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與非文學之間——韓少功《長嶺記》四人談

對話人：楊厚均 張雯 張勇 齊曉倩

楊厚均：韓少功的“新作”《長嶺記》發表于2021年第2期的《芙蓉》雜志。文首，韓少功對其将這些50年前的日記整理發表的初衷有說明：“再次翻出這些發黃紙頁，隻是一個老人緻敬遙遠的青春，也是對當年一個個共度時艱相濡以沫者的辨認和緬懷”。不過，作為一個向來有着強烈現實關懷的作家，韓少功選擇在當下出手這一舊時“新作”，其在所謂“緻敬”“緬懷”背後所可能隐含的意圖仍頗引人思量。實際上，《長嶺記》于發表之時，就注定是一個複合性的多重文本，韓少功的“整理”對最初文本的删削補訂、編輯的介入、讀者的個人視野以及當下的時代背景，都對這個文本構成了反複讀寫，進而使這個文本變得愈發意味深長。

《長嶺記》首先為我們呈出了一段被儲存的珍貴的曆史，具有明顯的紀實性。作者在文首那段按語式的文字中說：“我代你們記住了，記住了一些碎片”。這些“碎片”所沉積的往事，多是松散的日常生活片段和勞動文化活動場景，這使得它與當時的政治宏大叙事和公共話語拉開了距離。當然，彼時的政治話語也不可避免地籠罩于書寫的半空，《長嶺記》是以成為一個主流與私人話語混雜的文本，很多時候甚至無法分辨其公共性與私人性，而這正是它為我們儲存的那個時代的可貴真實。在日記寫作的時段，作者被抽調從事文藝宣傳工作，文藝活動激發了他的寫作意識，但也對文學要求的個性、才華以及生活的豐富性表達造成一定的擠壓，這種因擠壓而産生的緊張，即以相對個性化的日記得到緩解和釋放。

在日記中，占據大部分篇幅的是在長嶺的鄉村生活。那些生産生活的場景和細節盡情敞開、伸展，并且深入到農村和農民的文化與精神底色中。韓少功對農村的文化資源、農民的特殊處境和心理特點等方面的細緻觀察和深入探索，給我們呈現出一個複雜的、進而也更為可信的上世紀70年代的鄉村生活世界。這為我們在書寫農村和農民時，避免想當然、模式化、簡單化，提供了重要的參照。我們知道，不論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是當下，農民其實或多或少總是被建構的群體，他們自己是沉默無言的。在當下，當鄉村振興成為社會的一個焦點時，《長嶺記》在某種意義上為希望了解鄉村、書寫鄉村、建設鄉村的人們提供了一種進入鄉村的方法。考慮到韓少功向來對将曆史簡單化、概念化的擔憂和不滿，對曆史現場的複雜性呈現或許正是韓少功推出《長嶺記》的一大懷抱。

張 雯：但《長嶺記》的緬懷之意仍然是重要的。這種老來的人生感懷，來自中國文脈的感時傷逝之“萬古愁”，在韓少功近年的長篇《日夜書》《修改過程》中已極為濃郁，而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人生忽然》的題名，又道出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的憶春惜春傷春之情。正因為人生之迅速，文學的記取和定格才變得重要，它是生命自我确證的方式。《長嶺記》記取了很多人的一段共在時光，包括他的朋友、夫妻，特别是還有那些曾經的相濡以沫者，那些沉默無言的農民。生命在展現和流逝的意義上是平等的，苦痛和幸福都是那麼鮮豔而易逝。韓少功不僅代這些人們記取，也為他們抒情，因為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與這些人渾融為一了。在韓少功發表《長嶺記》的動作中，無疑有一種對生命存在透解後無分别的憐愛和悲憫。

