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個好東西。
——鄧小平
鄧小平是一代偉人，經曆“三落三起”，嘗遍世間冷暖，其子女也随他經受許多磨難。
好在鄧小平和夫人卓琳有極強的家庭觀念，既不對孩子做過高的期望，又對孩子的品、學嚴格要求，孩子們都早早獨立。
他們的5個孩子，4個考上北大，
有的官至副國級、正部級，也有成名的美術家、科學家，
可謂一門棟梁。
一、長女鄧林：經抗戰洗禮，受疾病折磨，終成人民藝術家
大女兒鄧林生于1941年9月，當時正值抗戰，日寇瘋狂掃蕩，卓琳在行軍中誕下了一個女兒。
那時鄧小平已經37歲了，
老來得女，不可謂不興奮，
鄧小平取了夫婦兩人的名字，為女兒取名鄧琳（後改為鄧林）。
可是前線戰情吃緊，卓琳的身體狀況也很差，連奶水也沒有。無奈之下，他們隻得帶着10斤小米，把鄧林寄養在當地的老鄉家中。
2年後，當鄧小平夫婦再次找到那位老鄉，鄧林幾乎奄奄一息：
極度地營養不良，還得上許多不知名的疾病，連驅趕蒼蠅的力氣都沒有。
做母親的卓琳，怎麼能看着骨肉淪落至此。一向顧大局的她流着淚對鄧小平說：
“老兄（鄧小平的昵稱），砍了腦袋也得帶着孩子走。”
4歲時，鄧林口腔長了瘤子，連續開刀很多次；年齡大一些，又得了十二指腸潰瘍，内分泌障礙嚴重。
解放後，鄧林跟着父母輾轉上海、四川和北京，
鄧小平千方百計為她治病，才讓鄧林身上的病好得七七八八。
鄧小平和卓琳還經常給鄧林鼓勁，用許多革命時的故事啟發她克服困難，像父母一樣，成長為頂天立地的人。
鄧林在父母的影響下，養成了樸實敦厚的性格，在學習上一直名列前茅，後面
考入中央美院的國畫系，後來成為國家一級畫師，在藝術領域為革命做貢獻。
她的經典作品《遠古的回音》還參加了著名的“亞細亞現代美術展”，獲得金獎；她還經常為井岡山、延安等地作畫，為革命精神做宣傳。
鄧林接受采訪時，曾經說過一句話
：“許多人一輩子都得不上的病，我可能得了好多種，爸爸媽媽給了我新生活，我要更多回報社會。”
身為鄧小平的長女，她身患疾病不曾氣餒，而是把興趣變為事業，成為了真正的人民藝術家。
二、長子鄧樸方：身殘志堅，成為殘聯的創始人
1944年4月，鄧樸方出生于太行山中，他降生于抗日戰争最慘烈的時候，日本戰敗投降的前夕。
是以
鄧小平想給孩子取名“鄧太行”，
紀念這個地方的鬥争。誰知劉伯承已經生了一個“劉太行”，鄧小平隻得為長子取名“樸方”，有“樸實方正”的意思。
有了鄧林的“教訓”，鄧樸方跟随父母南征北戰，中間隻在農戶家寄養了1年多。
鄧小平、卓琳和鄧林（左）鄧樸方（中）鄧楠（右）
在四處奔波的環境下，鄧樸方堅強、有韌性，性格免不了有點“野”。當時卓琳開了一個學校，專門招收軍人子女，
鄧樸方成了“孩子王”。
每當學生們淘氣，卓琳必定先拿鄧樸方“開刀”，不聽話便揪耳朵、捂嘴巴，一點不留情面。
大家見“卓老師”對自己的孩子都這麼狠，也都不敢頑皮。
但另一方面，卓琳也非常注意孩子的培養，她自己就是北大實體系的高材生，平常沒事便給他們講授實體知識，
什麼是核聚變、連鎖反應等等。
有父母的幫助，鄧樸方學習進步很快。鄧小平一家人搬到北京後，鄧樸方也考上了北京大學實體系。
那時候，他想繼承卓琳在北大時的夢想，成為一個科技人才，以科技事業回報祖國。
可時局沒有給鄧樸方這個機會。
1968年，他從北大實體系教學大樓3樓摔下，沒有得到及時救治，
隻是做了一個“保命”的手術，落下雙腿殘疾，隻能躺在床上。
