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9日，是我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逝世50周年的日子。他給中國古建築研究留下了一部裡程碑式的巨著《中國建築史》，同時作為營造學社的重要成員之一，梁思成和他的同行者們在上世紀30年代對于中國古建築所做的一系列田野調查研究，亦為後世的研究者們留下了一筆寶貴财富。
2021年年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了有關古建築科普的系列短視訊，其中第一部《川地建築的“大木作”》展示了四川傳統建築營造工藝中的繪圖、開杖杆、畫墨、讨簽四種瀕危工藝，甫一面世便引起了網友們的強烈興趣。
作為一個根植于地方古建築保護的科研機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設計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古建中心）從2008年起便開始實地調查研究四川地區早期（元、明）建築，并陸續撰寫調查報告。其中《四川古建築調查報告集（第一卷）》于去年出版，共收錄7篇古建築調查報告和1篇木材材種鑒定報告。
這7座古建築分别為：廣元市劍閣縣香沉寺、昭化區文廟，南充市阆中市五龍廟、張桓侯祠，南充市南部縣觀音庵、真相寺，以及綿陽市平武縣豆叩寺，都分布于川北地區，建造年代自元代至清代早期。
其中，位于阆中的張桓侯祠（又稱張飛廟），也曾在上世紀30年代被著名的中國營造學社成員造訪過。
本書主要執筆人之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中心副主任蔡宇琨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在他們近年來的數次考察與測繪中，仍會秉承當年營造學社的傳統，遵循營造學社之前進行地面木建構築調查時的體例來撰寫報告，即由總體布局，到建築單體的平、立、剖面，再到鬥栱梁架的做法細部和内部裝修彩畫等，同時也會注重對碑刻題記與匾額楹聯的記錄。“大體規範都和他們當年做調查的時候的差不多，隻不過我們現在采用的技術手段會更先進一些。”
營造學社的壯舉
星光熠熠的成員，空前絕後的貢獻
中國營造學社（以下簡稱營造學社）成立于1930年，創辦人是著名古建築學家朱啟钤。1919年，朱啟钤意外在南京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發現了《營造法式》的一部抄本，欣喜若狂，後在學者的幫助下對手抄本進行校勘，并于1925年印刷出版。
這部成書于北宋王安石變法期間的《營造法式》，是中國最早的關于建築規制與技術的專業書籍，作者是時任将作監（負責土木工程的機構負責人）的李誡。他不僅精通建築學，在文學、曆史、音樂、國畫、地理等領域都有深入研究，著有《續山海經》《續同姓名錄》《馬經》《古篆說文》《琵琶經》等書。
朱啟钤（圖據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官網）
書中的“營造”二字，專指中國傳統建築及其建築技法和規範，營造學社之名也由此而來。在朱啟钤的感召下，營造學社集聚了當時國内相關領域最優秀的專家：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建築學家劉敦桢任文獻部主任；考古學家李濟、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建築學家林徽因、楊廷寶等等都赫然在列，可謂星光燦爛。
營造學社對中國古建築的研究，不是拘泥于技藝層面，而是将其置于大文化、大曆史背景之下，與衆多學科勾連在一起，進行透視和解剖。學社的工作将研究典籍與現場勘查相結合，在當時也是創新之舉。
營造學社在成立之後的短短5年間，學社成員們先後調查了全中國137個縣市，2783座各類古建殿堂房舍遺物，詳細測繪建築206組，繪制了測繪圖稿1898張。經他們調查被重新發現的珍貴建築遺物上起漢唐下至明清各曆史時期均有分布，整理出了清晰的中國古建築發展脈絡。
抗日戰争期間，營造學社被迫南遷輾轉經過武漢、長沙、昆明最終落腳在四川宜賓的李莊。大後方的營造學社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古建築調查與研究，期間仍出版了大量專業著作。
許多現在名揚海内的珍貴古建築如隋代趙州橋、遼代應縣木塔、薊縣獨樂寺、觀音閣等，均系營造學社的成員們經田野調查和詳細測繪研究，而被人們重新認識。從作為一個民間學術團體，營造學社對中國傳統建築研究和保護所作出的貢獻，用空前絕後來形容，毫不為過。
2006年，位于李莊的中國營造學社舊址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營造學社的會刊《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也是研究中國傳統建築的重要史料。
四川古建築之憾
氣候與戰火原因，元代之前絕少留存