我們在《長嶺記》看到，其中很多人物，後來都作為“原型”進入到韓少功的文學世界中，像丙崽、張種田等。在韓少功80年代的作品中，他與這些人物原型的情感系連可能比較隐晦，或者被那個時代的啟蒙話語遮蔽了，但在《長嶺記》中，我們發現了作者與人物之間更為複雜的情感聯系，對這些人，他即便确有批判，也往往是含情的。在他2000年定居汨羅後創作的《山南水北》中，這種情感傾向變得顯明，而《長嶺記》讓我們知道這份“憐愛與悲憫”其實由來已久。

張 勇：《長嶺記》在發表時所經曆的處理過程值得注意。這包括日記内容的選擇（主要是删減）、必要的補充（文本中以括号的形式展現）、腳注等，以期通過這些類似修複“出土的破碎陶片”的工作，讓人能辨認出是“一隻盆還是一個罐”。其中，最大的處理動作是删去了摘抄的占四分之一篇幅的詩文格言。讀者可能會好奇，韓少功當年到底摘抄了哪些格言、詩詞、美文，或者還有更多的其他的什麼？格言和警句，往往相當于一代人的文化或精神标志，這些詩文如果保留下來，當有助于我們了解當年的時代氛圍，對于重建當時的語境是有意義的。從完整地保留史料的立場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韓少功在對《長嶺記》進行整理時，既是在與當年的自己對話，同時也是在搭建兩個不同時代對話的橋梁，這就使得他的處理不再是簡單的修複和粘貼，至少在這個修複的過程中，他需要在上世紀70年代和當下世界之間來回瞻顧。我們注意到，在《長嶺記》的20多個腳注中，大量的注釋裡都潛藏着一種“後來時”，他在對往日解釋和品評之時，也引領讀者感受到時間在綿延中已悄然形成的巨大的溝壑。而這又自然地引發了一個代際對話的問題。韓少功向來關注代際之間的文化差異，他曾提到，以前的文化研究隻注意劃分“英國文化”與“中國文化”、“湖南文化”和“江蘇文化”，以後可能更應該注意劃分“80年代文化”與“90年代文化”、“老三屆文化”與“小三屆文化”。就《長嶺記》而言，它的出現，指認的是上世紀70年代與當下文化之間的差異，而在這種差異間，《長嶺記》所記錄的那種生活就成了一種為當下生活提供參照的思想資源。

上世紀70年代的農村生活，大體上給人的印象是灰暗匮乏、捉襟見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又異常豐富。《長嶺記》中有很多地方描述勞動中的身體感覺，如“累得全身散了架，被痛打了一頓似的”“挖地，太陽下曬得頭暈，眼睛花”“赤腳下田時，冷得像割刀子”等等。盡管遠隔着年代和文字，讀者依然能感到疼痛和勞累。在當時的環境下，人在各個方面都處于一種極端的狀态，因而人們獲得的體驗格外鮮明，刻骨難忘。這與當下溫吞吞的，經常處于倦怠乏味狀态的生活是極不一樣的。在那個年代，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要親密得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似乎也要親熱鮮明一些。在這個意義上，《長嶺記》對越來越虛拟化、抽象化的、疲乏的當下生活還有着某種批判意味，至少它告訴我們生活還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

齊曉倩：同樣不可忽視的是韓少功作為一個進入鄉村生活的外來知識青年的身份。一方面，他罕見地将自己交給了這裡的農村生活，與農民們打成一片；另一方面，他又一直保持着知識者的身份，在不斷地觀察、閱讀、判斷、學習和思考。《長嶺記》對上世紀70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和文化活動的記錄彌足珍貴。韓少功的個人閱讀、與志同道合者的辯論、對自身處境的沉靜的思考，身在民間胸懷世界的那種寬闊視野和理想精神，令人感動。他們那批知識青年，在70年代隐秘的地下文化活動讀來激動人心，他們正是絢麗的80年代得以綻開所需要的蓄力階段，是伏于地底的根系。那樣豐盛的精神生活在今天已經不可再得了。

