。中国旧法指窝藏强盗、窃盗及其赃物的人。即招集匪类，并隐藏在家，纵使为盗，参与分赃。汉代对容留藏匿群盗的人称为囊弃。宋代对盗贼囊弃，立重法严惩。元律有盗贼窝主之法。明律称"窝主"，根据是否造意、共谋、共同实行而不分赃或分赃而不参加实行等情况而处罚上有所不同。清律同于明律。
牛屯赶集的那天，肉票趁绑匪瞌睡打盹的时候，径直跑到闹市上大喊“救命”，牛屯区政府和联保处立即派人包围了李春书家，将李春书逮捕枪决，家产抄没归公，李小孩等人侥幸逃脱。
当上土匪后的第一单“生意”就以“惨败告终”，李小孩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同时也沦为同行和百姓们的笑柄。1937年春，李小孩牛屯西北小庄土匪头子张协明在在延津县胙城的游击武装（自立旗号叫广普军），广普军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结果张协明在胙城一带抢劫时，被当地的红枪会打死。
红枪会是民国时期会道门的一种，是一种武装自卫的农民团结组织，红枪会名称的由来，乃是因为他们所用的武器多系长矛，在长矛上系以红缨，其起源实发于山东，而渐流衍于河南、陕西，红枪会）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其蔓延的猛迅，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的反响。
张协明被打死后，李小孩率领残部与董固土匪头子张青山合伙，一起投奔了国民党的一名尹姓团长。尹团长委任他为中校营长，派他率自己的200多名部下偷袭新乡东关的日军。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部众损失殆尽，李小孩本人也身负重伤。
国民党的军政有一个特点：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兵强马壮者说话就有分量，反之亦然。李小孩一战将部众拼光，精神可嘉，但是自身难保。他伤愈后，随尹团长南渡黄河，手下兵少将弱，从“座上宾”沦为了“人人嫌”。不甘受人“白眼”的李小孩干脆脱离部队，再次回到老家，重新聚拢起一支匪众，他率部在演进境内的郭庄打家劫舍时，遭遇当地红枪会围剿，再次全军覆没。
李小孩吓得躲进一户农民家里的枯井里，2天后才心惊胆战地爬出来，化妆成一个乞丐，逃了出去。接连经受失败挫折，李小孩心中万念俱灰，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迷茫和无助。此时，他听说曾经的“合伙人”张青山已经是汲县日伪汉奸皇协军司令，感慨万千，干脆也投靠了日军，日军封他为滑县日伪汉奸皇协军司令。
有了日本人当靠山，李小孩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在滑县招兵买马，很快拉起一支队伍，下设3个团，随日军驻扎在牛屯，先后投靠李旭东部，之后再次自立门户，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保存实力，不愿离开大本营牛屯。”
1939年11月汉奸将军杜淑到达滑县，收编土匪李旭东部，组建二十七、二十八两个纵队，由范龙章、李旭东分任司令。1943年6月，杜淑投降日军，先任河北省保安处长，后任汪伪二十四集团军新编第六军军长，杜淑兼六师师长，李旭东任副军长兼七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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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孩坐大之后，恶事做尽，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他做得最过分的一件事就是1938年3月22日栽赃百姓，酿成骇人听闻的砖城惨案。
李小孩由于劫掠浚县卫贤集砖城村时，曾遭村民反抗，令其颜面尽失。为了报复村民，排泄心中的愤恨，李小孩一直寻找合适的机会。1938年3月，李小孩得知有200多名鬼子将会在22日前往县城，会路过砖城村村北，于是心生毒计。
李小孩命人提前绑架了附近哨所的1名鬼子，使用农具将其活活打死，全身骨头被打断，尸首残缺不全，埋在鬼子行军的必经之路上。22日，李小孩命匪徒打扮成村民的模样，手持村民们的土制枪炮，待鬼子路过，朝鬼子乱打一通，鬼子追赶，匪徒快速朝砖城村逃去。