提起四川古建築，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便是漢阙。早在20世紀初，考察中國的西方漢學家便已注意到這種類似于西方紀念碑式的石質建築。20世紀30年代，營造學社在四川地區調查時，也對雅安高頤阙進行過測繪。
除了漢阙之外，四川地區還出土了大量漢代陶樓、陶屋及漢畫像磚，漢代崖墓中也多有仿木建構築的結構和裝飾。這些考古實物連同屹立于地面的漢阙一起，為我們勾勒出了四川漢代建築的形象。
南方地區由于戰争和氣候等多種原因，現存的宋元木建構築數量遠不及北方。四川作為南方地區現存宋元木建構築最多的地區之一，單體建築的總數也未超過10座。
進行古建調查的年輕人
這些建築多位于遠離城鎮的丘陵地區，是以得以躲過屢次戰亂，幸存至今，比如南部醴峰觀大殿、阆中永安寺大殿、蓬溪金仙寺大殿等。另有一些宋元時期的磚塔，因不易燒毀，在城市之中亦有留存，如簡陽白塔、南充白塔和蓬溪鹫峰寺塔等。
明代的四川，繁榮程度雖然不及宋代，但由于年代相對較近，仍留下了數量衆多的地面建築。這些建築種類豐富，以寺廟類為主,包括佛寺、道觀、祠廟等，其中又以佛寺數量最多。既有像平武報恩寺、梓潼七曲山大廟這樣規模宏大的建築群，也有一些并不知名的鄉村小寺。
明末清初是四川地區的重大曆史轉折階段，川西平原受戰亂破壞最為嚴重，以成都舊城為例，沒有一座清代以前的木結建構築能幸存至今。
古建中心在實地考察過程中，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也會對古建築構件進行木樣采集，以便後期進行驗室樹種鑒定或碳十四測年。他們發現這些古建築采用的木材大多都是柏木，這種木材是四川地區最常用的一種建築木材，今天依然是許多四川人家中大件家具的常用木料。
七座古建築各有傳奇
桓侯祠的鐵獅子與豆叩寺的西遊記
阆中的張桓侯祠（俗稱“張飛廟”“張飛墓”），是阆中城内最有名的古迹之一。張飛的墓冢相傳始建于三國時期，從文獻記載來看，可以明确：最遲在五代時期，張飛的墓冢前已建有祠堂。如今現存的張桓侯祠建築組群為明清時期重建，1996年被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張桓侯祠組群航拍圖
看過《三國演義》的人，對張飛之死想必都印象深刻：公元221年（章武元年），劉備稱帝的同一年，鎮守阆中的張飛被兩個謀反的部下殺死在睡夢中，時年55歲。
張飛遇害後，人們敬其忠勇，為他築冢建祠。但最初的建築到了五代時，曆經五百多年滄桑，基本損毀殆盡。為了紀念張飛，五代阆州刺史崔善還對破敗的桓侯祠進行過一次大規模修整。
《四川古建築調查報告集（第一卷）》調查對象位置示意圖
而在這本《四川古建築調查報告集（第一卷）》中，還提到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曆史細節：天漢元年（公元917年），前蜀朝廷還給這位700多年前的英雄封了一個号：靈應王。
那次與張飛同時受封的，還有魏國大将鄧艾等人，他們的一個共同之處是都沒有得到“善終”（鄧艾滅蜀後，因被誣謀反而死于非命）。是以那次加封，對于當時在位的皇帝王建來說，是帶有一種“早期祭祀厲鬼”的意味在裡面的。
梁思成（圖據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官網）
1939年8月下旬，梁思成與營造學社的劉敦桢、莫宗江、陳明達等人從昆明出發，開始對貴州、重慶、四川等地的崖墓、石窟、石刻、摩岩、漢阙、古代建築等進行考察。當年12月，他們也來到了阆中，先後參觀了桓侯祠、鐵塔寺、文昌宮、香城寺等古迹。
梁思成在日記裡提到了桓侯祠門口的鐵獅子。“桓侯祠在縣政府，南向……廟門外有二鐵獅，鑄于明萬曆四十七年(公元一六一九年)，雖囿于風習，姿态略顯笨拙，然為川省鮮見之例。”（《梁思成全集》）。
據古建中心研究人員考據，這對鐵獅子應該是明萬曆年間（1612年）鑄造的。可惜，這對在梁思成眼中拙态可掬的鐵獅子，先是在抗日戰争時期被彈片擊損，後又在上世紀60~70年代被毀，我們再也無緣得見。
豆叩寺内的《西遊記》主題壁畫之一（孫悟空初盜紫金鈴一幕）
《四川古建築調查報告集（第一卷）》所記述的最後一座古建築，是位于綿陽平武縣的豆叩寺。這座寺廟建立年代不詳，過去曾被認為是明代建築，後經古建中心兩次現場調查，采用三維雷射掃描、紅外攝影等技術仔細研究，最終确認此殿重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距今也有近300年曆史了。
這座豆叩寺中大殿的壁畫頗有特色——與書中另外六座古建中常見的佛像、蓮瓣、各種花紋所不同，這裡的壁畫主題是《西遊記》中的故事：大鬧天宮、初盜紫金鈴、三借芭蕉扇……研究人員們注意到：孫悟空在這些畫面中占據了“絕對主角”的重要位置，似乎深受當地人或畫師們的喜愛。
無論張飛還是孫悟空，都是桀骜不遜又忠勇不貳的英雄，他們的形象千百年來深入人心，哪怕在存世寥寥的幾座古建之中，亦能自時間的濃影裡，瞥見人們對其不變的欽佩與敬愛。
紅星新聞記者｜喬雪陽
實習生｜劉仁傑
編輯｜段雪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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