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學界普遍承認人類的共同祖先來自非洲，但1974年，塞内加爾學者謝克·安塔·迪奧普（Cheikh Anta Diop）在其開創性著作《非洲文明的起源：神話或現實》中斷言古代非洲文明對世界的影響時，幾乎震驚和挑戰了曆史研究。
目前，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撒哈拉以南非洲藝術展廳”因“洛克菲勒翼樓”的翻新而關閉。21組（42件）相隔千年的、來自古埃及和中西非的雕塑首次彙聚在主樓，組成展覽“非洲文明的起源”，這也是大都會博物館曆史上首次向迪奧普緻敬。
“非洲文明的起源”展覽現場。（攝影：Seth Caplan）
當下國際社會處于對殖民文化的反思之中，尤其針對西方博物館中對非洲大量藝術品的掠奪性收藏，比利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已經開始兌現歸還文物的承諾，大都會博物館最近也将其館藏衆多貝甯雕塑中的兩件歸還給了奈及利亞，但展覽卻沒有刻意涉及這一方面。相反，兩位策展人（來自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藝術部的艾麗莎·拉加瑪和埃及藝術部的戴安娜·克雷格·帕奇）給公衆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大都會博物館自身的收藏曆史，以及文物中所蘊涵的文化和審美觀念的變化。
衆所周知，古希臘人欽佩埃及王朝的藝術，并從中學習。因為這層原因大都會博物館的發起人對古埃及藝術也頗具好感。與此同時，他們又認為，幾乎所有來自非洲其他時期的文物都不是“藝術”，屬于中央公園對面的自然曆史博物館。但這一認識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轉變，當時大都會博物館開始收購洛克菲勒的原始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Primitive Art)藏品，并在1982年建造了“洛克菲勒翼樓”來容納它們。
“前進的動力”部分展出的一對藝術品。左：大理石的青年雕像，希臘，約公元前590 - 580年；右：力量塑像，中非地區（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19世紀中期。（攝影：Seth Caplan）
通過展簽，觀衆可以了解文物入藏大都會博物館的時間，繼而追溯博物館在展示和推廣非洲藝術方面的進展。但展覽的特别之處是策展人将這段曆史嵌入了一個老式的“傑作展”之中，并從不同時期的非洲館藏中精選作品建構展覽叙事。
比如，在“最初配對”的标簽下，是兩個大小大緻相同、卻相隔數千年的雕塑。其中一尊名為“梅米和薩布”（約公元前2575-2465年），在這座埃及石灰石高浮雕中，一男一女僵硬地面對前方，仿佛在凝神照相。他們年輕、健壯、機警、且男性很有統治力，他的左臂環繞着她的肩膀。與之相對的是，19世紀初由西非馬裡的多貢藝術家用整塊木頭雕刻而成的“坐着的情侶”，這件雕塑中人物身高幾乎相等，捆綁在男人背上的箭袋和女人背上的嬰兒大小也相似，由此大約可以定義他們生活中平等的角色屬性。
大都會博物館對雕塑之美的标準來自“西方古典”的傳統，一些來自非洲的作品仍被包裝成“原始藝術”。但在這兩件雕塑案例中，以美醜作比較似乎并不适用。
19世紀初，馬裡的“坐着的情侶”（右）和來自埃及的“梅米和薩布”（約公元前2575-2465年）在同一個展櫃中。 攝影：Seth Caplan
同時，以文明的延續或“跨文化”為基礎的比較也不太可靠，是以策展人并沒有試圖證明十九和二十世紀加納、馬裡或蘇丹藝術直接來源于古埃及，而是以“紀念美”“令人敬畏的力量”“掌握金屬”等松散的關鍵詞，诠釋兩件雕塑并置的緣由，但更直接的配對理由或者就是形态、形式和視覺主題。
左： 19 世紀剛果藝術家作品“權力人物 (Nkisi)”；右：“跪着的人物”，埃及（約公元前 380-246 年），（攝影：Seth Caplan）
一個用混合了酒精和血液的泥土制成的河馬形物體來自20世紀的馬裡，與它放在一起的是河馬彩陶俑，這頭被親切地稱為“威廉”的小河馬是古埃及第12王朝總督森比（Senbi II）墓葬出土的一對河馬彩陶俑的其中之一。古埃及河馬型陶俑出土衆多，唯獨這隻河馬身上有着完整的蓮花花紋，這也展現了古埃及人眼中的大自然。
雖然這件河馬陶俑有着溫馴的表象，但古埃及人認為，河馬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之一，它是漁船和其他河上交通工具的不速之客。從展簽中可以了解到，出于對墓主人的保護，河馬陶俑的腿在埋葬前被折斷，以免它在來世傷害主人。如今之是以可以看到完整的小河馬，得益于現代修複技術。
上：20世紀來自馬裡河馬形狀的物體；下：來自埃及的河馬彩陶俑，約公元前1961—1878年。
同時展出的還包括古埃及王朝早期拳頭大小的幼獅雕像，貝甯（現奈及利亞）宮廷鑄造的一隻光滑的黃銅豹子（公元1550-1680年）；為永恒睡眠而設計的埃及石膏頭枕和旨在保護女性發型19世紀的木制頭枕（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圖像還是面孔和軀幹——兩個高大的木雕男性裸體，一個來自古埃及王國，另一個來自19世紀的蘇丹，他們應該都是重要的、值得被紀念的人物，一位如君主般高貴，另一位如舞者般輕盈。某些雕塑可能被認為是肖像，盡管其身份已經丢失，例如用蜜黃色碧玉雕刻而成的埃及女王頭像的殘片；也有一些肖像和其身份均被完整儲存，比如一個16世紀的象牙面具（洛克菲勒翼的象征），描繪了貝甯國王的母親，她也是一位攝政太後。
“傑出的女性”部分：來自埃及的“女人臉的碎片”，約公元前1353-1336 年和 16 世紀來自貝甯的“太後吊墜面具”。
展覽還延伸至博物館其他空間，比如，一個圓睜雙目的剛果人物似乎擾亂了希臘和羅馬展廳的和平。一列埃塞俄比亞遊行隊伍漂浮在中世紀大廳中。在歐洲展廳，一尊被人們尊稱為“關丹蘇”（gandansu）的馬裡母親木雕正望向朱斯佩·德·裡貝拉創作于1648年的不朽畫作。
跨文化和跨時代的聯系在歐洲展廳繼續，歐洲古典油畫與馬裡木雕對話。
随着博物館新閱聽人的發展，“熟悉”和“陌生”開始轉化，建立跨文化的交流變得越來越重要，由此“美”可以兼收并蓄、保持差異。也許有朝一日，博物館的觀衆會像熟悉希臘雕塑一般了解剛果人物。這對目前正在改建的洛克菲勒翼也是一種提示，或許僅僅更新硬體和布置是不夠的，還需要從概念上重新考慮，比如将古埃及納入“非洲藝術”的故事之中。同時大都會博物館有關非洲等地文物的收藏間接涉及殖民的曆史，對于這些藝術品是如何被移出原生地，過去的叙述也一直諱莫如深，如今也需要正視。
再看撒哈拉以南非洲所誕生的大部分藝術品，他們的表達往往是直截了當的，講述着正義與道德、正确的生活、個人的精神，也述說着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尋求平衡。其實早在西方現代藝術萌芽階段，藝術家們的目光就開始望向了非洲，非洲至今依舊擁有着吸引目光的藝術之美。
注：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