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政大臣，在中國曆史上并不鮮見。最早有文字記載的可以追溯到周朝，如周公輔佐周成王。而作為前任帝王位為後繼者遺留下的政治遺産，其目的是輔政大臣在與幼主分權（或者說實際掌握大權）的同時，幫助幼主實作權力的安穩過度。
但是大臣、皇帝之間的天然沖突，也常常使得輔政大臣、輔政大臣的設立變得處境尴尬。能夠留下好名聲的也不過周公、諸葛亮這般極具人格魅力的人。而在掌握了大權之後，輔政大臣也會為了權利進行争奪，進而導緻政局動蕩，而這也與設立輔政大臣的初衷相違背。曆史上造成此般結局的如西漢霍光，雖然霍光擁立了漢昭帝、漢宣帝，為西漢王朝的權力過度立下了大功，但霍光死後霍氏一族試圖謀逆，也正是得益于霍光作為輔政大臣之後，霍氏一族的權力增長；而三國并立時期，曹叡臨死前托孤以司馬懿和曹爽作為輔政大臣，輔佐幼主，但是最後盡管曹爽曾對司馬懿進行打擊，但到底曹魏江山還是為司馬氏所竊取。
是以，輔政大臣的設立是存在着極大風險的。但是當曆史發展到大清王朝時，這種輔政大臣制度卻非但沒有消弭，反而比比皆是。12位清帝之中，幾乎都設立了輔政大臣。而順治帝、康熙帝由于登基之時年齡隻不過是6歲、8歲的孩童，設定情有可原。但乾隆帝即位時，已經是年滿25歲，早已經不是幼主，對于父親雍正帝的施政方略、方針等都有了解，為何雍正帝還是為他設定了由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和大學士張廷玉、原任大學士鄂爾泰四人組成的輔政大臣呢？
首先，便是雍正朝末期的政局需要。作為經過康熙帝九子奪嫡的勝利者，關于雍正帝得位是否為正，一直存在着多種聲音，盡管雍正帝在上位後對八皇子胤禩、九皇子胤禟等人都進行了打壓，但即便如此以廢太子胤礽的兒子弘晳為首，在當時的滿清皇室内是存在着很大的反對聲音的，而這種聲音也導緻乾隆四年時，弘晳逆案的發生，當然這自是後話。
而且在雍正朝，雍正帝為了增加财政收入，整肅綱紀，進行了一些治理貪腐的舉措，而這也觸犯了如皇舅隆科多等人的利益，而在經濟上“火耗歸公”“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措施的實施，在增強了國家實力的同時，可謂是對士紳、官員團體利益進行了強有力打壓，這也導緻反對之聲比比皆是；而同樣是在雍正朝，民間更是爆發了曾靜案，而作為少數民族的統治者，是華還是夷？雍正更是為了能夠教化百姓，與曾靜本人進行了華夷之辯。
事實上，作為父親，作為出色的政治家，雍正帝為兒子打下了政治局勢的基本盤，但這個基本盤實則是存在着不穩定因素，是以雍正帝也隻得将自己信任的重臣張廷玉、鄂爾泰以及兩位皇室親貴作為輔政大臣，輔佐乾隆帝實作政權的安穩過度，實作雍正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安穩延續。
其次，便是對權利的再配置設定。在清軍入關後，八旗制度之下其實旗主都有着不可小觑的權利，而随着滿漢融合的加速，儒家文化的傳播，漢人士族的地位的上升，而樹立皇族、滿漢結合的輔政大臣，正如康熙帝朝以鳌拜、索尼、隆科多、蘇克薩哈為輔政大臣，既能夠為其所用，又可以一定程度上分而化之，避免權利獨掌。
而也正是在允祿、允禮、張廷玉、鄂爾泰的輔佐之下，乾隆帝才得以承襲父親遺志，而大清王朝也達到了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