還是1年以後，在江西下放的鄧小平夫婦才得知鄧樸方的情況，給毛主席寫信将鄧樸方接到身邊。
看着兒子從北大高材生變成殘障人士，學業也無法完成，60多歲的鄧小平深感痛心。但他也知道：
越是這個時候，就越不能輕言放棄。
鄧樸方的态度也很積極，對鄧小平表示：
不僅要争取康複，還要“做出貢獻”！
從此鄧小平還承擔起照顧長子的工作，他每天固定地為鄧樸方翻身、擦身、打痱子粉。
為了鄧樸方，極少求人的鄧小平向許多老朋友，包括時任中辦主任的汪東興寫過許多“求助信”。
他終于找到加拿大的著名脊椎外科專家，
通過加拿大總理特批，來到中國幫鄧樸方治療。
但他們想盡了辦法，也就隻能幫鄧樸方順利坐上輪椅，不可能重新走路。
對劫後餘生的鄧樸方來說，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他選擇從自己的身體狀況出發，緻力于中國的殘障人士事業，創辦了中國殘障人士聯合會，幫無數殘障人士獲得正常生活。
退休前，鄧樸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這是副國級的職務，
也是他多年奮鬥于幫助殘障人士事業的結果。
鄧樸方繼承了鄧小平的精氣神，即使身體被輪椅“困住”，依然要作出一番事業，對其他人有幫助。
三、次女鄧楠：繼承母親和兄長志向，為科學做貢獻
鄧楠出生于1945年，也是抗戰勝利的一年。可接下來的解放戰争，劉鄧大軍作為戰略反攻的核心，千裡躍進大别山。
鄧小平前線戰情緊急，平時全靠卓琳一個人照顧和引導孩子，而鄧楠在幾個孩子中，是比較像卓琳的，即使身處戰亂，
也從小熱情可愛，喜歡學習。
解放後，鄧小平帶着全家老小到北京，鄧楠很高興地問父親：
“爸爸，平常時候，人家叫你首長，那到了北京以後你是什麼呀？”
鄧小平笑着回答：
“腳掌。”
在鄧小平這種低調務實的作風下，
鄧楠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并不知道父親的地位，也不知道他的官位有多大。
上學的時候，鄧楠都跟着哥哥姐姐們，乘坐公共汽車到學校寄宿，沉浸在學習中，在家裡呆的時間都不長。
鄧小平對孩子實行“啟發式”教育，
他從不說教，
而是把每個孩子的情況了解好，性格、特長、優缺點都了然于胸。
他經常看着孩子們的記分冊，
根據分數和老師的評語，跟孩子們分析問題，怎麼改進學習。
鄧小平負責“指方向”，卓琳負責“教學”。1969年，鄧楠就在這樣的條件下考上北大實體系。
可惜她也被時局所影響，下放到陝西插隊。
一個未來的科學家，無奈到黃土高坡成為一個農民。
她知道這與父親有關系，但從未抱怨過，反倒更加努力。旁人孤立她，她就利用農閑時間學習，找任何能找到的書來讀。
她還給遠在江西的鄧小平寫信：
“我一切都好，隻盼望有時間去探望！”
因為她深深知道，父親此刻的困難遠比自己要大，比自己更需要支援。
後來回到北京，鄧楠一直在科技領域工作，擔任中科院、科技部的多個職務，為祖國的科技事業作出貢獻。
可以說，她是
繼承了母親卓琳，和兄長鄧樸方的志向，認真在科技領域做貢獻。
四、小女兒鄧榕：在父母身邊的時間最長，繼承鄧小平遺願
鄧榕出生在1950年，鄧小平的5個子女中，鄧榕最得鄧小平的疼愛。
那個時候國家已經解放，生活也漸趨穩定，
鄧榕從小活潑機靈，為人踏實，可以說是和平、安定與發展的見證者。
鄧小平在忙碌工作之餘，最喜歡逗逗這個小女兒，有時候将她高高抱起，玩鬧一番，給心靈放松，然後回到緊張的工作中。
鄧榕（右一）和父母
在鄧榕心中，鄧小平更多以一個“慈父”的形象出現，