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這部日記的青春質地，那些來自生命中好年華的熱情、華彩和詩意。“既來之則安之……人到了哪裡都能創造一個新環境”“請在我們的詞典裡永遠取消‘困苦’‘憂愁’‘絕望’這一類字眼”“生活就是頂住、扛住、咬住不放！”“一個強大的人，必須‘在清水裡洗三次，在堿水裡煮三次，在鹽水裡腌三次’”，等等。這些熱情澎湃的話語，既有那個時代的面影，同時更來源于青春的身心，對自我力量的信心和砥砺。日記裡，前一刻還在訴說赤腳下田插秧的痛苦，卻不妨礙下一秒發現鄉村的春天的美。再簡陋的環境也要立一排書、插幾枝野花，說說詩歌和哲學。這是一種青春文化，苦痛裡洋溢着歡樂，迷茫裡總有昂揚，讀來令人動容。

楊厚均：《長嶺記》雖是韓少功的“少作”，但文本中那些充滿個性的人物、有趣的故事、生動的意象、幽默的語言以及蘊含其中的活躍的思辨和細膩的情感，顯示出與他當時的年齡不相符的文學能力。雖然日記中也會有非常主流的話語表達，但其非主流的邊緣話語也大量存在，這構成了《長嶺記》中最生動、最文學的部分。從體裁上來看，《長嶺記》是私人性的日記，但也可以看出，在韓少功當初寫作的過程中，其實就有一種潛在的發表意識在内，正如他提到的，他寫日記的興趣，部分是源于老師對日記的贊賞和宣讀。是以從一開始，他的日記就不是那種私密性很強的文本，而實際上隐含了一種被閱讀的欲望。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發現他在寫日記的過程中有着強烈的對語言和修辭的追求，而且間或流露出一種駕馭語言的自得之情。《長嶺記》的語言極簡練傳神，對人事的描述筆墨經濟卻極為準确。

張 勇：說到語言，其實《長嶺記》對研究韓少功的文學語言的形成和發展有着文獻性的價值。在《長嶺記》中，韓少功開始發現方言土語的表現力，并且從方言的切入到方言使用者背後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這種思維方式直接貫通于後來的《馬橋詞典》和《暗示》。比如，在《長嶺記》中，我們可以看到韓少功已經在品咂着《馬橋詞典》中的很多詞條，如“糖”“碘酊”“堿”“寶氣”“火焰”等等。

齊曉倩：我們都知道知青生活是韓少功創作的源泉，但直到《長嶺記》出來，才能真正直覺看到這種生活與作品的源流關系，并指認出韓少功後來所關心的曆史與現實、語言、符号等問題的端倪。當然還包括《長嶺記》中的人事和他的小說作品的對應關系。這種對應，有些作者在文本中通過注釋的方式進行了明确說明，有些沒有明說或者沒有明确意識到，但我們可以想見，如文中多次提到的“月娥嫂”與小說《月蘭》中女主人公月蘭的關聯。

張 雯：作為一個私人性較強的文本，《長嶺記》不僅使我們看到了很多韓少功小說的人物和情節的藍本，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們對韓少功有了更“親切”的認識。《長嶺記》所展現的空間不僅是長嶺那樣一個小地方，它讀起來讓人感覺非常開闊，因為它聯通的是當年韓少功的心靈世界。在地理上，他往來于城市、城鎮、農村；在精神上，則遊弋于古今中外大俗大雅。從這些文字中，我們看到了韓少功在青春時期所具備的知識背景、藝術眼界、情感方式、觀察思辨和語言的能力。韓少功在《長嶺記》中展現出來的，在種種主客觀條件的促使下所保持着的那種奇特的臨界狀态，同時涉于多個時空領域，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眼界和格局，在他離開汨羅之後也一直保持了下來。所有這些，都像基因一樣在他日後的文字生涯中延續，為我們更好地了解韓少功提供了大量重要線索，其文獻價值無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