侵略成性的鬼子，没想到在穷乡僻壤竟会遇到村民偷袭，怒不可遏，下令追击，追击途中又“恰巧”看到了残缺不全的日军士兵尸体，暴怒之下，日军指挥官下令血洗砖城村。
日军将砖城村三面包围后，使用迫击炮一通轰炸，村寨的围墙被炸塌，日军蜂拥而入，展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史称“砖城惨案”，据史料记载：
“时过中午，日军在村中折腾了半天，怒气仍然未消,就将搜捕到的85名男人，像赶羊群一样，驱赶着往村西走。除武振山等3人在一拐弯处趁敌人首尾照顾不及时越墙逃跑保住性命外，其余82人，全被赶到村西头，推进宽8尺、深6尺的战壕内。
然后，匪徒们用两挺机枪同时扫射，使整个壕沟成了血肉之沟，并推进去两个大石磙，砸得尸体脑浆四溅，血肉模糊。之后，为了焚尸灭迹，日军又强迫被掠来的妇女，抱来高粱箔(晾晒粉皮时用的工具)、柴草等，填进沟内，盖在尸体上，泼上汽油点燃。一时火光冲天，从过午一直烧到半下午。整个沟内,焦黑一片，糊臭熏人,惨状目不忍睹……”
“砖城惨案”造成砖城村人口几乎灭绝，村庄被夷为平地，幸存者也都落下了终身残疾。这都是恶人李小孩的所作所为，实乃人神共愤。
砖城惨案中日军集体射杀82名群众的战壕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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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孩坐大之后，任命求赢海，王振远，于伦秀分别担任他的部队团长，自己担任司令。他对日军、伪军、国共的拉拢都不拒绝，左右逢源，待价而沽，谋求利益最大化。
八路军在牛屯一带抗日的时候，我党为了团结抗日，曾派四分区办事处主任邢宣理到李小孩处做抗日宣传工作，希望他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参加抗日活动。李小孩一面答应，一面却与日伪眉来眼去，并设立军官学校，不断培植私人武装力量。
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李小孩1944年竟然将邢宣理绑起来送往新乡，作为向伪军司令庞炳勋投诚的筹码，得到了伪四十军下辖一个师长的职位。
1945年，日本投降，庞炳勋自身难保，急忙致电蒋介石，表示戴罪立功，听候发落，转而为蒋介石卖力，阻止八路军进城对日军受降。李小孩得以暂时保全，庞炳勋的四十军被调往开封后，之前1944年何庄战役中，被八路军击毙的土匪王太恭与李小孩有矛盾，其残部不断控告李小孩的汉奸卖国行为，时任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索性将其绑缚刑场，乱枪打死。
王太恭：滑县老店乡东岳村地主，大土匪、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分子王三祝的父亲，王三祝在豫北地区，被群众形容为“活阎王”。由于王三祝挂着国民党军队的招牌，王三祝匪部实力较强，装备正规，建制有八个团，多达八九千人。百姓愤恨地称为“官匪”。
1942年夏，王太恭被国民党任命为“豫北挺进支队”司令，指挥豫北杂牌部队。不久，王太恭投靠日军，被编为伪“24集团军第3支队”，任支队司令。此后，王太恭又被伪6军军长杜淑委任为豫北剿匪司令兼内黄县县长，后又委任滑县县长。1944年12月20日，冀鲁豫军区九分区在滑县留固集开会，决定清除这股反动武装。12月23日，冀鲁豫军区九分区部队对驻守在滑县何庄、冯付等村的王太恭部队，分割包围，三路进攻，经一昼夜激战，当场击毙王太恭。
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一声枪响，恶人李小孩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十恶不赦之人，古今中外都没有好下场，李小孩的一生，一件好事也没做成，恶事做尽，最终连“自己人”也不放过他，唯有死路一条，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下场吧！
（编者注：本文3780字，2022年第九篇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