她在父母身邊的時間也最久，感觸也很深。
1975年，鄧榕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先後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人大辦公廳工作。
尤其在卓琳身體不好之後，就是鄧榕經常陪伴在鄧小平左右，
擔任保姆和秘書，一邊負責老爺子的健康，一邊支援他工作。
1992年，鄧小平南巡，就是鄧榕在路上照顧他的起居，記錄鄧小平的言行，這些内容後來都成為重要的訓示精神。
晚年鄧小平身體不好，
也是鄧榕始終陪伴在父親左右，保證他的身體健康。
細膩的鄧榕将跟随父親的經曆寫成了書籍，即著名的《我的父親鄧小平》，這本書情感真摯，廣受好評。
在書裡，鄧榕引出了鄧小平的經典語錄：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
盡管她的仕途前景很好，但她最終沒有從政。她曾說：
“我家出了“2個主席2個部長”，我就不湊熱鬧了，我做實在事罷！”
“2個主席”指父親鄧小平和哥哥鄧樸方，“2個部長”指姐姐鄧楠和姑姑鄧先群。
是以鄧榕也被稱為鄧小平的“史官”，為我們緬懷、學習、紀念偉人提供了很大幫助。
五、小兒子鄧質方：低調卻頗有争議的孩子，第一代“下海”人
鄧質方生于1952年，受母親影響，他也考上了北京大學實體系，并且趕上了改革開放的“留學潮”，攜妻子劉小元到美國紐約的羅徹斯特大學，攻讀量子實體學博士。
1985年，鄧質方與妻子在美國生下兒子鄧卓棣。按照美國的法律：
鄧卓棣也應該是美國公民。
這件事在國内引起一些議論：
鄧小平作為一代偉人，開創了諸多偉大事業，唯一的孫子卻是美國國籍，似乎有些不妥。
鄧小平聽到這些議論，明确表示：
“誰說我孫子是美國公民，他回中國就是中國公民。”
後來事實證明，
鄧卓棣的确在美國出生，但并沒有拿美國護照，而是在第一時間，通過中國大使館申請中國護照。
在他出生後，鄧質方和劉小元很快将他帶回了國内。
對鄧家人來說，為國家貢獻是最基本的。
鄧質方回國後，加入了中信集團擔任工程師，後來又成了分公司的董事長，是改革開放後的“弄潮兒”。
而鄧小平的孫子鄧卓棣學習也很努力，後來考上北大法學院，畢業後到美國進修。
回國之後，
鄧卓棣到了廣西基層工作。
這裡是鄧小平當年上司武裝鬥争，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地方，鄧卓棣還擔任過平果縣縣長，沿着先輩的足迹給老百姓幹實事。
總得來說，
鄧小平的5個子女在他和卓琳的引導下，個個都成長成才。
他們不僅在各自的領域有所建樹，而且都盡力維持鄧家的傳統，為國家做貢獻。
鄧小平雖然身居高位，但從未用權力為孩子們謀私利，反而對他們嚴格要求，善加引導。
孩子們受到他的牽連，人生軌迹被改變，他們也從不抱怨，互相之間更加有愛。
晚年鄧小平時常感慨：
“是我連累了這個家，連累了孩子們，以後一定要對他們更好一點！”
子女們都深知鄧小平的苦心，就像他自己說的：
首先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再是孩子們的父親。
而這些孩子們在鄧小平和卓琳的言傳身教下，自然而然實作自己的事業家庭，人生各有精彩。
他們會将鄧小平的精神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